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
摘要：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在1945年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多种复杂因素下促成的。

虽然
国共双方显然都不指望一次谈判就能得到什么实质结果，但在美苏压力以及国内人民期盼和平的呼声中，双方还是在重庆会面了。

虽然历史证明，重庆谈判实际上并未取得什么结果，但作为抗战结束后中国两大势力举行的一次和平谈判，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它的重要性。

关键词：国内背景，国际背景，国共双方参加谈判的用意，谈判中的争议，结果及原因，历史影响
1国内背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由于当时首都南京受到日军部队的严重威胁，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又改重庆为直辖市，并于1940年定为“陪都”。

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

抗日战争期间，英、美、法等数十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或外事机构，而且还建立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这使得重庆在当时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压在中国头上的百年外侮也消除了，但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无数的贫民失去生命或者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大片的土地因为侵占掠夺及封闭而荒芜，数以千亿计的公有私有财产被破坏，各个阶级百废待兴，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都遭受了巨大的牺牲，所有人都不愿意继续看到战争的发生。

中国人民期待着凭借着自己努力取得的政权去建设新中国，重建家园，建立联合政府，实现近代化，而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民最迫切也是最美好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妄图霸占抗战胜利的果实，维持其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使中国继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

国民政府当局想利用“和平谈判”为幌子，背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发动内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以此来争取有利的舆论，从而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而蒋介石也相当然地以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进行和谈。

从早期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部分共产党党员及拥护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于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国民政府革民军进行了长期的作战。

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西安事变，两党宣布停战并联合抗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双方针对避免内战和重组政府及改制部队等举行了这次谈判。

当时共产党拥有人民军队约一百万，而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而中国共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在和谈中也准备了一些让步。

而抗日战争后，共产党也拥有了一些受到人民拥护的解放区和民选政府，但国民党同样拒绝解放区的存在，这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相违背。

当时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打出的是一面民主政治的旗帜，蒋在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决定打出另一面民主旗帜与之抗衡，此即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将训政变为宪政，从而以宪政的名义抵制联合政府。

2国际背景
这一历史大事件并不只是由中国内部的情形造成的，更是在当时国际方面美苏双方的强大作用力下产
生的。

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世界巨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痕迹。

它是二战胜利阶段美国和苏联两大巨头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一次重大交锋。

根据相关的参考史料可以很容易得知，重庆谈判这个看似荒诞的主意是由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提出的。

他认为，这种能够通过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直接谈判来解决国共矛盾的设想途径，是极其优秀而可行的，故而他一直致力于达成这种设想。

由于处于二战胜利阶段，太平洋战争已处于快要结束的后期（即对日战争也行将结束），美国这头庞然巨兽将舌头伸向了中国，其对华政策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由于日本的影响，美国一直支持中国对日作战，而现在由于战争将要结束，美国开始插手政治方面。

它企图取得中国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主导权，使中国成为美国称霸世界战略中的一大臂助。

美国这种设想虽然很美好，但它在中国的施行有着很大的障碍。

随着抗日战争的将要结束，国内国共斗争变得越发的激烈。

而且一场抗日战争使斗争双方的综合力量对比发生急变，国民党在战后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士兵们士气消沉，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迅速崛起，越战越强，已经成为能够与国民党争取政治大权的一股力量。

另外一方面，苏联这一大巨头也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崩溃），它同样开始变得积极地介入到远东地区的事务中来。

一旦苏联的军队参与到对日战争中，由于其参战者的身份，它将在远东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这势必会对美国消化中国的计划产生严重的威胁。

美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决心尽快解决国共矛盾，让蒋介石快速用政治手段和平稳定地统一中国各派的力量。

这样做一来可以集中全中国的能量对付日本，二来还可以将自己的对头——苏联阻挡在中国之外。

于是1949年，赫尔利奉命到中国完成其设想。

这是必要征得国共双方的首脑的同意。

虽然不知道他是否向蒋介石提出该建议，但于11月7日他带着一份国民党的提案前往延安。

因为这项提案主旨仍是为了达到国民党统治，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

之后双方在延安定下五项协议，周恩来随赫尔利前往重庆继续谈判。

但是由于赫尔利背叛中共，放弃五项协议，转而偏向国民党，该谈判无疾而终。

而此时美国政府召开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赫尔利希望以此为机会，为解决国共矛盾创造条件。

因而他在国共又一次谈判尚未结束时回国述职。

这既是因为他对这次谈判失去了信心，也更是因为急于了解雅尔塔会议的内容，并争取美国军政首脑的支持。

之后赫尔利返回中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无独立的主张，只是一件听命于某大国的工具。

第二次来华的他一面用三大强国美英苏一直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施压，一面积极推动中苏谈判，企图借助苏联解决国共问题。

美国知道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那么它在中国将什么也做不了，故其与苏联有过多次接触，以期与苏联协调行动。

于是美国由独唱转变为美苏二重唱。

然而战争局势突变，苏联在中苏谈判未完时突然向日本宣战，直入东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此中百万国民党军队龟缩于后方，而中共的军队活跃异常，由此改变了重庆谈判双方的谈判地位。

3国共双方的用意
重庆谈判是抗战后期国共多次谈判的继续，是国民党妄图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而发动多次谈判的连贯过程中的一环，它并非孤立的，但它却是日本突然投降这一背景下猝发的事件，因为作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毛、蒋的正式见面而成为一起著名的历史事件。

在这一系列的谈判中，国共彼此的意图随着战事的进行也在改变着。

这些谈判既是政治谈判，更是政治谈判掩盖下的军事谈判，当然也包括这次著名的重庆谈判。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先后投下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日本投降。

这突然的投降，使国共两党的行动骤然提速。

共产党本打算以波茨坦宣言的名义，绕开蒋政府接受他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并占领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和要点。

但盟军关于日军向蒋投降的命令以及不
久前签订的中苏条约，蒋介石的这两张牌从两个方向阻断了中共的行动意图，一张使中共不能采取与盟军直接挂钩的方法绕过蒋，从而不能实现使日军向中共交防的意图。

另一张则使中共不能与苏军配合作战。

更重要的是，这两张牌使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再次获得国际社会的确认，中共力争成为“君”的意图已不可能实现。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由于垄断了日军的受降权，并且获得了苏联对其的“道义”支持，扭转了在日军一号作战打击下形成的被动局面，使原来在国共谈判中的守势变为攻势。

“但国民党政府对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是有所顾忌。

国民党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而，蒋介石选择了举行谈判来争取时间。

”于是蒋主动三次电邀毛赴渝谈判。

这个建议据目前的资料来看，最早由侍从室主管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唐纵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8月11日，唐即拟定一份“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并于8月12日呈蒋。

在该文的政治部分唐提出如下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

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

”因此，邀请毛来渝谈判的政治效果就显而易见了，毛来不来对国民党来说均有利。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对于这次重庆谈判的基本意图。

对于当时迅速变化的局势，毛泽东在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如下总结：“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

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我们；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

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在经过日军投降后国共两周的较量之后，毛承认了逆转的事实。

在这次会议前后，斯大林两次来电敦促毛赴渝谈判，特别是二电，其大意为：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拒？这个引起了毛泽东新的认识。

就这样，在八年抗战后人人思和，苏、美的极力促成和当时国共局势的变化背景下，以及共产党希望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认为和平将更有利于他们发展，中共最终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在机场毛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谈话，表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国内政治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

”通过这篇看似平淡的讲话，毛向外界传达了自己来渝参加谈判的主要意图，而这段话也成为日后研究重庆谈判中对于共产党意图的正统观点。

4谈判中双方的争议焦点
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为和平建国而展开的新一轮谈判。

其实，国共双方对谈判会取得的成果打一开始就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而不得不展开对话。

8月29日，双方开始初步接触，其拟定谈判题目包括：
一·和平建国大计（一般原则由蒋、毛直接商谈）
二·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治伪军等）
三·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
当日，蒋介石亲自确定谈判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有蒋的这三条原则可看出，他的目的在于维持独裁统治，并且急于一次性解决共产党的军队问题。

而反观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可看出共产党的意愿与蒋介石的相差巨大：（下面只述与蒋之原则违背款）一·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二·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

在随后的谈判中，虽然双方看似通过各自妥协取得了一些进展，其实在关键问题上双方毫不相让。

最终谈判的焦点聚集于这三个问题：一，军队数量。

二，省区划分。

三，国民大会。

军队问题可谓两党之老问题了。

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实际已拥有120万军队。

共产党的要求是得到16
个军48个师的编制，而国民党只愿给出12个师的编制，并声称已为最高限度。

而“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国民党则明确拒绝考虑。

并指责中共既主张军队国家化，“又仅就片面立场提出，没有顾及彼此均应遵守之原则，”“其于国家之统一，实相违背”。

后在赫尔利的调停下，国民党让步至16个师，后又让步至20个师。

可与中共之要求仍然相差巨大。

省区划分也是双方的争执焦点。

中共的提案是：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而国民党自然不会同意，其回复为：各县行政人员，省行政人员，中央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

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市副主席，既非“真诚做到军政令之统一”实际上是拒绝了中共的提案。

国民大会问题，由于旧的国民大会代表实际上由国民党一手包办，所以中共的要求是，“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可见中共在此问题上态度强硬。

而国民党方面的方针是：“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但其名额可使之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决。

”后中共出于斗争需要，做出让步，表示不反对参加国民大会，但不能放弃“重新普选国民大会代表”的主张。

在这一点上双方还存在商讨余地，但显然双方对对方的立场还很不满意。

5 结果及原因
结果：达成了“双十协定”不久，国民党撕毁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

国共两党正是进入交战状态
原因：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阻挠！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谈判。

对中共而言，重庆谈判是一次成果辉煌的谈判。

重庆谈判对中共来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道路和“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和平的实现，各种宣传材料和宣传言论都直截了当的宣传这个方针，让广大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场，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深入人心，1945年9月10日，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中提出：“这个新的时代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团结的。

”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双十协定》上，国民党迫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广大人民舆论的压力，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明确的写入了《双十协定》，并以此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方针。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道路和“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的胜利。

在重庆谈判前，有一些人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楚，特别是国统区和一些沦陷区的人民，对共产党了解不多，再加上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使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误解，甚至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抢占地盘，不是真正为了全国的和平。

如到达沈阳后的罗荣桓深切感受到，市民“还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见我军服装破旧，枪械不精，举止言谈‘土气’，尽管我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也总是敬而远之。

”毛泽东不顾自身的危险，毅然选择前往重庆谈判，粉碎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了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
在重庆谈判期间，尤其在重庆谈判中后期，毛泽东已从谈判的艰巨性中认识到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不大，因此除了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斗争外，还积极主动地结交社会各界的朋友，宣传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争取民心，试图与民主力量联合起来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

当时，在国共两党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政治力量，这便是以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派。

他们虽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在民主革命中，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中间的势力第三方面，
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大批人，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

此外，重庆谈判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使得解放区获得了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恢复和发展的时间。

中共从重庆谈判中后期起已感受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有限，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武力进攻中共，为了以斗争求团结，便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在解放区开展了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还派十多万军队和彭真、陈云等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而且中共通过让出八个解放区，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宣传的中共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的谣言，更重要的是中共借此集中了兵力。

因为这些解放区大多在交通要道上，国民党无论如何要来争抢，中共军队撤出后就避免了内战爆发时这些地区的解放军被国民党军队给各个击破，使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态势上处于有利地位。

这些对后来内战中中共的胜利也是相当重要的。

6历史影响
发生在1945年的中共重庆谈判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

时值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从全民族反抗外来侵略者转为战后如何和平建国及处理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利益重新划分的问题。

最后这次谈判在一种表面和谐的情形下圆满结束，但是作为一次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重庆谈判对于1945年后的中国历史进展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

从谈判的直接结果来看，重庆谈判并没有达成许多实质性的决议，在许多的关键问题上双方也是持有一种搁置再议的态度，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性矛盾没有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可是谈判的影响果真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微不足道吗？我想不是，这次谈判使局势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

抗战结束，拥有美国作为其后援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对中共具有不对称优势。

作为蒋介石这位国民党领导人来说心理优势是巨大的，即使但是中共在解放区拥有120万的武装部队和220万的民兵，蒋介石对于中共也是不屑一顾。

而这次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彻底击碎了蒋介石原本以为的能够轻而易举击败中共的想法，所以第一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心理优势趋向于瓦解。

第二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给国民党的官僚们带来了许多最新的信息，由于此次谈判事关中国战后的走向，所以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而毛泽东适时在媒体上公布相关的信息，也让国民党的官僚们间接地了解了目前的局势，而局势的变化是出乎他们原本意料的，所以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在国民党的内部有所蔓延。

第三，在这次的谈判之行中，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反复不定，优柔寡断被中共注意到，透过其表现可以探知蒋介石对于外部势力的干预非常敏感，十分注意美苏的态度以至于在做决定时畏首畏尾，而这一心理特点也使得蒋介石在今后的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上弊病百出。

第四，就在重庆会议中期，蒋介石收拾了云南的军阀龙云，原本的打算是调龙云进入中央工作，由于担心其不服从命令，而派遣杜聿明调用大军包围龙云的府邸武力逼迫其就范。

就是这样的一次插曲，确是向外界透露出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矛盾的激烈，蒋介石中央军和各个地方军的矛盾愈演愈烈，国民党中央的统治权威遭到破坏，为后来的国共内战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而这一切都给在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共无比的自信。

第五，毛泽东准确的判断了局势，不惧危险前往重庆与国民党会谈，展现了中共的为民族为国家着想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同时利用重庆会议的媒体资源，打通了与国际交流的通道，使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局势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舆论支持，中共的忍让退守和平为重将1946年爆发的全面内战的责任让国民党承担，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为后来的内战胜利奠定基础。

综上来看，重庆谈判的见解影响对于事态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决定作用，更以其思想心理舆论上的影响最为突出。

通过这次谈判，中共占据了正义的一方，获得了大众的舆论支持，心理上看到了国民党的外强中干使自己对于未来更加乐观，战略上的适当收缩使人民解放军在抗战后得到了休养，又恰到好处的为战略大反攻做好准备。

国民党方面则是优柔寡断，在外部势力面前摇摆不定，内部从在严重的派系斗争，并且经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人民矛盾激烈，心理上更是对于中共有所畏惧，对前景存在一丝悲观，士气低落。

所以，一次表面友善的重庆谈判，其在历史的进展中意义重大，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其的历史地位，重新去省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