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奥肯定理的含义

科学解读基尼系数

在借鉴和应用基尼系数指标体系时，要注意基尼系数经验数据产生的社会背景。基尼系数产生于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充分，人口比较少，地区经济差异比较小，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消除的西方社会。当将基尼系数运用于中国尤其需要谨慎对待；

应用基尼系数时还要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基尼系数水平。基尼系数的高低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密切相关。这提示我们，应注意运用基尼系数分析的社会条件、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不能照搬，在应用基尼系数分析时，我们特别要防止在不科学地运用基尼系数基础上，将中国当前的社会差距放大，进而推断出现在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由改革造成的、是实行市场经济造成的。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不免成了“食洋不化”又一个例子。一段时间以来，基尼系数已被广泛引用来反映说明社会的财富差距与收入不公。人们甚至将基尼系数的社会差异指示性无限放大。但事实上，我们在引用基尼系数的同时，要科学认识基尼系数本身的局限性。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统计学、社会学教授雷维索莫塔·基尼(1884-1965)在1912年引导出的一种度量收入分配平均与否的尺度。简单讲，基尼系数为0，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绝对平等；基尼系数为1，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一个基于西方社会状况的经验认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社会收入分配平均性“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收入分配过于悬殊，可能导致仇富等社会严重对立，甚至进入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们应当怎么借鉴和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呢？

其一，注意基尼系数经验数据产生的社会背景。

首先要有正确的背景分析，基尼系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产生于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充分，人口比较少，地区经济差异比较小，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消除的西方社会。当将基尼系数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育仍不完善、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且历史差异大、存在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时，尤其需要谨慎对待。

其二，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基尼系数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New Approaches to Poverty Analysis

andPolicy1995)反映：基尼系数的高低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密切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GDP低)的地域，其社会的收入分配也普遍趋于不平均(基尼系数高)。这提示我们，应注意运用基尼系数分析的社会条件、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不能照搬，如果不考虑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加分析将基于发达社会的基尼系数经验数据运用于仍处发展中的中国，就会把原本科学的方法变成有悖科学的。

其三，在二元结构经济中运用基尼系数可靠性更差。

再进一步说，当我们针对类似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地域来测算和比较基尼系数时，更要谨慎、要讲求科学运用。因为地域辽阔，经济是呈现城乡二元结构，各地区的基本物价水准和生活费用指数也呈现较大差异。比如在兰州市郊区拥有一套二房一厅的家庭，同在广

州市中心拥有同样面积住房的家庭相比，他们的居住质量是接近的。但从基尼系数的视野出发，其计算过程并不考虑物价差异，而把两个家庭的住房货币化为财富来比较，两个家庭就有显著的差异了，就可能把两个家庭分置于不同的收入和财富等级中。尽管两个家庭实际的住房福利享受状况是大致相同。所以，国家统计局邱晓华在2003年就讲过，国家统计局从来不单纯使用基尼系数。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理由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基尼系数不管用，一定要在中国使用，起码基尼系数的经验区间要放大。

其四，基尼系数在反映经济公正性方面同样有局限性。

基尼系数反映的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它只指示分配的结果，而不考虑分配的初始条件和分配中各群体投入的劳动。因此，它是一个单纯指示结果公正的工具，而不反映程序的公正与否，即它只看不同人群最后获得了多少钱，而不看各组人群到底为获得那些钱各自付出了多少的劳动和接受了多少教育。所以说，只要我们的社会是同样接受程序公正的，就应该更谨慎地注意到基尼系数的局限性。

其五，基尼系数所反映的一些客观差异在全球具有普遍性。

即使在发达社会其基尼系数统计也反映出一些差异存在的普遍性，即城乡差异(部分因为生活费用的差异造成)、地区差异(很多是因为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年龄群体间差异(部分由于政府的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男女差异(涉及社会的性别不公正)。

以上几点分析的提出也许有助于人们在应用基尼系数分析时敲响警钟。我们需要防止照抄照搬，特别是要防止在不科学地运用基尼系数基础上，将中国当前的社会差距放大，进而推断出现在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由改革造成的、是实行市场经济造成的。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不免成了“食洋不化”又一个例子。

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我国贫富差距在近十年的增大的确是事实，的确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敲响警钟，进而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来加以分析，通过坚持效率优先，更加关注公平，并通过实干来加以控制解决，这才符合和谐社会的构建宗旨。简单地照搬，只会引起人们对于改革开放道路的疑虑，这才是对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挑战。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联副主席)

想想也是，堂堂统计部门，拿手的是用数据说话，经济社会运行中是否出现了问题，专家们依据统计部门的数据便可做出诊断。因此，只要你报告说“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是0．46或0.47”，便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而一味强调“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但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高的原因”，因此要“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则让大众不解。

虽然明确地要给基尼系数打“国情折扣”是在当下，但基尼系数偏高甚至超过警戒线的争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并在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国情折扣”的理论基础。比如有官员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中国农村人

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更有学者底气倍儿足地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并不严重”，如此这般下来，先不说争论的内容如何，仅仅是世界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基尼系数，在中国实际上就已变成了好多个。似乎一个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

其实，基尼系数并不复杂，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差距的经济指标，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用。例如，已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为0．32，收入差距适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也高；而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43以上，平均为0．52，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社会出现财富的过度集中，实现了城市化，但城市里到处是贫民窟，人们不能充分就业，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问题严重，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诚如一些官员、学者所言，中国的基尼系数偏高，是因为中国的城乡差距大，而这一点正好说明了基尼系数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为什么还要再打一个“国情折扣”呢？

如果我们不打这个所谓的“国情折扣”，就用世界通行的基尼系数来审视中国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程度，结果又当如何呢？

其一，基尼系数偏高，说明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较大。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就在于它的适用性，即该系数不但可以反映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可以充分反映出中国转轨过程之中的贫富差距。因为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过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代名词而已。而城乡收入差距大，反映到基尼系数上自然就高。这说明，使用基尼系数这一国际惯例是可以充分反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之国情的。何况，中国是一个整体，并未因为差距而分为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用一个基尼系数来准确反映整个中国的收入差距呢？

其二，基尼系数不但偏高，而且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说明有出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基尼系数之所以被广泛应用，还在于它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社会的两极分化。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两极分化的预警。然而，预警毕竟是预警，社会动荡也毕竟只是可能性。如果我们因此而充分重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预防两极分化，并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发布基尼系数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为统计数据的作用在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其三，中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肯定有“二元结构”的原因，但并非都是“二元结构”

惹的祸。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经过短暂的缩小之后，又呈扩大之趋势。如果没有得力的措施，这种扩大趋势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我们承认“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并非是为了让这一国情永远“二元”下去。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目的何在？“消灭”二元结构是也。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应当不断努力，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其四，中国收入差距较大的事实，不只是表现在城乡之间，还表现在城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等。基尼系数固然简便实用，但获得真实的收入数据，在目前的国情下确实麻烦得很。许多研究成果包括发布的调查数据都已经表明，除了城乡之间，中国城市居民内部、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按照领导讲话的口气，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