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开端

黄帝统治时代，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的上天下地，而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即昆仑山，黄帝所造】往来于天地之间。

而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对】之乱后，又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间强者凌弱，众者暴寡，酷刑泛滥，杀戮不止。

后来，黄帝的继承者“颛顼”【zhuān xū】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一次大整顿！

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

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

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

《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意谓使天地各得其所，人于其间建立固定的纲纪秩序。

在中国上古的黄帝时期，有过一次"绝地天通"运动。什么叫"绝地天通"？什么叫"地天通"？"地天通"是说人可以、能够与天地相沟通。

传说在黄帝之前，这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黄帝之前是什么时候？是伏羲、神农时候。若按照易经的理论，神农时期即《连山》时期。《连山》、《归藏》、《周易》被称作三坟。其中的《连山》，就应该指的是神农对《易》的运用。

我们所称的中华民族始祖中的三皇，伏羲、炎帝、黄帝，其中的炎帝即指神农。炎帝神农是中华民族的医药之祖。相传神农采药，踏遍千山。研究易经的人就应该从易经的角度想到，神农是把《易》运用到了对山的认知上，对山石与山上所出产植物的认知上了。即对易经8个主卦中重艮卦的应运。即对《先天64卦方圆图中方图上重艮卦横排8卦与竖排8卦共15卦的发挥与应用。并且所排"神农64卦方圆图""应该" 是以重艮卦为首卦。由此被称为《连山易》。后世对神农用易知之少，研究少。或许是因为神农也只是一个用易的人，不是原创者。后世以至我们当代做易经的，是没有人不知道伏羲的。我们又对伏羲知道多少？在无文物、无史料的无史可稽的情况下，我们怎样能够尽可能多的知道伏羲？

"绝地天通"这句话，是经书中讲到的。"绝地天通"是一次历史事件。发生在黄帝时期。这应该是一场类似发生在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的事件。它是一次历史运动。这次运动杜绝了人民原来人人能够作到的与天地交通的自由。我可能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说黄帝坏话的人：他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的，统治上的，军事上的。也正是因为这样，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凝聚、统一做出了贡献。做出了比只顾创造易的伏羲、只顾山上采药的神农在政治统治与民族凝聚方面的贡献。从"绝地天通"这一历史中透漏的信息是：黄帝之前，伏羲、神农时期，人人可以与天地交通，人人享有与天地交通的自由。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中国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人们或从中国先民思维由低至高之发展而引出中国哲学，或从宗教天命观念之衰落而讲哲学之产生。有学者，分别借“巫史说”[1]（或称萨满说Shamanism）和“突破说”[2]（break through），申论中国哲学之开端，别开生面。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一、西方哲学的开端

《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将前一“指”称为“物指”，亦可反向言之，“指”非“物指”。后现代哲学舶入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界所着意者，有其对于颠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3]的资源性价值。重新审视所谓“哲学”，忽然省悟“指”非“物指”，“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回事儿。换言之，只有在“离坚白”之“离”的方法论下，才能从实存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哲学――这些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家族”说来把握，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成员中――“离”出一个作为“共名”的所谓“哲学”来。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4]，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5]，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而是需要在探求

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另一方面，探求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论者有无自觉，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它都无可避免地属于比较哲学研究，即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提出中国哲学开端之假说，并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去验证假说。

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6]－－“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7] 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8] 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由于哲学产生于闲暇，人们探索哲学除了求知外，没有任何其他外在的目的，因而哲学“是惟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9] 学者们还会引证西文中“school”一词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skhole），来支持亚氏的说法。[10]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11] 这就如同美国记者和作家房龙在那幅名为《希腊社会》的漫画里所画的，古希腊“自由人”的宗教、法律、科学、艺术、戏剧等杰出成就，是在由底层的奴隶辛勤劳作所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的。[12] 看来，哲学是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精神空虚”的产物，人们精神“空虚”了，才会去思考哪些脱离开生活日用的玄远的事物，例如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

据此，我们不免会推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哲学不得不产生，使得具有闲暇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好奇”或“惊异”的时候，不得不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第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摆脱对宗教的依赖，独立地进行思考。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前者，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后者，但从逻辑上说，似乎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解释哲学是如何在希腊文化中开端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是从古希腊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神话等文化样式和文化生活内容中，去找寻哲学的胚胎和种子，试图把它们作为孕育着哲学的土壤[13]。哲学就是在其中被培植起来的，一旦哲学成为一种需要时，便水到渠成般从中破土而出。黑格尔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惊异”和“闲暇”后，就补充了理智的增长这个必要条件。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14] 哲学史家们对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创始人的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先驱们的研究，表明了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培育是多么的重要，用他们的话说，泰勒斯不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15]。哲学史家们重视神谱的作用，认为“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理由是“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胎。” [16]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17]。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有的哲学史家意识到促进从宗教到哲学转变的那些要素。例如德国的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分析了宗教中群众性的祭祀到作为个人的祭司和预言家的出现、来自于小亚细亚甚至来自于印度的异质宗教思想对希腊人原有宗教的冲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希腊城邦的出现等因素，对哲学产生的意义。[18] 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有着鲜明的区别。梯利明确地把哲学与此前的神话和神谱学加以区分，认为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试图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