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行文化是时代精神的直观反映

青年流行文化是时代精神的直观反映，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青年流行文化依附于成人主题文化，没有独立的精神空间和自己独特个性，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对内改革，是整个神州大地从文革的创伤中慢慢恢复，一大批青年走进了大学校园，成了流行文化的建设者与鼓吹者。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港台流行音乐吹进大陆千家万户，让邓丽君、罗大佑等港台艺人的名字同他们的歌声一起传唱一时。

大量译著又向大陆青年介绍了尼采、弗洛伊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1985年，该阶段文化上的绝对控制渐渐从青年流行文化生活中退出，青年自己的关怀与思考开始升腾，此时的青年流行文化仍定位于严肃文化的层面。

比如说，虽然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唱于大街小巷，但社会上的主流意识仍然认为这属于“资产阶级的淫词滥曲”，认为在歌曲中表达情愫是低级趣味的。

再如中国最早的模特大赛，本是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也顺应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潮流，北京、广州等地纷纷举办模特大赛，颇有风靡一时的趋势，但迫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这些比赛最终都无果而终。

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启动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沮丧失望的心情，社会的进步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生活热情。

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上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立即得到了全国青年的积极响应。

也可以从当时的流行歌曲中看出那一代青年的爱国精神。

如创作于1980年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唱道：“创造新的成绩，描绘新的蓝图，需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歌词通过对现实的抒写，对未来的畅想，刻画出立志投身祖国建设的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形象。

既唤醒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主体意识，又警策他们珍惜时光，让青春在四化建设中闪光彩。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改革开放10年的积累，青年中关于文革那个时代的记忆似乎已慢慢淡去，他们自我的意识力量暗流涌动，终于在一个节点升腾爆发，焕发出那个时代青年独有的活力。

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崔健在北京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身着农民装，裤腿一高一低的演唱《一无所有》，赢得在场观众经久不觉的掌声，并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精神的写照。

与此同时，新的青年流行文化也在抢占文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这一时期，朦胧诗人的诗歌名篇像荒原上的野火，点燃了无数青年心中的文学圣火，以深邃悠远的反思和痛彻心扉的呐喊道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朦胧诗与新诗潮运动，从形式和思想内容上都冲破了旧有传统，以全新的探索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青年通过文学反思过去的深重灾难，探求未来的和自我满足。

”“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

”这一时期，王朔的小说作品不断被搬上银幕，王朔在小说中复活了大批鲜活的北京市井流行语，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消解了中国文学严肃、正经的刻板面目。

他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成为流行于青年间的日常用语。

王朔在小说中用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传统的理想主义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一方面使青年流行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青年流行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青年文化的发展变化深刻反映出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积极的影响，新一代中国青年将会运用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建设出更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