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

试论我国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时期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也应该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

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德治”“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

从汉代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因而“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

人们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因而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

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在强调“德治”的过程中也确实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治”。

（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

”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

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

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

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

二、新时期法治与德治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道德和法律各自的局限性以及两者之间互补的关系。

它对于我们在今天恰当地看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提倡德治；法家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提倡法治。

儒法思想内容丰富，源远流长。

当今社会主义治国方略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是对传统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具有时代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治即依法治国，是指依法办事的一种政治主张。

我们所讲的法治，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

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中，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矛盾，强调“法治”是极其必要的。

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措施，我们就不能给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罚，就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是，我们决不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视甚至否定“德治”的重要作用，而要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

我们所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优良成分、抛弃其糟粕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注意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德治”。

这里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

这也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和中国古代儒家“德治”观的重要区别之一。

可以说，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二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法治”，以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德治”，以说服力和劝导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法律虽然更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它只能对那些触犯了刑律的人和事发挥作用。

道德虽然属于“软约束”，但它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范围却比法律要广泛得多。

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人们严格地、自觉地遵守法律，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就决定了高度的道德觉悟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必然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构成保证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

此外，由于社会主义法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因而当法律因其不够完备而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时，社会主义道德就可以以自己的独特功能，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我国的强国之保障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必然取决于其历史背景和国情。

在中国，由于传统伦理法文化的特殊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法扫清社会发展的障碍，以德正本清源。

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针，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法治成了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如何才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就目前而言，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全面、充分、深入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紧密结合，应当成为我们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

由于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使他们不去犯罪，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有力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还应努力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社会的稳定、能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于能否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怎样对待公平和效率问题，等等。

我们应当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指导思想，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三）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应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联系一要通过科学的立法活动，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具有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强制力。

道德是靠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来保障实施的，但是，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

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这些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把那些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

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制约”变成“硬制约”。

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立法，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和典型人物给予各种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二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

例如：通过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虐待老人的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通过打击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可以提高经营者的职业道德和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自觉性；通过实行政务公开，既可以培养政府的诚信意识和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以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

此外，具有良好法律知识和道德素养的执法人员的公正执法行为，不仅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遵纪守法，同时，又会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

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通过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推进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要通过从严治党，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成为遵守国家法律和实践社会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这样才能使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落到实处。

总的来说，德治和法治应该双管齐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又应该有所倚重。

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出现滑坡、诚信发生危机，特别是存在集体堕落的情况下，就必须把法治摆在特别突出的地位，否则就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效地遏制并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作者简介：黄琴（1981-），女，四川眉山人，中共乐山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