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林讲解词

各位游客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

非常高兴能为大家讲解碑林。

（4部分）
1、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其前后分为孔庙、碑林、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

碑林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起来的。

孔庙又称文庙，是封建社会专门祭祀孔子的地方。

西安孔庙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下面就请大家随我一同参观。

眼前这座木牌坊叫“太和元气坊”，“太和”指阴阳两合，“元气”指人的精神，生命之本源，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皇族朱惟柪捐资400多两黄金修建的。

“太和元气坊”东西两面供人们出入的门分别叫“义路”和“礼门”，为供君子出入之门。

牌坊南面外墙的“孔庙”二字为清末书画家刘晖所写。

牌坊前两个扇形的水池，最早建于元代，叫“泮池”。

古代礼制中，天子之学叫辟雍，诸侯之学叫泮宫，泮宫的水池称泮池。

泮池上有桥，叫泮水桥，为古时学宫之桥。

泮池前的这道门叫棂星门，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是神话中主管取土的神。

在古代每到祭孔大典时，中门只能进出主祭人员或最高官员，一般官员走西门，工作人员走东门。

进入棂星门，道路两旁各立有两个八棱形的石柱，它叫“华表”。

天安门前的华表属于等级最高的一种形式，上面有盘龙，象征着天子，而我们眼前华表上的动物叫做牴祪（dǐguǐ），也叫做望天犼，是一种祥瑞之兽。

下来我们该经过戟门，这座门建于明代，是供祭祀大典的文武官员整理衣冠、熟悉仪规之用，故又叫仪门。

穿过戟门可以看到东西两侧各陈列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东边的叫做景云钟，是因为它铸成于唐睿宗景云二年，每年新年辞旧迎新的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西边的是大夏石马。

大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由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创立。

这匹石马是从西安查家寨他的儿子赫连璝（guī）墓旁移来的。

在博物馆中轴线上，我们能看到左右对称排列六座亭子，叫御碑亭。

因为每座碑亭里都立有一方清代皇帝所御笔书写的碑，碑文内容主要以平定少数民族叛乱为主。

道路两侧有东西两庑，原来是用来供奉孔子72贤士像的，现在为博物馆临时展厅。

令人遗憾的是，供有孔子像的孔庙正殿大成殿在1959年9月毁于雷火，现在已经荡然无存，面前的广场就是原大成殿旧址。

正前方就可以看到“碑林”二字，碑林以碑石耸立为林而得名。

相传这二字出自林则徐之笔。

2、正前方这座亭子叫孝经亭，亭子里面是被誉为“迎客第一碑”的《石台孝经》。

因此碑位于三层石台之上碑文内容是有关于《孝经》的内容而得名。

这方碑石通高6米2.碑首、碑身、碑座由35块石板组成，碑首雕刻有三重卷云华盖，碑座三层石阶上有线刻蔓草瑞兽，寓意此碑顶天立地。

碑额是由当时的太子李亨篆书题写“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用隶书书写，大字是孝经，小字是注释，字体雍容华贵，端庄大方。

碑侧的一段行书也是李隆基亲自批注，意思是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封建教育的源泉，因此亲自书并注，以使后人尊崇并发扬光大。

石台孝经碑镌刻于公
元745年，它与第一展的开成石经是在北宋时期最早移入碑林的藏品，可以说是他们奠定了碑林4000余方碑石的基础。

碑林第一展室是被誉为“石质书库”的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因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而得名。

共由114块两米多高的巨石组刻而成。

碑石两面刻字，共228面，刻字为650252个。

内容是《诗》《书》《礼》《易》《春秋》等12部儒家经典。

有些碑石上有残断的痕迹，是因为明朝嘉靖年间陕西发生关中大地震，死亡83万同胞，44块碑石被震断在地。

当时的府学官员叶时荣等人专门组织人员，将震倒的碑石扶起，并将剥落的文字补刻了97方小石立于碑旁。

至清代又补刻了《孟子》19石，至此，儒家十三经的面貌完整的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开成石经》是中国古代七次刻经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被人们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厚，最重，最大的一部古代教科书，具有“石质图书馆”之称。

第二展厅以收藏唐代书法名碑为主。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碑林在世界上知名度较高的碑石。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罗马的称谓，“景教”是基督教中早期的教派“聂斯脱利派”。

这方碑石详细叙述了景教在唐时传入中国的经过，传播情况，以及景教的教规、教义和教旨。

在碑文的两侧及下部还留有古叙利亚文书写的当时景教僧人的提名。

这座碑石成为我们研究基督教史及中国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它也因此成为世界四大名碑之一。

现在已经有好几座景教碑的复制碑分布于世界各地，但唯一真品则一直收藏于碑林。

因此，它也成为禁止出境的国宝。

楷书在唐代发展最为成熟，出现了许多楷书大家，初唐有杰出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欧阳询历经陈隋唐，书法尽得隋碑峻利，又不失北魏风貌，在峻利中求圆润在圆润中求俊秀，《皇甫诞碑》正是欧阳询所数。

皇甫诞是隋代大官僚，这座碑石是唐贞观年间他的儿子为父亲追建的。

颜真卿是中唐时代书法大家，后人将他的楷书称“颜体”，被誉为“中国楷书第一人”，他摆脱了初唐楷书的俊秀，创立了一种浑厚大气的字体。

《多宝塔碑》是颜真卿44岁时所写，反映的是他早期书法的风貌，字体工整细致，结构规范严密，用笔一丝不苟，因而这方碑石也成为后人初学楷书最通行的范本。

旁边的碑石则是颜真卿72岁高龄时为父亲颜惟贞家庙前所写的《颜氏家庙碑》，内容记载颜氏家族的家史和仕途经历。

跟早期多宝塔碑的字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颜体成熟的代表作品，与《多宝塔感应碑》相比，这座碑上的字显得笔力雄健，造型丰美，气韵醇厚，可谓：“人书俱老，炉火纯青”。

与李阳冰篆书题额相得益彰，世称“双壁”。

在唐代还有一位与颜真卿齐名的楷书大家柳公权，碑林的《玄秘塔碑》是柳公权代表名作，柳体楷书与颜体风格迥异，以骨力著称，下笔斩钉截铁，干净利落，结构严谨，后人称“颜筋柳骨”。

玄秘塔旁边的这方作品是书圣王羲之的三藏圣教序，是咸亨三年十二月由怀仁集王羲之书。

诸葛神力勒石完成。

由于碑石上文字是唐代怀仁和尚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遗墨中选辑的，所以此碑又名《集王圣教序》，是国宝级的碑石。

因为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所以当太宗为中国四大佛教翻译家玄奘所译佛经亲自写好序文之后，玄奘的弟子怀仁和尚为老师感到无比荣耀，决心将此文用王羲之的行书集成，怀仁和尚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将碑石集得，最后实在有些字找不到了，他便出重金购买，由于花费了巨大财力，故称“千
金碑”，也称“三绝碑”。

碑石书法清秀自然，流畅舒缓，成为学习王羲之行书的最好典范。

在第二室外两边走廊和四周墙壁上镶嵌着的这些方形的石块叫做墓志，与竖立放置在地面之上的高大碑碣不同墓志是平放置于墓室里面的。

墓志由志盖和志身两部分组成，内容记载着死者的生卒年月、籍贯、系谱、履历官职，生平事迹以及赞颂死者的文辞。

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陵墓变迁后不识死者的身份。

北魏书法是隶书向楷书过度的阶段，崇尚自然，法无定法，字体显得古朴卓雅，生动活泼，被称为“魏碑体”。

碑林所收藏的北魏墓志都是于右任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从洛阳收集的，因为其中有七对夫妻的合葬墓志，所以又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

1934年及1935年，于右任先生将其悉心收藏的这些墓志全部捐给了碑林。

进入第三展室当中首先看到的是一方《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北宋和尚释梦英书并作序。

碑文的内容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偏旁部首，共540个字，梦英将其全部用小篆书写，又在每个篆字下加上一个或两个楷书注音。

如果篆字下对应一个楷书就为上面篆书的读音，对应两个楷书就用前一字的声母和后一字韵母相拼，这是古代读音方法“反切法”。

梦英篆书的这方《偏旁字源》碑同时也为研究汉字形体结构及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模本。

秦朝末年的狱吏程邈将小篆化繁为简发明出隶书，《曹全碑》是练习隶书的范本主要记录的是曹全及其家世的纪念刊石称颂功德，特别记载了东汉末年张角所领导的黄巾起义，为我们校正史，书中的疏误，遗缺和弥补史籍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其书法艺术也是在汉隶中独树一帜，将隶书的波磔美体现的淋漓尽致，结字匀整，秀润典丽，在书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曹全碑》不但书法优美而且石质坚润，刻工精良，成为汉碑中精品。

对面这方《张旭断千字文》碑林所藏为宋代刻石。

草书在汉代时已经出现，唐朝时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唐代的张旭对草书做了较大的改进。

其洒脱奔放，龙飞凤舞，难以辨认，但又如舞蹈般极富韵律，大开大合，大起大落。

实际上，每个字笔势的翻转、跳跃都遵循严格的法度，这些完全依赖于张旭坚实的书法功底。

张旭，豁达大度，才华横溢，洒脱不羁。

因常在喝得酩酊大醉后，拿着毛笔在院子里奔走呼号，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称之为“张颠”。

《千字文》是我国最早的启蒙教科书之一，由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组成，内容丰富，包括天文、地理、历史、伦理道德等，四字为一句，两句为一韵，既韵味十足，又朗朗上口。

怀素是唐代一位名僧，是继张旭之后以狂继颠的又一位草书巨匠。

虽为和尚，但却喜欢喝酒吃肉，并常趁着酒兴挥笔作书，因此，人们把他和张旭合称为“颠张醉素”。

怀素的字如骤风旋雨一般，随手万变，却又法度具备。

他当年练字也十分不易，没有钱买纸，就在房前屋后种了很多芭蕉树，用芭蕉树的叶子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小山，他称之为“笔冢（zhǒng）”。

第四展室当中以宋元明清书法名碑为主，这里有宋四家中的黄庭坚苏东坡米芾的书法。

黄庭坚的书法凝练有力，形成中宫收紧，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东坡真迹帖》为北宋名家苏轼书法单帖，内容是苏轼因喜爱陶渊明《归去来辞》而作的六首诗。

额题“东坡真迹”4字、篆书；这是碑林仅见的一通东坡
名诗刻石，被推为苏帖刻石的较佳者。

米芾，北宋书法家、画家、画理论家，世号“米颠”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

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

《关帝诗竹》刻立于清康熙五十五年是韩宰临摹之作。

这是一方亦诗亦画的作品。

这幅图由风竹和雨竹构成一幅秀竹画图，而两尾竹子的竹叶又恰好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魁星点斗图》刻立于清同治年间是清代陕甘总督马德昭之作，也是一方游戏性质的亦书亦画的作品。

映入眼帘的魁星形象是一个小鬼的样子，一脚翘起托一个“斗”字，另一脚则立在一个“鳌”字头上，一手持砚台，另一手拿判笔直点向“斗”字。

取的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之意。

而图中的小鬼形象又是由儒家修身养性的八个字组成的，即“正心修身，克己复礼”。

在接下来的五、六、七展室中陈列的主要是元、明、清各代的碑石。

有记录着陕西地方史的记事碑；有上至帝王、下至达官名宦、贵戚乡贤的诗文书迹；更有中国法帖集大成者《淳化阁帖》。

3、西安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是陈毅元帅所题，展厅陈列的文物都是陕西境内出土的汉唐时期陵墓石刻艺术品。

走进石刻艺术室正门，面前这对走兽雕刻于东汉时期，是狮虎豹三种动物的结合体，叫东汉双兽，又叫“辟邪”即驱邪辟恶的意思，起着镇守、护卫陵墓的作用。

《东汉画像石》墙壁上镶嵌的都是东汉画像石，它们是出土于陕北米脂绥德一代墓室的墙壁上。

画像石的规模和艺术水平，体现了墓主人地位的显贵，大多集中在经济富庶、文化发达、附近石料充足的地区。

除了陕西的陕北以外，还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苏、安徽等地区。

陕北汉画像石是以现实生活为主题，有较多的农耕、狩猎等题材，形成质朴简洁、装饰性强的艺术风格，后世的剪纸和它一脉相传。

《李小孩石棺》石棺的主人，李小孩，原名李静训，9岁夭折，为北周皇后杨丽华的外孙女。

此石棺从整体看是一座歇山式屋顶的建筑形式，棺盖竟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更令人惊奇的是，为了防止石棺被盗，棺盖上被人特意刻了“开者即死”四个字。

在1957年石棺出土时，在棺内发现了金银器、玉器、金银珠宝共229件大量随葬品，能看出长辈对小孩的疼爱。

《李寿葬具》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也就是唐代的第一位王爷。

石椁，是罩护在棺外的一层葬具。

李寿墓门陈列方位是坐东朝西。

墓门为双开门格式，上两格采取减地平雕技法，刻有相对站立的一对朱雀，下两格刻有注重写实相对立的两只孔雀。

李寿龟形墓志，这种兽首龟身的墓志造型十分少见，构思新颖巧妙。

在中国传统的习俗中，龟象征着长寿和高贵；同时，反映出生者对死者灵魂的安息寄予的长久美好愿望。

《唐献陵石犀》这是馆内最重最大的文物叫做献陵石犀，重约10吨。

唐初越南进贡活犀给唐代开国帝王李渊，后因犀牛水土不服很快死掉，工匠就将它作为稀有珍品雕刻并流传下来，做为李渊三原献陵的镇墓兽，深刻反映出中越友好交流的过往。

《昭陵六骏》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骑过的六匹战马为原形制作的巨幅浮雕。

六匹战马的名字分别是什伐赤、
青骓（zhuī）、特勤骠（biāo）、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

马像的蓝本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其兄阎立德所刻的，每匹骏马浮雕都是由整块重约4吨的巨石雕琢而成。

令人惋惜的是，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为复制品，它的真品现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是因为1914年古董商伙同反动军阀内外勾结贩卖出国。

《献陵石虎》唐高祖李献陵石刻，虎为“百兽之长”，能够吞食鬼魅，为了死者的安全，古人有以虎镇墓的习惯。

《端陵鸵鸟》端陵是唐武宗李炎的陵墓。

鸵鸟为陵前仪卫，象征吉祥和友好。

成为陵前必不可少的装饰。

《喜怒双狮》原立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侧的镇墓兽。

它们的表情不一：一只是眯着眼睛哈哈大笑的喜狮；另一只是怒目圆睁呲牙咧嘴的怒狮。

而怒狮的身旁还站着一个人，体型健硕，头发为卷发，从他那袒露的胸脯和大翻的衣领可以判断出这位牵狮人应为胡人。

《石灯》我们面前的这件石灯，是唐朝遗物，原有九层，现仅存七层，最上面两层损毁，用来装饰和照明的。

这种灯的形式在日本寺院留存较多。

《老君像》老子姓李，名耳，道家创始人。

这件汉白玉雕刻的老君像是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的欢心在民间雕刻完成的，原立于临潼骊山老君殿朝元阁，后移到碑林。

走出石刻艺术室，院外许多低矮的石柱子，叫做拴马桩，是用来拴系牛马牲畜的，它们主要刻于明清时期，是在陕西渭北一带收集来的。

4、新石刻艺术馆于2010年5月18日正是对外开放，展出文物总共151件，主题长安佛韵，按照佛教造像艺术的特点，陈列分为众生祈愿和宝相千颜两大部分。

长安，作为东汉以后的佛教传播中心，历史上，佛教发展的兴衰都与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石刻艺术馆收藏了从北魏到唐代各个时期的石刻造像，年代跨度大，品类丰富，风格各异，代表着长安地区的典型样式，展现出雕刻艺术之美，其北魏时期的造像碑，不仅内容丰富，还反映出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诸多历史问题。

佛教的兴盛，带动了佛教造像艺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

造像碑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方地区出土为主，分为单面、双面，多面三种形制。

《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刻于北魏熙平二年。

此碑四面造像，碑阴、碑阳各为佛、道，两侧亦为佛、道平均分配。

佛教徒以比丘和弟子称，道教徒以道士和邑子称。

此碑是一块以吕氏家族为主的造像碑，而家族中佛道信徒都有。

造像风格较为特别，佛、道像的头部十分倾长，佛龛为火焰纹，道龛为屋型，但道教的样式与佛教十分接近。

供养人形象清瘦，应当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受南朝文化影响的原因。

《千佛造像碑》四面造像碑，为隋代精品。

精致华美，体现了隋代时期的佛教艺术，额上雕刻有帷幔三分之一处凹行，体现中西结合的造像艺术。

唐安国寺造像区安国寺为唐代皇家密宗寺院，这些造像共11件，是1958年西安市市政建设时出土，唐《菩萨头像》残高15.7厘米，为汉白玉雕刻而成。

头梳高髻，发丝刻画的细致入微根根分明，线条流畅，上佩饰描金发饰。

面貌丰韵秀美，端庄和善，被誉为最美菩萨头像。

《皇兴造像》因刻于北魏皇兴五年故名为皇兴造像，1953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正面造像为交脚弥勒佛像，身着通肩袈裟，涡旋发髻，双耳垂肩，面容丰腴，神态安详。

整尊造像雕刻由于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扔保留了印度样式中高鼻、大眼、宽额的特点。

佛双手向前重叠放于胸前，体现的是佛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形象。

舟形背光的外层刻火焰纹，造像背面用减地平雕手法刻画佛传故事。

画面的下方还有众多供养人和大段铭文，中有“皇兴五年岁次”字样，这使整个艺术品有了确切的纪年。

唐·《菩萨立像》被誉为“东方断臂维纳斯”，为汉白玉雕凿而成，1959年出土于西安火车站附近，其地点为唐代大明宫遗址。

从其体态之美、石质之好、雕刻之精能看出它原是唐皇宫内供奉之物。

衣服特别轻薄，紧贴身体，如潮衣出水一般，呈现半透明状，体现了肉体的丰腴和体态的婀娜多姿。

这尊精美的菩萨像说明了早在一千年前的唐朝古代匠师们已经准确的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同时再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纯熟的刀法和精湛的艺术水平。

头像区按理说有头必有身，从缺口位置看并非自然风化，明显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究其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四次灭佛运动，也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分别是北魏太武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

《北周五佛》2004年5月1日出土于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同时出土的还有四件莲花狮子佛座。

五尊佛像高度都在两米左右，其中中间一尊最为高大，达到2.46米。

从佛像体表残留的痕迹来看当初都是彩绘贴金，佛像面部刻画细腻，尽显法相庄严。

他们或褒衣博带，或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袈裟靠于腹前，整体造型敦厚简练。

佛像形体饱满面部丰圆，表情肃穆凝重，四件佛座雕刻精美，独具匠心，基座上上部四角雕刻狮象，栩栩如生。

因在其中一尊佛坐上发现“大象二年……”的明确纪念铭文，因此具有了重要的断代意义。

《交脚弥勒像》该造像以蓝田黄花石雕刻而成，弥勒头戴宝冠，身饰缨络，交脚坐于莲台之上，神态安详，似乎在聆听信徒们在诉说苦难。

造像肌体丰润饱满，面容恬静，衣着适体，质感很强。

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个造像和我们后世常见的大肚弥勒形象有所不同。

其实在五代时期南方江浙一带有一位和尚名叫契此，肩扛一个大布袋，人称布袋和尚。

他经常大腹翩翩、笑口常开、乐善好施、行善四方，并且能够预知未来之事，因此受到百姓爱戴。

当他圆寂后，人们为了缅怀他，便以他的形象做造像供养。

经过后世的发展，演变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弥勒佛。

当大肚弥勒的形象渐渐流传开来，弥勒菩萨最初的形象便被淡忘了。

朋友，当您走出新石刻艺术馆，您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参观就结束了。

希望我的讲解能给大家的金石之旅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

真诚的欢迎您再次光临西安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