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王韬改革思想研究
王韬改革思想研究
作为晚清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对象。
王韬作为晚清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其改革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韬的特殊人生经历使得他在这个群体中有着区别于其他早期维新人物的独有特征。
从早期的屡试不中,到投书太平天国,从逃亡香港,到游历欧洲和日本,在这过程中,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逐步向近代改革思想转变,表现出中国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的特殊心路历程。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其改革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韬改革思想包括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提倡发展工商业,民富带动国富,军事上强调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训练适合近代战争的士兵,并建设近代海防,外交上提出保护海外华人,中外联合防俄策略以及以和免战、以战促和的近代外交思想以及改革教育和人才选拔机制,一夫一妻制思想等多个方面。
本文从史学角度出发,力图运用诸多资料对王韬改革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适当的评价。
同时对以王韬为典型的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的特征、矛盾心理以及社会贡献进行研究和评价。
从《漫游随录》观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从《漫游随录》观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作者：何联宜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7年第21期《漫游随录》记载了王韬在香港、新加坡、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游历的所见所闻。
这些新奇的经历使得王韬的思想日趋成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并对中国人民现代化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漫游随录》一书出发，通过分析书中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描写，来探讨王韬在游历各国途中现代化思想的转变和形成。
王韬，原名王利宾，字兰瀛。
后因上书太平军逃亡，改名为王韬，字子潜，号仲弢。
王韬17岁便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县学，成了秀才。
后于“墨海书馆”编译期间，不断抨击清政府的弊端，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将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
不料，王韬的上书被清军所获，清政府以其与太平天国互通之嫌下令缉拿并判其死罪。
迫于无奈，王韬只好逃往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逃亡和游历生活。
在逃亡途中，王韬并没有因此厌恶祖国或者苦闷踌躇，他依旧心念国家，叹息着中国生存之危亡。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次的“逃亡”成为了王韬远游的契机和改变人生的转折点。
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足和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
他曾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可见在当时，王韬的思想已经开通于同时代的人了，他认为只要我们借法于西方，便可自强甚至与列强并驾齐驱，屹立于世界。
这些，都是王韬游历各国后，思想开化的结果。
本文主要从《漫游随录》一书出发，通过分析书中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描写，来探讨王韬在游历各国途中现代化思想的转变和形成。
教育王韬从小便天资过人，广泛学习中国文化。
在《弢园老民自传》中，王韬写道：“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
”正因如此，王韬每到一处新的地方，总会关注该地区的书院或教育现状。
2020年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前詹中学高三历史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
2020年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前詹中学高三历史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60分）1. 中共“二大”召开期间，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革命的参加者无产阶级仅能得自由与民主权利，尚不能完全解放。
”这表明当时的中共( )A．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B．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缺乏正确认识C．尚未认清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和动力D．已受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参考答案：B2. 唐朝节度使冯宿上奏章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板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
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书时，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
这说明（）A.雕版印刷术在民间流行B.买卖日历成为普遍现象C.新技术影响了行政管理D.活字印刷技术已经出现参考答案：A试题分析：根据材料关键信息“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板印刷日历”、“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等，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是雕版印刷术推动的结果，A符合题意，正确；B项“普遍现象”没有依据，仅从几个地区不能得出；C项属于无关项；D项本身不符合史实，活字印刷术在北宋才出现的。
故选A。
3. 中共领导人曾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
”“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一定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为此提出的外交方针是A．“一边倒” B．“求同存异”C．“另起炉灶” D．“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参考答案：A4. 春秋时期出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的局面，这说明A. 周王室权威至高无上B. 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C. 大国已取代周天子的地位D. 大国开展争夺霸权的斗争参考答案：D5.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正处于合成一个能够容纳世界整体的共同文明的过程之中。
所有文明已经、正在或将要受到它的冲击。
王韬与中国近代化
王韬与中国近代化摘要：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王涛不应该被遗忘。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体验西方世界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的觉察到现代化问题的思想家之一。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和香港，又曾游历日本和欧洲多国，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深刻感受到中西文明的冲突，他矢志不渝的提倡西学在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外交、军事、文学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现代化观点，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化。
本文将着重介绍王韬在政治、经济和新闻领域的近代化贡献。
王韬的变法思想王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充满向往,尤其推崇君主立宪制。
他指出“唯君民共治，上下想通，民隐得以上达，君隐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尤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虽然王韬没有实施君主立宪的明确实施方案，而且其理论具有幼稚性，但他能在君主专制的高压下提出议院政治，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王韬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自然烙下了儒学的印记。
他糅合心学附会变法维新，提出“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
唯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
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
在这些言论中，王韬一再说明促成中华变革自强的是“天心”，而“天心”与“人事”是统一的。
这样王韬就把天，人统一了起来，实则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挥。
在阐明变法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时，王韬有用“大同”之道来解释中国当时所处之世。
他指出“道无平而不陂，事无衰而不胜，屈久必伸，否极泰来，此理之必然也。
凡今“否极泰来”的观念，说明中国应是大同世界的统一者而不是被统一者，以期能唤醒对变法的响应与支持。
王韬在对西学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危局有了清醒的认识，其变法思想也逐渐深化.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指出，当权的人不能掌握好权力，开发资源，发展经济。
社会上各种积弊众多，影响社会的进步.他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惨痛事实中逐渐认识到，自强求富不仅是辟财源和船坚炮利，更应在于政治上的“治本”，即得民心。
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
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杨默1897年5月，在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在于其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王韬于暗淡中溘然长逝。
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王韬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一个孤独的开创者，在中华世界即将黎明的黑夜里提灯游荡。
读罢此书，心中是压抑不住的汹涌波涛，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悠然生爱?捧起从图书馆借来的旧的被钉上厚纸板的书,可以想象多少人点灯熬夜读着它,那是最生动的日记。
面对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看到的是仅在七十年代大洋的另一端对我们中国的研究已经取得的发展,在惊叹于作者见地之深刻,眼光之独到,文义之精辟的同时,其对中国的研究学术水准之高不得不让人产生出一种失落和危机的况味.不知道以中国革命家而闻名的孙中山的恐怕不多，知道对其某些思想有直接影响，为孙写引荐信得以见李鸿章的王韬的却为数甚少。
王韬生在自我抉择和完全的自我欣赏而孤立于世的儒教中国,就贡献看来,他似乎没有孙中山的更加辉煌瞩目,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上他却成为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的知识分子，超越了那个时代整整一大步.有道是: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本书围绕王韬的生平背景,事迹贡献,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有详有略的加以叙述,隐含在其中的则是从这个切面反映的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变革,沿海与内陆文化环境的二分法，沿海地区于晚清作为改革启动者甚至发掘近代中国的大命题。
我无意于再赘述王韬的种种不凡经历,而是想把目光投注在他的魄力和思想上。
在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阶段，王韬经历的是由一种文化世界观向民族世界观过渡的艰难历程，他之所以可以对中西方有一个超越时代的冷静客观的平衡把握，在于其真正的虚心，是书生气十足的偏执或神经质的文人所不具有的，内心毫无成见,思想完全解放。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读后感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读后感以前对晚清的印象就是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感觉那就是个黑暗又混乱的时期。
但这本书让我看到，其实晚清也不是一直躺着啥都不干就等着被欺负的。
那五十年里，也有很多人想搞改革，想把国家拉回正轨，就像一群手忙脚乱的厨师，想把一锅快烧焦的菜拯救回来。
先说说那些改革者吧。
像李鸿章啊，感觉他就像一个超级大忙人，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试图给摇摇欲坠的大清注入新的活力。
他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像是一个怀揣着新技术小玩具的孩子，到处跟人说：“看呀，这个洋玩意儿可厉害啦，能让咱大清变强呢！”可是呢，周围的环境太复杂啦，保守派就像一群顽固的老古董，一直对他的新玩意儿挑三拣四，觉得这是违背祖宗之法的。
这就好比一群人在一个破房子里，有人想换个新窗户透透气，其他人却大喊着：“不行，咱祖宗住这房子的时候就没这窗户，不能换！”还有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就像是充满热血的年轻革命者。
他们的想法就像一把火，呼呼地烧起来，想一下子把旧制度全给推翻，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
可他们太着急啦，就像一群厨师想在十分钟内做出满汉全席，结果菜还没做好呢，锅就被掀翻了。
光绪皇帝呢，感觉就像是一个被束缚住手脚的木偶，有心改革，却没有足够的权力。
看着他们的变法，我是又着急又惋惜，就像看着一个人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却因为用力过猛，把稻草扯断了。
晚清的改革为啥这么难呢？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的禁锢。
那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啊，就像一道道紧箍咒，套在人们的头上。
大家都害怕改变，觉得一动就会天翻地覆。
而且朝廷里的利益关系就像一团乱麻，改革就意味着要动某些人的蛋糕，那这些人肯定不愿意啊。
就好比一群人分一块蛋糕，有人想重新切一下，让蛋糕能变得更大更好吃，但是那些已经占了大份的人就会跳起来反对。
再从国际环境来看，晚清就像一个站在一群恶霸中间的小瘦子。
列强们都虎视眈眈，想从这个弱国身上捞点好处。
他们可不想看到晚清强大起来，所以一方面又打压，一方面又诱惑。
晚清二十年读后感
晚清二十年读后感第一篇：晚清二十年读后感传统文化对晚清的影响——浅读《晚清二十年》有人说当你真切的了解到某些事情的真相时，那种心灵的冲击之感就如同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一样。
从《晚清二十年》这本书中了解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述评时，可以说我的整个世界观就被彻底摧毁了，如同公关上说的那句话：公众是无知的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能无知的，所看到的只是事情他允许我们看到那一部分。
这感觉与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无异。
在迷信教材且思想狭隘的中学时代，总只会将整个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经济的落后，总是会将一个个买过之名冠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现在看来这样总是有失公允的，对历史也是极不负责的。
一个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凭一己之力又怎能改变一个名族的命运呢?历史创造了这些被我么不误解的人，而他们也终将被历史所毁灭。
文化，或者说一个名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所在。
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不可谓不厚，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统一，亦是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置身其中的人，清王朝也不例外。
一、闭门造车，错失良机日本，作为一个清王朝曾经的藩属国，千百年来，一直奉中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来源，一直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
但是到了近代，当中日两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之时，日本却选择了“脱亚入欧”，积极进行明治维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并通过各种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而与此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天朝上国又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与挑战，以及如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中国也能够较早地作出反应。
在中日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日本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自己明治维新的成果，李鸿章甚至早早地预料到日本的维新将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预期的影响，认为中国如果依旧裹足不前必将日本推入列强的队伍，从而使日本成为瓜分中国的一份子，而中国，亦将被世界所抛弃。
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邓子珣：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邓子珣在现代史上，虽然王韬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却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十分重要。
王韬的命运与其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本来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科考失利，穷困潦倒，抱负难伸，进而转向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随着西方冲击的深入，他的思想也经历过从技术层面的学习到社会制度的效仿这样的过渡。
然而他不仅生在特殊的时代，还拥有特殊的际遇。
他生活在上海和香港，一直与西方人一起密切工作，曾经去欧洲和日本旅游，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有可能成为了近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而这些都使他能较为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发现变化的必要，同时，对西方文化的熟悉也使他能够发现使变化成为现实的手段。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王韬身上明显的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经纬不明，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
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坚持，又有对于西方事物最大限度上的开放。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王韬早年的流亡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西方人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图景”，使他能够从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世界；而另一方面，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这“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
”因此，在王韬的世界观中便清晰的呈现出新图景与旧思维习惯之间那种脆弱的，紧张的平衡状态。
不难发现，王韬的思想和世界观在慢慢的转变。
在他19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中，他对西方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中国只需以“学在四裔”的态度选学诸如轮船、军火武器的有用西学即可。
在政治上，中国成为权威的终极源泉。
并且，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道”）被看作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可以直接同文明划上等号。
浅析王韬新闻思想的开创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浅析王韬新闻思想的开创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王韬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开山人物，他提出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政论思想、报刊功能理论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开创意义。
同时，由于受时代和个人的局限，王韬的新闻思想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言论自由、政论思想、报刊功能理论同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矛盾与妥协上。
创新之处在于辩证地看待了王韬的新闻思想，不仅分析了他的思想对我国新闻发展的贡献，而且探究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该思想的局限性。
标签：王韬；新闻思想；开创意义；局限性王韜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报刊政论家。
王韬是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山人物，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
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称赞他为“中国报界记者名闻世界之最早的一位”，林语堂称他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他创办的《循环日报》是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日报。
在办报及发表政论的过程中，王韬积累了丰富的新闻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同时，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王韬的新闻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王韬新闻思想的开创意义（一）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冲破“言禁”的第一声呐喊如果说约翰·弥尔顿是西方提出言论出版自由的第一人，那么王韬就是在中国最先提出报刊言论自由思想的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西方各国的报业相继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时，正处于清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却开始实行“言禁”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王韬提出了言论自由的主张，他要求清政府放宽言禁，允许地方办报，鼓励民间报业的发展。
他认为，办报应当直言不讳地揭露时弊，形成“指陈时事，无所忌讳”，“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清议之风。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弢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三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他的自由报刊思想[1]91-92。
王韬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中体现出了民本思想，即他在《园文录外编》中阐述的“重民”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民间办报的重视之中。
读柯文
读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我所阅读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由雷颐、罗检秋翻译，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就形式上看，本书似乎是一部人物传记，包括前八章王韬的个人传和最后一章早期改革者的集体传。
但就理论、思想和内容而言该书又并不仅仅只是一部人物传记。
作者在书中也说道：“我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
”作者所要做的是从王韬个人行动中了解这个人物所处时代的一个国家，一个集体，而不是单单这个人物。
这从本质上而言属于社会学的范畴，马克思·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写到“为了社会学的目的，并不存在‘行动’的集体个性这样一种东西。
当在社会系统里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家公司或者其他类似的集团时，它所意味的只是单个个人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某种发展。
”在本书中，柯文挑选了王韬作为这个‘“单个个人”，然后试图以一种理解的态度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中，设身处地的去理解或者说是体验那个社会。
所以，我的感想不是将王韬作为一个传记主角探讨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这些作者已经做了，我所深有感触的是柯文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其自身的思想。
作者试图在研究问题时立足本体时空，或者也可以说是在参考点的选择上的讲求相对性。
在本书开头，作者就以中日比较为例对跨文化比较的危险性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跨文化比较对于确认两种文化的异同“极有价值”，但“作为衡量变化的尺度（变化速度）却颇有问题”，因为“即便两种文化碰巧都处于‘前现代’状况，也并没有共同的‘基线’”。
所以衡量中国19世纪变化的尺度应该是“内在参考点”，而不是单纯与日本比较来说明中国的“静止”“失败”。
当把1900年的中国与1800——1840年的中国作比较时，中国的变化是极大的。
其后，作者又以“代际逻辑”为基础，以火车与飞机的产生为例，指出“由于王韬这一代一只脚还站在革命前的中国，其更新的程度就比孙中山的更大。
历史学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历史学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最近，应英国出版社RoutledgeCurzon的邀请，我在我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发表的文章里，挑选出一部分，准备出版一部论文集。
这是一次很奇妙的经验。
首先，我重新阅读我某些尘封已久的文章，他们提醒我在治学的历程中，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身处过什么地方，如今回想起来，有些文章让我感到快慰，有些却不然。
其次，这次经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我自己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找出一些一开始便存在的主题，也找到一些在半路中途才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
换句话说，这次选辑的工作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什么转变，同时也明白自己始终保持不变的想法是什么。
本文是这部选集的导言。
尽管我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因此也无可避免地探讨着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或者是中国与一个备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的互动），但我始终坚持的，是我探究中国内部的决心。
也就是说，我始终认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
简言之，我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
我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 inese Antiforeignism），便是体现这种想法一个早期的尝试。
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开宗明义地说，我不会走过去研究中国传教团的路子。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传教团的历史，而非中国的历史"。
随着二次大战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西方中心观的缺失越觉明显，人们开始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的导师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倡导这种方法的先锋之一--也就是说，应该"更注意理解和评价基督传教团在中国历史所扮演的角色"。
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
《中国近代史》心得体会字 中国近代史纲要心得体会字
《中国近代史》心得体会字中国近代史纲要心得体会字《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所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与困难。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更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历史根源，也对中国这个民族和国家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尊重。
第一章的《晚清社会的危机与变革》让我深感当时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自西方列强侵略，到清王朝内部腐败，再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国在毁灭边缘挣扎。
值得称赞的是，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中仍有许多不畏强权的梦想家、爱国者与先驱者。
慈禧太后虽然致力于维护满族统治，但不可否认她在近代化进程中也有很大的贡献。
第二章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诞生》让我感受到，中国的民族精神，即爱国、团结和奋斗是必不可少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将中国从封建专制之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民主共和国的历史。
但在整个过程中，辛亥革命却是充满内部冲突的。
宋庆龄、孙中山等许多先驱者不仅表现出了矛盾与利益的复杂性，还展现出了团结与奋斗的友爱力量。
第三章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我最感兴趣的一章。
在这章中，我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一群有理想、有信念、有才干的青年。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与中国人民一同经历了无数磨砺和困难，但始终保持了对人民利益的认同。
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外交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近代化之路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第四章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让我叹为观止的章节，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上经历的良好发展。
中国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贫困与落后、改革开放的浪潮与发展，到中国现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示出了中国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中国对于现代化的探索使我认识到改革带来的奇迹，得以体味到中国这个国家走向强盛的坎坷之路。
在“世界现代史瞩目的瞬间”一课的结尾，作者谈到：“一个无距离、无结构，非批判性的阅读，只能看到静止的历史。
人们只有在不断发问的过程中，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张欣驰：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张欣驰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开宗明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以言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的歪曲诠释，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便如是。
然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的作者柯文却以“从中国发现历史”来统摄全书，并且摒弃了机械的历史宏大叙事，转而深入具体历史情境、人物，以一种充满温情的方式，来剖析近代中国激变的脉络。
王韬，这个从来都是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小字部分的人物，用柯文的话来说，王韬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却能够使人了解近代史这幅画面是如何构成的。
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都是“不明所以”的，只有当后人对之进行重构，才爬梳出一条历史的主线。
然而我们往往易把历史草草地塞入一个框架，简单粗暴地划分几个时间点、套上几个模式，而这种诠释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学家主观价值判断。
柯文企图打破的便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所构建的历史发展模式。
书的标题“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似乎针对的便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
“传统”与“现代性”被机械地分置于二元对立的历时性进程的两端，而两者的共时存在却多少被忽略。
我想用“堕距”来概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
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到真正打开人们的“心门”接受现代化进程，其中有着很长一段堕距的存在，而在这段堕距中，“传统”与“现代性”怡然自得地并存着。
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完结。
从地理维度来审视这段堕距，柯文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视为沿岸和内陆互动的结果。
首先与西方碰撞的沿海口岸诞生了一批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就像王韬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扮演了广泛文化变革中开拓者的角色，而使其合法化者的角色则在经过地理堕距后，落到了内陆。
虽然两者的区分并非绝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和“现代”分别在内地和沿岸共生着，并共同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接力。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读后感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读后感一开篇，就感觉晚清像是一艘破船，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摇摇晃晃。
那些改革啊，就像是船工们手忙脚乱地想补补船板、换换帆啥的。
你看啊，那些清朝的大臣们，一个个都像是戴着老花镜，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着怎么跟上世界的步伐。
书中讲到洋务运动的时候，我就想啊，这就像是晚清那群人看到别人有洋枪洋炮，自己也想捣鼓捣鼓。
就像小孩看到别人有新玩具，自己也想弄一个似的。
可是呢，他们一边搞洋务，一边又舍不得那些老祖宗的规矩。
这就好比一个人想穿新衣服，又死活不肯脱旧棉袄，结果新衣服套在旧棉袄外面，那叫一个不伦不类。
再说说戊戌变法吧。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就像是一群热血青年，想要来个大变革，把晚清这头老黄牛拉上现代化的道路。
可是呢，他们太着急了，没有考虑到那些守旧势力就像一群顽固的石头，死死地挡在路中间。
谭嗣同他们慷慨就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又惋惜又气愤。
惋惜的是这么一群有理想的人就这么失败了，气愤的是那些守旧的家伙怎么就那么冥顽不灵呢。
晚清的这些改革者们啊，就像是一群在迷宫里乱转的人。
他们知道得出去，也看到了出口的光亮，可是这迷宫里有太多旧传统、旧势力的墙壁挡着。
而且他们还经常自己内部就掐起来，这边想往东，那边想往西。
这朝廷里就像是一个菜市场，各种声音吵得人头疼。
不过呢，这五十年的改革虽然最后没能挽救晚清的命运，但也给咱们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
就像是一个人摔倒了，脸着地那种，虽然姿势难看，但也告诉后面走路的人：这里有坑，小心点。
这本书让我看到，改革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是说看到别人好就照抄过来就行的。
得从根儿上改变思想，还得团结起来，把那些挡路的石头都搬开。
晚清这五十年的改革大戏啊，虽然落幕得不太好看，但也足够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好好琢磨琢磨了。
【中小学资料】山东省枣庄五中中2017届高三历史4月阶段性自测题(含解析)
2017届山东省枣庄五中中高三历史4月阶段性自测题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 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选择题1. 陕西宝鸡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墓出土了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墓葬形制为天子葬仪，出土物件中还有20余件铁制工具。
从中可以看出A. 铁制农具普遍盛行B. 商鞅变法初见成效C. 礼坏乐崩诸侯僭制D. 秦并六国天下一统【答案】C【解析】材料“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铁农具的普遍盛行是战国时期，故A项错误；商鞅变法发生在战国时期，故排除B项；材料“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墓出土了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墓葬形制为天子葬仪”说明礼乐制度瓦解，故C项正确；秦统一六国是公元前221年，故D项错误。
点睛：材料“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墓出土了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墓葬形制为天子葬仪”是解题的关键。
2.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一场前所未有的国民革命曾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这场革命运动的“旗帜”是A. “民主共和”B. “革命统一战线”C. “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D. “工农武装割据”【答案】C【解析】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20世纪前所未有的国民革命是指1924年开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新三民主义，故C选项正确；“民主共和”只符合国民党的主张，故A选项错误；“革命统一战线”是各个革命阶级合作的形式，不是运动的旗帜，故B选项错误；“工农武装割据”是国民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的产物，故D选项错误。
故选C。
3. 1949年11月，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等单位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
这反映出新中国初期A. 政治协商成为统战的重要方式B. 民主政策深得民心C.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初步形成D. 中央允许地方自治【答案】A【解析】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察的是对材料的理解分析能力。
晚清社会转型从传统到现代的阵痛
晚清社会转型从传统到现代的阵痛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载着巨大转变的时代，社会转型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阵痛。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在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
传统的封建制度和思想观念逐渐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求，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中国经济遭受重创，传统产业衰落，新兴产业兴起。
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逐渐加剧。
思想启蒙与政治改革
晚清时期涌现了一批思想启蒙者，他们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
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倡导变法维新等措施，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种种挑战和反对使得改革进程异常艰难。
社会动荡与革命浪潮
晚清社会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各种反抗运动和革命浪潮蓬勃兴起。
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封建帝制的覆灭，但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更加动荡的时期。
晚清社会转型的阵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它揭示了中国社会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和变革。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和创新，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才能走向繁荣和强盛。
晚清时期所经历的转型之痛，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积极面对挑战，勇敢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只有坚定信念，积极探索，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景。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精选5篇）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精选5篇）第一篇：读中国近代史有感-读中国近现代史有感上个星期结束了中国近代史的课程。
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老师讲课生动形象，能够结合当今社会的形势加以分析，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让我们感的轻松自在。
与此同时，老师在授课期间还教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
从此我对近代史的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老师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详细的介绍了晚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期间所受的屈辱。
自从1840年，英国人利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后，各国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如鸦片战争、第二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用武力强迫腐败没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野蛮和疯狂的劫掠。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面临着即将要灭亡的灾难。
在圆明园的灾难里，我看着一批又一批的珍贵的珠宝书画被强盗拿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痛心。
拿走的拿走，烧毁的烧毁，此时此刻，中国人民的尊严收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后，我们又被小日本弄得团团转。
一个大国竟然被一个小国打败，证实了我国的实力确实跟不上其他国家，也暴露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为了拯救国家，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洋务派开展了一个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听到老师讲到洋务运动，我的内心感觉到洋务运动是一个救亡图存的运动，他们是为了解决落后的生产技术，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是来之不易的。
因为清朝一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很少与西方进行学习交流。
这个洋务运动虽然最后取得的成就不是很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洋务运动之后，诞生了维新运动。
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要求光绪帝维新变法。
读到这里，我深深的感慨道：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啊，读书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书目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阅读书目（一）：海外名著（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Fairbank John K.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Can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4、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6、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三）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10、[美]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徐秀丽、史建云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
1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13、[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
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兼论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转向2016-05-03 14:43:36 《安徽史学》王天根史学求真，并非什么新话题，时下一些史学家谈论史学求真，大多是针对弄虚作假的学风。
实际上，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求真。
若历史学家说历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乃至物理学、化学就不是求真的学问了？时下史学求真及史学分析框架又有检讨的必要，检讨本身也反映时代变迁。
史学分析框架是探索历史真知的重要工具，完善的史学分析框架有利于研究者在有限的时空内把握历史的主脉。
但史学分析框架若有过多的理论预设，往往不利于研究者研究视域拓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史学分析框架往往决定了研究者对史料的取舍及其把握的程度，这实际上对史学真相的探索不利。
对学界而言，近代中国的史学分析框架就像面向东西方的窗户，从外向里看或从里向外看，其得到的历史景观或真相往往与观看者距离窗口的远近、姿态、心态以及内在的文化修养等密不可分。
可见，史学分析框架与史学求真的关系是值得探索的重要学术命题。
解读这一命题，笔者首先探讨史学求真的限度，并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由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分析框架转向，再讨论史学求真与史学分析框架乃至时代变迁的关系。
就学理逻辑而言，历史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历史真实的呈现是通过历史记忆来完成的。
历史记忆往往需借助史料的选择及解读，而哪些史料进入研究视域是常有选择的。
由此而言，史学求真只是逼近真理或真相而已，即史学求真有其限度。
就能力、精力等而言，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有一定时空限制，只能做到局部或主体性探讨，这若盲人摸象，得到部分的事实或真相，离真理还有相当距离。
史学求真只是相对而言，多受主观、客观因素制约，或者说史学求真是每个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而已。
由此而言，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永远处在探索真理的途中。
就史学求真而言，历史研究要搞清事实本身，还是以价值评判的目光打量过去？打量过去无疑是为了将来。
从中国古代史到中国现代史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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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驰：在中国发现历史
——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张欣驰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开宗明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以言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的歪曲诠释，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便如是。
然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的作者柯文却以“从中国发现历史”来统摄全书，并且摒弃了机械的历史宏大叙事，转而深入具体历史情境、人物，以一种充满温情的方式，来剖析近代中国激变的脉络。
王韬，这个从来都是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小字部分的人物，用柯文的话来说，王韬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却能够使人了解近代史这幅画面是如何构成的。
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都是“不明所以”的，只有当后人对之进行重构，才爬梳出一条历史的主线。
然而我们往往易把历史草草地塞入一个框架，简单粗暴地划分几个时间点、套上几个模式，而这种诠释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学家主观价值判断。
柯文企图打破的便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所构建的历史发展模式。
书的标题“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似乎针对的便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
“传统”与“现代性”被机械地分置于二元对立的历时性进程的两端，而两者的共时存在却多少被忽略。
我想用“堕距”来概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
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到真正打开人们的“心门”接受现代化进程，其中有着很长一段堕距的存在，而在这段堕距中，“传统”与“现代性”怡然自得地并存着。
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完结。
从地理维度来审视这段堕距，柯文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视为沿岸和内陆互动的结果。
首先与西方碰撞的沿海口岸诞生了一批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就
像王韬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扮演了广泛文化变革中开拓者的角色，而使其合法化者的角色则在经过地理堕距后，落到了内陆。
虽然两者的区分并非绝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和“现代”分别在内地和沿岸共生着，并共同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接力。
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不仅王韬等首先“开眼看世界”的一批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堕距。
甚至在王韬自己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堕距的存在。
在这本传记性叙述的开首，柯文便给了王韬这样的标签，“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扮演了一系列使人惊讶的外在角色，而且还过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情感和社会生活。
”王韬的思想并不成体系，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传统”与“现代性”在他各个时期的世界观中微妙地并存着。
在他对于西方的初步评价中，虽然对于西方列强的长处已有清醒认识，很大程度上先行于同时代的人，但仍不能摆脱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窠臼，采西法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战胜西方，别无其他合理性。
甚至在王韬认识到了眼前挑战的本质与深度时，他仍在许多地方转向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
柯文将之称为“过去的浸润所带来的安全感”。
柯文在书中给予反思的第二个模式是费正清影响颇深的“冲击—回应模式”，即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是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单向度的过程。
柯文自己在序言中如是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
”如果能重新构思此书，他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
”
王韬被林语堂称作“中国记者之父”，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
”然而，在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把近代的外报作为促进近代中国报刊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不否认近代外报在近代新闻事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倘若我们将之认定为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冲击——回应模式”之中，而忽略了中国新闻传播自身的内生性因素。
对此，龙应台在《维新旧梦录》里的一个比喻可谓恰当，“树种在土壤里，离地面最远的一片叶子也含着土壤的成
分。
”近代外报的确起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的作用，但只有在中国本土找到一个“受容面”附着的基础上才能最终生效。
这个“受容面”便是中国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从柯文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始终徘徊于儒家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报人王韬，仅从报纸名字《循环日报》来看，明显地包含着他传统的循环史观。
且与近代外报以商业目的为主不同，以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代表的一系列近代早期报刊倚重的则是“自强”的政治目的，刊发的文章也多以政论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趋势与走向。
由是观之，其实柯文这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叙事模式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