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张欣驰：在中国发现历史

——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张欣驰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开宗明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以言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的歪曲诠释，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便如是。然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的作者柯文却以“从中国发现历史”来统摄全书，并且摒弃了机械的历史宏大叙事，转而深入具体历史情境、人物，以一种充满温情的方式，来剖析近代中国激变的脉络。王韬，这个从来都是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小字部分的人物，用柯文的话来说，王韬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却能够使人了解近代史这幅画面是如何构成的。

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都是“不明所以”的，只有当后人对之进行重构，才爬梳出一条历史的主线。然而我们往往易把历史草草地塞入一个框架，简单粗暴地划分几个时间点、套上几个模式，而这种诠释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学家主观价值判断。柯文企图打破的便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所构建的历史发展模式。

书的标题“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似乎针对的便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传统”与“现代性”被机械地分置于二元对立的历时性进程的两端，而两者的共时存在却多少被忽略。我想用“堕距”来概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到真正打开人们的“心门”接受现代化进程，其中有着很长一段堕距的存在，而在这段堕距中，“传统”与“现代性”怡然自得地并存着。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完结。

从地理维度来审视这段堕距，柯文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视为沿岸和内陆互动的结果。首先与西方碰撞的沿海口岸诞生了一批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就

像王韬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扮演了广泛文化变革中开拓者的角色，而使其合法化者的角色则在经过地理堕距后，落到了内陆。虽然两者的区分并非绝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和“现代”分别在内地和沿岸共生着，并共同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接力。

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不仅王韬等首先“开眼看世界”的一批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堕距。甚至在王韬自己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堕距的存在。在这本传记性叙述的开首，柯文便给了王韬这样的标签，“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扮演了一系列使人惊讶的外在角色，而且还过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情感和社会生活。”王韬的思想并不成体系，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传统”与“现代性”在他各个时期的世界观中微妙地并存着。在他对于西方的初步评价中，虽然对于西方列强的长处已有清醒认识，很大程度上先行于同时代的人，但仍不能摆脱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窠臼，采西法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战胜西方，别无其他合理性。甚至在王韬认识到了眼前挑战的本质与深度时，他仍在许多地方转向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柯文将之称为“过去的浸润所带来的安全感”。

柯文在书中给予反思的第二个模式是费正清影响颇深的“冲击—回应模式”，即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是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单向度的过程。柯文自己在序言中如是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如果能重新构思此书，他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

王韬被林语堂称作“中国记者之父”，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然而，在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把近代的外报作为促进近代中国报刊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不否认近代外报在近代新闻事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倘若我们将之认定为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冲击——回应模式”之中，而忽略了中国新闻传播自身的内生性因素。对此，龙应台在《维新旧梦录》里的一个比喻可谓恰当，“树种在土壤里，离地面最远的一片叶子也含着土壤的成

分。”近代外报的确起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的作用，但只有在中国本土找到一个“受容面”附着的基础上才能最终生效。

这个“受容面”便是中国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从柯文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始终徘徊于儒家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报人王韬，仅从报纸名字《循环日报》来看，明显地包含着他传统的循环史观。且与近代外报以商业目的为主不同，以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代表的一系列近代早期报刊倚重的则是“自强”的政治目的，刊发的文章也多以政论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趋势与走向。

由是观之，其实柯文这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叙事模式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