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瑞金医院9号楼里的百年“秘密”

瑞金医院院史陈列馆，此建筑已经有100年历史

很多老上海人都知道瑞金医院的9号楼，很多“特殊人物”曾经在这里就诊。恐怕再没有比这幢楼更如此适合收藏瑞金医院这100年的历史记忆了。如今变身为“院史陈列馆”的9号楼，藏着这家医院百年“秘密”。

撰稿／黄祺(记者) 汪敏

法式两层洋楼，红砖外墙上镶嵌白色玻璃窗框，入门就是左右弧形楼梯，盘旋上至二楼，扶手和栏杆都是红木色，透着敦实的典雅，一挂欧式三层吊灯从二楼直垂到一楼，散发着铜色的柔光。

阳光透过落地窗幔，变成了乳白色，洒在走廊里，隔开了窗外的喧闹。这并不是一幕旧上海电影里的场景，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这幢小楼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的“9号楼”，如今的“瑞金医院院史陈列馆”，伫立在瑞金医院一片绿阴的对面。这里面，藏着这家医院100年的“秘密”。

时光倒流

唐步云医生已经一头银发，精干的身躯也谈不上强壮，但他的脚步敲在柚木色的木地板上却铿锵作响，脚步声回荡在瑞金医院院史陈列馆里，像是在细数过往的荣耀。

10月11日一早，唐步云医生就专程赶到瑞金医院参观刚刚落成的院史陈列馆，他1961年进院工作，退休前曾是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也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一生最珍贵的时光都献给了这家医院和他的医疗事业。和他一样，一群已经退休的老医生欣喜地徘徊在陈列馆中，在庆祝百年华诞的这一天共同回顾他们为之骄傲的一百年。

“我进瑞金时，他们还在做医生。”唐步云医生仰头望着外科医学家傅培彬、内科医学家邝安堃的照片，讲起曾经与医学泰斗共事的情景，很有些骄傲。从1907年到200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100年的历史长河中，唐步云进院的时间，正好在当中，看看前人，再望望来者，唐步云说：“希望瑞金越来越好。”

恐怕再没有比这幢楼更如此适合收藏瑞金医院这100年的历史记忆了，因为这幢楼本身就见证了瑞金的百年历程。“这是瑞金医院最老的一幢楼，建院之初建造，它也有100岁了。”唐步云医生悠悠地讲着。

20世纪初，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姚宗李(法籍)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今瑞金二路)东侧购买了165亩土地，用于开办医院。1906年开始筹建，首期工程建造了四幢两层西式砖木结构房，一幢供修女用，一幢供职工用，两幢供病人用。如今的院史陈列馆，长期被称为“9号楼”，就是最早的建筑之一。

早期的瑞金医院里充满了宗教气氛，1907年10月13日开院时，它的名字是“广慈医院”，在教会内部则被称为“圣玛利亚医院”。医院里仅有2名法国医生，他们主要管理住院病人，门诊病人则由修女施诊给药。1961年唐步云进院工作时，“9号楼”的玻璃窗装的还是彩色玻璃，就像今天我们在天主教堂里看到的一样，有的玻璃窗还拼贴成长翅膀的天使画面。“文革”中，这些代表宗教文化的装饰物被彻底损坏了。

峥嵘岁月

当年的“广慈医院”，用25年的时间，从55张病床发展成为拥有500张病床的大型医院。

到1932年，医院分设内科、外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电疗科等7个科室。此时，“广慈医院”声名渐起，但医护人员数量却严重不足。这个时候，“广慈医院”迎来法国巴黎大学内科医学博士邝安堃，带动了医院内科临床水平的提高。此后，1935年法国里昂大学外科学博士徐宝彝回国，他们一同让“广慈医院”内外科的医疗水平登上上海领先地位。

当年的“9号楼”，也因为医院的声名鹊起，而迎来“特殊”的病人。唐步云医生说，老上海人可以不知道瑞金医院在哪里，但不会不知道瑞金医院的“9号楼”，都知道“9号楼”就是高级病房。因为“广慈医院”的医疗实力，很多“特殊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就诊。走廊玻璃窗下的热水汀如今已经不见踪影，不过，唐步云医生还记得，“9号楼”冬暖夏凉，虽然当年病房的设施远远不如今天，但绝对是高级休养之地。

但是，归国专家带来的发展无法抵御战争的重创。1941年，“广慈医院”被日军强行占领，一座篱笆把医院一分为二，病房楼为日军野战医院，老房子为“广慈医院”。因为害怕日军的戕害，来医院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少，年轻的修女们纷纷回国，一些医生也迫于生计辞职谋生。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广慈医院”才开始重新恢复生机。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司比利特、儿科学博士米雄、法国资深传染病专家魏利奥、放射学专家载霞、留学比利时的外科学专家傅培彬、妇产科专家唐士恒、泌尿外科专家程一雄、耳鼻喉科专家刘涛、留学法国的皮肤科专家朱仲刚等专家陆续加入“广慈医院”，年轻的医科学生们也进入医院，为之后的瑞金医院奠定了人才基础。

1949年，“广慈医院”病床数达到780张，医生人数也达到50多名，成为一家学科齐备的综合医院。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医院，就是“广慈”。

挑战“首例”

新中国建立后的“广慈医院”，焕发出勃勃生机，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在这一代医务人员手中诞生。

“院史陈列馆”一楼的一间展室里，一个玻璃展柜中摆放着几件珍贵的东西。一只木盒子，棱角已经被磨得又圆又滑，盖子半开，里面是手术用的刀、钳、剪。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观察这些手术工具，就像要从中研读出什么高深的学问来。“我们现在使用的手术工具，材料要比那时好多了。”这些工具的主人，是著名外科专家傅培彬，在这位瑞金医院外科灵魂人物的带领下，一个个医学难题在简陋的医疗设施和艰苦的环境中被攻克，诞生了一个个医疗创举。

林言箴是国内第一例肝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在回忆1977年那次创举时，他时时要提到傅培彬。“我当时是普外科医生，得知美国实施肝移植手术后，我便向老师傅培彬教授和董方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手术。”从一开始，傅培彬就支持这位学生勇敢地尝试。

第一个接受肝移植手术的病人姓胡，是肝癌晚期患者，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一般仍会给晚期患者实施手术。手术后，病人存活了4个半月，这样的效果在当时看来，已经史无前例。“手术室里挤得满满当当，能够使我镇定地完成这台手术的，是始终站在我身后的两位老师：傅培彬和董方中。没有他们的信任和鼓励，根本不可能促成这件事情。”林言箴说道。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老专家的支持，没有青年医生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瑞金医院肝移植学科坚实的基础。

瑞金医院历史上另一个轰动一时的故事，是1958年抢救严重烧伤病人邱财康。1958年5月26日深夜，三名病人被紧急送至医院，他们是上钢三厂的3名炼钢工人，一个多小时前，铁水倾倒在地造成二人重伤，一个轻伤。两名重伤病人几乎体无完肤，其中一个叫邱财康，28岁。

情况紧急，全体外科住院医生迅速集合在手术室抢救病人。第二天，在傅培彬的主持下，院内外专家紧急会诊。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2名重伤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存活机会微乎其微。邱财康的烧伤面积达到98.3%，绝大部伤是深二度，其中皮肤全层都已烧坏的三度烧伤占23%。按照当时最高的国际医学水平，烧伤面积如果超过50%以上，死亡率就达85%，如果面积超过75%，就很难生存。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邱财康从重病室移到了严密消毒的手术室，开始实行暴露疗法，手术室开放着冷气，严格控制室内温湿度，这样可使病人体内的高热散发出来，但又不能让没有皮肤覆盖的创面受冷，过干或过湿，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医务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

由于病人体液大量渗出，按照常规补液已感不足，朱德安医生提出加压快速输液的建议被采纳，从而打破了以往根据国际灼伤医学权威伊文思文献记载的每天输液不超过10000cc的规定。

为了挽救邱财康，瑞金医院的医生们不仅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经历，连皮肤也要奉献出来。为了控制感染，邱财康需要植皮，由傅培彬、董方中带头，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自愿报名为邱财康献出自己的皮肤。当时党总支通过广播向全院职工发出为邱财康献皮的号召，顿时人们争先恐后成群结队涌向院长办公室报名。

感人的故事和勇敢的创举一直延续了3个多月，邱财康终于度过了危险期。成功治疗烧伤面积超过8 5%的病人在医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瑞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这次抢救中不断创造新的治疗方法，不仅挽救了邱财康的生命，也使我国的灼伤治疗水平发生了跨越式的提高，为灼伤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广博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