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情研究报告

第六，甘肃历史人口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十分频繁，且规模较大。仅《甘肃通志稿·民族五·移徙》记载的人口迁移，从上古到1933年就有200多 次。至于由战争、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更是一种经常现象。大体说来，由东部向甘肃迁入人口，即西向人口迁移和流动，往往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文化，使甘肃人口和经济都得到发展。而东向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即由甘肃向东部各省迁移人口和流动，或对甘肃人口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省内 的迁移和流动，多半与灾害、战争相伴，而又加重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甘肃人口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原始社会末期，武威、民勤盆地自然绿洲中已有人类定居，半农半牧的生产活动也已出现。根据考古发掘，绿洲中分布有沙井子、皇娘娘台、海藏寺、前营、王 景寨、半截墩、墩子滩、小崖子疙瘩、头墩营、瓦罐滩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斧、刀、镰、铲等生产工具。这些文化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南部武威、古浪绿 洲之内。这无疑表明了这片绿洲环境的优越。从战国至汉兴，这里是月氏人生活的地区；秦汉之际，匈奴南下击败月氏，这里又为匈奴休屠王所据，成为牧地。
甘肃行政建制从春秋时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己达2200余年。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北宋初期西夏统治河西时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市），这是最早出现的甘肃之名。元代建立大一统帝国后，创立行省制度，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省名的命名，系西魏、唐代曾置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的第一个字合成，简称甘。因省境的大部分在陇山之西，故亦称陇西、陇右，或简称陇。
甘肃省情研究报告》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长期是民族大融合的舞台，经历过辉煌的时期，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稳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陇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
第四，西北的边防状况是否坚固、安定，既影响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又影响甘肃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一般地说，西北边防牢固、安定，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较 快，总量水平较高，河西及北部人口密度相对增高。反之，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就较慢，总量水平也较低，河西及北部人口密度就相对降低。西汉元始二年甘肃人口 达129万，是在 平定匈奴入侵、开发河西之后；两晋南北朝前期甘肃人口的猛跌，是正当各少数民族大量进入甘肃并进行角逐之时；隋大业年间甘肃人口达历史上的新高峰，则是出 现在各民族融合为新的大家庭而新的外族入侵尚未形成之时；金代甘肃人口的回升，与金的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大，边防较为巩固有关；明代中叶后甘肃人口的减少与 明代西北边防日渐废弛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雍乾时期甘肃人口的暴增，发生在雍乾二帝平定新疆和青海叛乱的军事胜利之时。
第七，甘肃的历史人口状况自始至终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民族关系的好坏，民族之间战争的多寡、范围、激烈程度，不仅影响甘肃人口数量的消 长，也影响着甘肃人口的文化素质、民族结构、宗教成分、地理分布等等。东汉时期汉王朝与羌人的战争，使甘肃人口减少；西晋南北朝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奠 定了甘肃多民族省份的基础；唐代土蕃入主甘肃使甘肃人口减少；宋代西夏统治河西及其对宋的侵袭，使甘肃人口向河东压缩；元代蒙古族的统治，使甘肃人口发展 缓慢，回族逐渐兴起；清代的多次回民起义，特别是同治回民起义中甘肃人口大幅度减少，以及回汉民族的迁移形成了现在甘肃民族分布的格局。历史证明，要解决 好甘肃的人口问题，就必须处理好甘肃的民族问题。
二、人口的历史消长
甘肃历史悠久，很早就有人类生活繁衍。自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1949的近2000历史中，伴随着经济的兴衰、边防的安危、战乱的起落、自然的福祸和民族交融，甘肃的人口数量时消时涨，起伏曲折。迄今共有人口2618.78万人，是西北第二人口大省。
通过甘肃人口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回顾，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二，甘肃人口的分布，从古代开始到近代结束，其基本布局是由东向西逐渐稀疏，东部人口密度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少。只是在西晋南北朝和随唐时期，河西曾出现过人口密度较高的时期。与此同时，也存在南部人口较多，北部人口较少的情况。
第三，甘肃历史人口受甘肃商业状况的影响较明显，尤其是河西地区，东西交通和商业状况对人口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西汉、两晋南北朝、隋唐、清代等历史时期，河西的东西交通畅达，商业繁荣，造就了河西人口的繁庶。
武 威、民勤盆地，是一片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宽阔平原，其范围包括今武威、民勤、古浪、金昌四县市大部分地区。南部和西部靠祁连山，北部和东部被巴丹吉林 沙漠与腾格里沙漠所包围。这里日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石羊河水系的哺育下，形成了河西走廊东段最大的一片沃野绿洲。这片绿洲由于 走廊北山（红崖山、黑山、阿拉古山）的阻隔，分为南部武威、古浪绿洲和北部民勤绿洲两部分。南部武威、古浪绿洲是冲积湖积平原，位于南部冲积扇前缘的地下 水溢出带，泉水出露，形成小溪，碧波荡漾，湖滨及河间草场丰美。
张掖、民乐盆地，包括今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等县平原部分。这一地区东西长约21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50—80公里， 是整个走廊地区中最宽敞的一段。这里的河流出祁连山后，都淤成了广阔的冲积洪积扇。河流两岸和盆地腹部，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自然绿洲存在。经过两千多年 的开发经营，自然绿洲都被开垦为耕地，天然植被破坏殆尽。各河流沿岸地区，由于河水从上游夹带大量泥沙，结果形成了大片戈壁，而绿洲边缘地区的沙漠、戈壁 也日益扩大。
三、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甘肃大地从来就是各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甘肃漫长的历史，是由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创造的。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众多的民族聚居、融合，冲突、流动。今天，55个民族聚居在甘肃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睦相处，辛勤耕耘，继续创造着甘肃的现在和未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农业开发的历史。作为中国的西北战略要地，历代王朝为了稳固边疆，在甘肃屯垦开发、移民实边。农业的开发、农耕的拓展，一方面促进了经济进步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
农耕拓展的生态后果：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大致分为东、中、西三大段。东段为武威、民勤盆地；中段东部为张掖、民乐盆地，西部为酒泉盆地；西段为敦煌、安西凹地。
第一，自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1949的近两千年中，甘肃历史人口发展总的状况可说是一个“一千六百年徘徊，五十年暴增，八十年停滞，八十年恢复”的过程。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1600余年间，甘肃人口始终在100万人上下徘徊，从未突破过200万人。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0年）的50余年中，甘肃人口从30万暴增至1200余万人。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的80余年中，当甘肃人口达到1200万以后，就基本上停滞下来，始终不能超过1250万人。从“同治之乱”甘肃人口大幅下降后，直到1911年，前后80余年，甘肃人口就再也没有达到1862年的1200余万人的水平，始终处于恢复性发展状态。起伏曲折，大起大落，是甘肃历史人口数量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
第五，甘肃历史人口数量的消长，大体上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一般地讲，历史上比较强大而统治较长的王朝在其统治初期人口增长十 分迅速，约到中期便达到高峰，尔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便急剧下降。但是，由于甘肃地处西北，距离中原遥远，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因此在中原战乱而甘肃相 对安定的情况下，甘肃人口因东部难民的拥入而呈现相对增长状况。从西晋的“永嘉之乱”时期到近代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是这种情况。
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共有甘南、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东乡、积石山、张家川7个民族自治县，39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19.4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68%。2004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口为319.2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75%，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00年前低于或持平于全省，2000年以来迅速提高，赶上并持续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平均性别比为106，低于汉族（108）。少数民族人口大多分布在山地和高原，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内，人口密度很高；从事牧业的哈萨克、蒙古、藏族人口，绝大部分分布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上。全省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等5种宗教，信教群众262.2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1%。 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多来，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大力扶持和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面 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全省相比差距还比较大，突出地表现在受教育程度、生态环境改善、计划生育与人口再生产服务、人民收入 与生活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人均生产总值等众多方面。
武威、民勤盆地绿洲的自然环境，在西汉政府开发河西走廊之前，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当时，虽在自然绿洲内分布有居民聚落和“点”状农地，但广大的地 区则是草原、戈壁和沙漠。在西汉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河西走廊开始变成了东、西方陆上往来的重要通道，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地位 都越来越重要。从此，河西走廊的大规模开发就开始了。西汉政府不仅在北部民勤绿洲地区设郡置县，移民屯垦，而且更大规模的开垦南部武威、古浪绿洲。由于南 部武威、古浪绿洲垦区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农业用水的增多，致使流入北部民勤绿洲的水量减少；加上长期樵采和放牧，破坏了绿洲边缘的植被，从而招致了荒漠 发生，耕地日减，农业日衰。据载，在民勤县境内古石羊河和古金川河下游，曾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史称“潴野泽”（称休屠泽）。在秦汉时，“潴野泽”东西长100多公里，南北最宽处50公里左 右。西汉以后，由于武威绿洲和民勤绿洲垦荒面积的日益扩大，用水量不断增加，流入“潴野泽”的水量逐渐减少，致使完整的“潴野泽”分为互不连接的西海（休 屠泽）和东海（狭义的潴野泽）。隋代以后，石羊河水量进一步减少，因而东、西海湖面也进一步缩小和分散，东海又分成东西两湖。时至1840年 前后，这里的湖泊因缺乏水源而最终消失，如今这里成为一片湖滩荒地。民勤绿洲及其以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致使西汉设于此地的武威县处于“废置不定”的状 态。南部武威绿洲本处荒漠包围之中，经历两千多年的垦殖、放牧和采樵，加之经营方式失当，原有自然环境也不断恶化。从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得知，武威绿洲边 缘地区的沙漠日益扩大，当地的古长城、亭燧、县治和居民点已被风沙所埋没。
提高民族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保省内各族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甘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内容之一。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加强民族地区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尽快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积极选拔和培养民 族干部；争取更优惠的民族地区扶持政策。
1949年8月甘肃省解放以后，即成立甘肃行政公署，下辖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岷县、定西、临夏、酒泉、武威、张掖、兰州11个分区（专区、市）、73县（局）。甘肃行署隶属于西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1954年撤销）。1950年成立甘肃省人民政府，1954年根据内务部的通知精神，将撤销的宁夏省合并于甘肃省。195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更名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以后，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定，1958年划3个专区（自治州）、19个县市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管辖。“文化大革命”中，省人民委员会更名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复改为甘肃省人民政府。迄今全省共设14个市（州）、辖86县（自治县、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