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恋危机_第十章中国“娼妓率”：“娼妓产业”败坏“复兴大业”

专门从事性服务，并以此种服务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叫娼妓。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妓女”的称呼发生了变化，轻蔑的叫法是“鸡”，文明的叫法则是“小姐”。

中国婚恋危机，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妓女数量的高增长，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妓女群体。

在女性缺口越来越大的中国，却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有性无婚”的娼妓之路，这些妇女不是“出嫁”为人妻，而是“离家”做妓女，成为一批不婚不配、不生不育、不妻不母的女人，不仅损害社会风尚、败坏两性道德，而且大大减少了男性公民寻找配偶、结婚成家的有效资源。

多一个妓女，则少一对婚配，少一个家庭，中国娼妓高增长进一步加剧中国婚恋危机。

一、“繁荣昌盛”，不能变成繁荣“娼盛”
多年来，中国扫黄不断。

2010年，中国再次掀起新一轮“扫黄飓风”，横扫了26个一线城市。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0年6月至今，全国共立案侦查涉黄、涉赌刑事案件1.5万余起，逮捕、刑事拘留2.5万余人，打掉犯罪团伙近4000个。

中国扫黄飓风震动全国、影响世界，被称之为“新道德运动”、“新文化生活运动”。

要理解中国扫黄运动的意义，必须了解中国娼妓问题的现状。

中国娼妓——究竟有多少？
旧中国是一个娼妓大国。

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的妓女规模是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的第一名，北京则是第二名。

当时北京平均每250名女性中，就有1人是妓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有妓院273家，妓女1268人。

60年后的今天，北京城的妓女有多少呢？
据2010年5月11日《京华时报》报道：2010年5月中旬，北京警方突查了北京“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

2010年的北京，其妓女的数量，是1949年建国前北京妓女数量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浙江发现暗娼，这是自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胜利后第一次发现卖淫现象。

20世纪80年代，卖淫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

如今，各类“三陪女”、“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

目前中国有多少“性工作者”？中国娼妓在总人口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说法不一。

有些专家认为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论是按数量还是按人口比例来计算，恐怕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有人甚至用“世界前列”来形容。

东莞扫黄——10万“红粉军团”下岗
东莞，是依靠外资带动迅速崛起的珠三角城市。

1985年东莞撤县建市，并在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这是一个特殊的地级市，没有区、县级设置，仅仅由32个镇、街道组成。

东莞常住人口达690万，户籍人口仅有170万，同时还有大量未登记的暂住人口，这使东莞的人口总量超过千万。

东莞“黄业”昌盛，号称有10万“红粉军团”，其黄色产业的经济效益每年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被坊间冠以“男人的天堂”、香港人的“休闲后花园”。

东莞异常发达的地下色情产业，衍生出一套“莞式服务”，是极具流程性的地下色情产业模式，一度被捧为色情行业的“Is0”标准，被国内其他地区借鉴学习。

在最近10多年间，东莞建造的星级酒店达1000余家，五星级酒店就有几十家，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

这些酒店基本都借开设“桑拿中心”提供地下色情服务。

独立开设的桑拿中心，官方批准的不到200家，实际数量却远高于此。

东莞从2009年年底以来加大严打“涉黄、涉拐、涉赌”力度，“拿出最硬的措施、执行最严的标准”，对包庇涉黄涉赌违法犯罪和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公务员，查处一个严惩一个。

抓获了数以千计的色情从业人员，关停数百家发廊店，查处数十家桑拿中心和高级酒店。

东莞扫黄，取得了可喜战绩，但是政府与色情行业的博弈，将是一场“持久战”。

中国娼妓——年创5000亿产值？
古老的娼妓现象，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文字记载，秦汉时期得到发展，隋唐宋元时期繁荣，明清时期鼎盛，民国以后衰落，建国以后灭绝，最近30年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资深媒体人周瑞金，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2005年时产值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学家杨帆推测，假定性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50%用于消费，以5000亿元的产值计算，则每年消费额为2500亿元；其带动的化妆业、交通业、通信业等产业的发展是其消费的4倍，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高到10000亿，这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5.5%。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伴随着房地产、家电、餐饮、娱乐、文化艺术等产业的发展，提供“特殊服务”的所谓“娱乐业”是暗流涌动，尤以大城市最盛。

虽然不能说卡拉0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不言而喻。

一家桑拿浴老板供述，其收入的近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娼的附加消费。

中国娼妓走向世界——世界娼妓进入中国
经济全球化，娼妓现象也国际化了。

一些中国女性不仅在内地卖淫，有的还被贩卖到境外、国外卖淫，成为跨国、跨境娼妓。

内地妓女除了在大陆营业外，还遍布日本、欧美国家。

香港消费水平高。

进入香港的内地妇女被称为“北姑”。

香港入境处拘捕的内地妓女数字，呈倍数上升。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中国妓女，让当地华人深感尴尬与反感。

在阿富汗，中国妓女也成为阿富汗人对中国的印象之一；在欧洲的巴黎、比利时等地，站街的中国妓女被称做“公共BUS”，让旅欧华人无地自容。

娼妓国际化，既表现为一些中国女性到国外卖淫，也表现为一些外国女性到中国做妓。

外国妓女在中国性产业争夺市场的人数，也是逐年增多。

最早发现有外国妓女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1993～1994年，越南、俄罗斯、蒙古等国妓女陆续进入中国。

目前俄罗斯妓女在中国人数最多，其中有不少是车臣人。

除俄罗斯人外，也不乏来自越南、柬埔寨、泰国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女子，她们在本国收入微薄，于是背井离乡来到中国。

“色情污染”——猛于“环境污染”
根据首都某高校“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1999年北京警方清理整顿小发廊、洗浴中心等藏污纳垢场所，仅两次行动就查处色情场所逾6000家。

估计京城卖淫女数量至少在20万～30万之间。

福州市2000年7月对娱乐服务场所进行清查，仅5日就清查各类场所5064家。

在武汉，出现了“三陪小姐”要求申领就业证的奇闻。

在太原，仅公开登记的歌舞厅就将近5000家，经清理整顿后仍有3000多家。

在一些大城市，黑社会、腐败的地方官员和地下卖淫团伙勾结起来，经营性产业。

中国城市妓女一般集中在娱乐休闲场所，像舞厅、夜总会、酒吧、歌厅、咖啡厅、桑拿浴室、发廊、按摩服务机构、大酒店、宾馆、度假村、专门会所、高尔夫、网球等场所。

还有的集中在车站、码头、影剧院、宵夜摊点，甚至有的就在固定街头站立招揽。

当夜幕降临，各大城市灯红酒绿，整个中国的性产业就活跃在一片霓虹之中。

新中国曾经有力地消灭了娼妓制度。

但是一个全新的“无妓社会”，使一些“精英”消费女性色相与身体的欲望受到压抑。

有人就诅咒禁娼时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

后来娼妓现象卷土重来，性产业急速发育，宾馆、饭店、夜总会、出租屋、路边店、发廊、洗脚屋、咖啡店、茶艺室、歌舞厅、洗浴中心、剧场、影院等地方，娼妓泛滥，从业队伍由乡村进城谋生者、城市下岗待业者，扩展到大学在读学生及大学毕业生。

性服务的剥削和榨取扩展到整个社会，女学生与教师，女艺人与选拔者，女下属与领导者之间的卖淫关系司空见惯。

娼妓群体还是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最大源头。

色情猛如虎。

中国“色情污染”，猛于“环境污染”。

“娼妓产业”——败坏“复兴大业”
有人认为，娼妓行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娼妓经济”有利于经济繁荣和增长，有利于增加政府税收，并且以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例证。

色情业在东南亚一带比较普遍，有的成为本地经济支柱，并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环保工业”。

政府抽税，收入颇丰。

一些国家依靠娼妓产业，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缓解分配不均，减少强奸犯罪，促进旅游发展，创造外汇。

一些学者指出，娼妓产业能够增强企业活力。

他们指出，卖淫嫖娼是“性生产业”的核心，这个产业还包括一些外围的或连带的产业。

有经济学家提出，娼妓行业拉动中国消费：中国妓女的收入中约有一半用于消费，如购买高级服装和化妆品、手机，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其每年消费为2500亿元。

她们的消费可带动赌博业、宾馆和旅游业兴旺。

这一群体的消费支出带动其他消费，可以将消费支出乘4倍，那么中国性服务行业每年带动社会的总消费额可高达10000亿元人民币。

“娼妓产业”的收入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国家为娼妓产业付出的代价，则是更为巨大。

娼妓经济崛起，埋葬的是民族高尚的婚恋道德，污染的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残害的是青少年一代的心灵，传播的是一些不治之症。

娼妓产业，是一些人的私利，却是整个社会的公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允许更不能依靠娼妓产业的崛起。

二、“无妓时代”，一个30年的“中国传奇”
建国初期，北京、天津、上海进行了人类禁娼史上经典性的“三大灭妓战役”。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取得最后胜利。

新中国的灭妓奇迹，成为国际楷模，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

上海妇女教养院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

仅在1956年，该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

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

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访问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无娼社会——共产党人理想社会的标志之一
娼妓现象在中国已绵延了两千多年。

民国时代，政府将娼妓业当作财税收入支柱，公然倡导设立“红灯区”以增加财源。

加之官员政要、商贾财主的奢靡腐败，天灾人祸导致民众生存危机，使得旧中国一片“娼盛繁荣”。

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有妓院近万家，上海有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

除明娼之外，还有无数游妓暗娼遍布城、镇和码头等地方。

有妓女就有性病，解放初期，患性病者超过1000万。

北京在1950年春对1303名妓女进行体检时发现，96.6%的人患有性病，兼有几种性病的竞有573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描述中国娼妓之多，说：“中国不论哪方面的事业，都是比较西欧各国贫乏与落后，唯有一样是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所不及，那就是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

娼妓制度是旧中国的一大毒瘤，有人估计，中国南方3%的妇女是妓女。

当时，全世界妓院最多、从业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无娼社会”的理想，有两次成功的实践。

第一次是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了一个“无娼地区”，在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到处娼妓泛滥的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建设了一个“无娼特区”。

第二次是建国以后在中国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无妓时代”，那是一个奇迹。

“一网打尽”——北京一夜间成首善之区
建国初期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暗访北平，在一个胡同口，看到一个妓院的老鸨带着一帮打手正在拳打脚踢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

看到这揪心的一幕，毛泽东很是气愤。

此后不久，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暗访北京妓院的情况，毛泽东急电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前来，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
1949年11月21曰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

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长聂荣臻下达的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当夜8时，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奔向目标地。

罗瑞卿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公安局，对他们进行“软禁”，要他们向人民和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他们宣布封闭妓院的命令。

这次行动，封闭224家妓院，全北京的妓院老板269人、领班185人被“一网打尽”，全部在各区
公安局看押、反省、交代罪行，审查后分别处理。

全市1268名妓女已经集中起来，在韩家潭8个教养院进行教育改造，并帮助她们另谋正当生路。

首都北京，成为新中国“无妓社会”第一城。

以北京为示范，全国各大城市封闭妓院、消灭娼妓的行动掀起高潮。

“逐步消灭”——天津娼妓三年绝迹
与北京的“一夜禁娼”不同，天津采取了“寓禁于限，逐步消灭”的方针，在3年中使娼妓绝迹。

天津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

当时，天津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有2万多人。

天津市政府根据天津实际情况，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逐步灭亡的方针，在鼓励帮助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她们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

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有200多人，回原籍的100多人，做工学艺的50多人，私逃的60多人。

天津市政府对全市妓院开展宣传教育攻势，推行一系列整改措施，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

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

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职业。

截止到1950年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为加速天津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到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10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

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天津600多年的娼妓制度，被扫进垃圾堆。

“封闭改造”——上海七千妓女全部变新人
上海灭妓，实行“全面封闭，收容改造”的方针。

上海在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

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当时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亨、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刺激娼妓业大发展，上海进入娼妓全盛期。

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统计，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数倍之。

”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人民政府加大对妓院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难。

到1950年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展开，人民政府逮捕100余名妓院恶霸，迫使一批妓院破产。

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1951年11月中旬，上海市委发出《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

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使7000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彻底铲除。

三、中国女性“被娼妓”，中国男性当自责
中国女性“被娼妓”，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一是充当娼妓的中国女性，作为“性劳工”，她们“被”黄色企业的老板剥削；二是充当“小姐”的中国女性，作为“性服务者”，她们“被”一批又一批嫖客玩弄；三是作为中国禁娼“严打”的直接对象，她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扫黄风暴中“被”打击。

“被娼妓”的中国女性，在上述三“被”中，陷于无可奈何的痛苦困境。

中国女性“被娼妓”，中国男性难道不应该“被严打”吗？
娼妓——女性的不幸，男性的罪孽
在社会上，我们总是看到这样的现实：卖淫为生存，嫖娼为享受。

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无法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来消除的。

一些女人不得不豁出自己的身体去拼生存、谋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男人在权力和财富上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他们“挟钱权”以进行“性腐败”。

卖淫，意味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直接的肉体剥削，体现了男性集团针对女性群体的性别压迫，标示着女性贫困、苦难和人性的压抑。

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起这样一种秩序：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某种考虑而委身于某个男子。

妓女，在本质上是弱者，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妓女，在本质上是被男性强制、压制和掠夺的群体。

有妓女的社会，是男女实际地位不平等的男性强势社会。

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中国妓女的罪魁祸首，就是堕落的中国男性。

所以，娼妓现象，在本质上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性剥削”、“性迫害”，是女性的不幸，是男性的罪孽。

一个社会，娼妓泛滥，人们将其说成是女性的道德堕落和品质败坏，也有人将其说成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实际上，妓女多产，是男性的堕落，是男性的败坏，是男性的耻辱。

当那些男性特别是那些掌握权力、占有财富的“富贵男性”，那些引领和主导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的“精英男性”、“高级男性”，持续享受妓女的“性福”并且还要把这种享受合法化和公开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男人还有多少品德和修养可言！他们应该被审判、被处罚！
有人说，中国女人有愈演愈烈的“妓女倾向”，中国在现代化，中国妇女在妓女化。

这种说法，是把中国女性妖魔化。

实际上，是中国一些男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腐化”，越来越“嫖客化”。

是他们强烈腐败的“性福”需求，是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占有，是他们对权力资源的滥用，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妓女市场。

如果中国的男性都忠于一夫一妻，不出去寻花问柳，如果他们没有那
么大的不正之权和那么多的不明之财，不掠夺和垄断社会和国家的资源，没有“包二奶”和“嫖妓女”的资本，中国特色“性市场”的发展，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动力和潜力呢？
妓女“诚信”排前列——中华男儿失颜面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官员群体历来是民族的精英集团，是整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是全社会的道德典范。

而今天的某些官员，诚信度居然排名在妓女之后，令当代中国男性汗颜。

2009年6月至7月，《求是》杂志的子刊《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进行了“信用小康”的调查。

结果显示：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

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

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

中国官员“诚信”排位在中国妓女之后，又是一个震撼性的记录。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妓女的情操远远高于那些嫖妓的达官贵人。

例如明代后期，深明大义的秦淮名妓李香君等人，为保汉人的大明，对与其交往的文人名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励他们不要为高官厚禄而降清，要为保卫大明挺身而出。

然而，她们寄于深情厚望的那些文人名士，却纷纷归顺了清朝，使她们的心血付之东流。

悲愤之下，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河自尽。

遗憾的是，在为中国崛起奋力拼搏的今天，作为带头人的官员阶层，其在民众心目中的诚信度居然排列在妓女后面，不能不说是政府的信任危机。

妓女再怎么拿自己的身子换钱财，毕竟身子还是自己的，而且绝大多数妓女也是被逼无奈。

而那些拿别人的东西、拿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为自己换利益，拿人民赋予的权力替自己谋暴利，还一副冠冕堂皇的人，其思想境界的确是远在妓女之下的。

“妓女”诚信高于“官员”——中国男性的耻辱。

嫖客远比妓女多——警惕中国男人“嫖客化”
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的嫖娼者日趋众多。

有专家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

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实际发生率的5%，甚至更少。

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

据此推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对嫖娼情况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曾经与小姐(暗娼、性工作者)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

按照年龄组来看，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

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嫖客。

其中，25～29岁的人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

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
年之内的占88.5%。

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到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

中国男性，正在走向“嫖客化”。

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成功男人，热衷于到黄色场所追逐和消费女性。

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

有专家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的回答是：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男士的机会，比在其他场合多。

娼妓之路，竞成为高端女性的成功之路。

四、“新娼妓文化”荒谬绝伦，创“无妓中国”不是空想
新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持续30年的“无妓时代”，这是一个奇迹。

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总量“亚军国家”的中国，也完全有条件再创造一个“无妓社会”的新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应该具有一个娼妓现象长期存在与持续发展的特色；娼妓现象，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因素、和谐因素。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娼妓文化”，为中国娼妓现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根据，进行思想辩护。

“新娼妓文化”鼓吹“娼妓必然论”、“娼妓有理论”、“娼妓有利论”；“新娼妓文化”认为禁止娼妓不理智、不科学、不客观，是绝对化、理想化、灾难化；“新娼妓文化”呼吁中国娼妓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

“新娼妓文化”的实质是：时代需要娼妓，中国需要娼妓。

历朝历代，娼妓都是不道德的代名词，而中国“新娼妓文化”，却要占领道德高地，把娼妓现象定位为“正常”现象甚至是积极因素。

结果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议论娼妓多冷漠，争论禁娼很热烈。

岂不怪哉？
计划经济可以无“妓”——市场经济必然有“娼”吗？
“新娼妓文化”者认为，现在禁娼，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

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彻底禁娼，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彻底禁娼的，这是由于市场化经济必然带来“性”的商品化，妇女卖淫与工人出卖劳动力、知识分子出卖知识一样，体现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买卖规律，如果“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律，那么，禁止性买卖就像禁止工人出卖劳动力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实，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娼妓现象的复活和恶性膨胀，有诸多原因，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原因。

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要求、也不引导婚恋体制、两性体制的“商品化”和“娼妓化”。

中国娼妓泛滥的真正原因，是旧的娼妓文化回潮，是西方腐朽娼妓文化侵蚀，是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是下岗失业问题突出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一批妇女生活无着，被迫卖淫。

此外，社会犯罪组织增多，导致一批妇女被贩卖，沦为妓女，以及对黄色势力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也是导致娼妓泛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计划经济可以“无妓”，市场经济必然“有娼”，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在两难中抉择了：要禁止娼妓，就必须放弃市场经济体制，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禁娼，而必须“容妓”。

这样的战略思维显然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