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视野中的全球化与大众传播

批判视野中的全球化与大众传播李彬
第一节何谓全球化
全球化是某种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全球化（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全球化（如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和生活方式全球化（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消费文化的全球化）。

其中经济全球化居于核心地位。

无论事实判断还是就价值判断而言，在全球化问题上始终存在两种主要的认识与态度，一是把全球化实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晚近的发展时期和一种普适的进化过程，属于一种不可阻挡、不可逆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它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及其职能的削弱而相互间的倚赖加强，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的大规模运行从而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得到优化配置，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信息传播的空前活跃以及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盛行。

以上认识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全球经济与市场一体化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先驱或动力，因为通过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最终都将获得比较长远的利益。

其中，特别强调信息及其共享的意义。

另一种认识与态度是批判性的，把全球化看做“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新一轮全球扩张，亦即资本主义的新一轮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性不平衡与不平等格局，其中体现的实际上不过是资本有无止境的欲望和横绝人寰的逻辑。

所以全球化在历史观上属于西方中心论，在价值观上属于西方中心主义。

以上认识以新马克思主义或左翼为代表。

全球化现实着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胜利，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两级分化，而国家和政治往往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这种新帝国主义的危害远远超过“旧帝国”，发展中国家重新沦为帝国主义臣民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

关于全球化的起源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无一不是从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角度着眼的。

第一种把1500年作为全球化的源头，标志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仿佛人类所有的文化都以百川归海之势奔向文艺复兴的欧洲，然后由此获得新生再向世界展开向全球蔓延。

第二种是把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动力、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现象是为全球化的开端，是以苏东解体以及冷战结束位标志的20世纪90年代更被当做真正全球化时代的起点。

批判性学术研究及理论思考，基本上围绕这类时间坐标展开，比如对应第一种的依附理论，对应第二种的后现代理论和全球混乱理论。

公认从科学理论上而不是从形而上学上最早触及全球化现象并解释全球化本质的思想家是马克思，阐发“世界历史”的思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都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

马克思认为，这种全新的、迥异于以往所有历史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与历史的可能。

他的著名阐发属《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为解析全球化问题，不仅提供了一套通透的思想如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以及科学的方法及历史的、全面的、有机联系的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现实了一种道德力量与价值取向。

尤其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与学说，其中可大致分为三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流派，意识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二是侧重于文化批判的“后学思潮”，三是着眼于全球混乱的各种现实思考。

第二节“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第一套系统化的全球化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扩张不仅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而且导致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状态，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一种“中心—边缘”的发展格局，而中心部分的发达与边缘部分的不发达或欠发达密切相关，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边缘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并非是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对各国都有益无害的过程，二是由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资本积累所限定的一种依附性关系。

依附理论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加萨米尔·阿明。

早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里，他就形成了依附理论的基本思想框架，为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衣服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流派看来，资本的积累依附一种全球分工，而这种分工的本质是不等价交换和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进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日渐形成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格局，而边缘地区的生产发展都是依附于中心区的。

不发达国家想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摆脱依附性的地位。

依附理论在解释或解读全球化方面不失为一种科学、系统而深刻的思想，但对于如何打破这种两极化格局则又不免显得无力与无奈。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世界体系”学说，标志是这个全球化理论的奠基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出版。

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并作同一个全球化学说及学派。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连为一体。

三个区域分别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这种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

沃勒斯坦认为看待世界不应该再用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而应该用整个“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

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大多数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阿明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都是从马克思关于全球市场与世界历史的视角切入的，他们的理论旨归都在于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及其成因，另一方面力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理论。

贡德·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阿明代表作《世界范围的积累》和沃勒斯坦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同为这个全球化学派的扛鼎之作，标志着战后以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对全球历史资本主义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里，资本积累整个过程分三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1500~1770）、工业资本主义阶段（1779~1870）和帝国主义阶段呢（1870~1930）。

通过对每个阶段历史的分析，说明由于依附关系而导致的一种普遍的欠发达状态。

“欠发达”，既非“未发达”，亦非“不发达”，而是由于依附性关系导致的畸形发达。

现代资本资本主义基于自身发展逻辑而系统地、彻底地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文化结构，是指按照宗主国的需要形成一整套依附性的关系。

《白银资本》不仅涤荡了西方中心论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比较系统地清算了所谓现代与全球化的历史旧账，为审视人类社会的生存与意义提供了一
种新的思考角度，由此看到的的确是不同于过去习以为常的世界性和全球化图景。

第三节“东方学”
后学思潮，从批判性的全球化视野看，其中可以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

如果说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擅长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那么后学思潮里后浪推前浪的诸般言说则大多侧重于“文化批判”的理论视角。

“晚期资本主义”，出自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古典资本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列宁论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第三阶段是他所说的“晚期”或“当下”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在于工业化的组织管理体系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渗透，从而形成一种“无所不包括的工业化状况”）。

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市场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主宰是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是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或他说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则为一种普遍的“文化逻辑”。

即“现代”是资本主义在“自然”层面的征服，“后现代”则是资本主义在“文化”层面的扩张，后现代社会中，现代化事业已经大功告成，“自然”已经一去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的世界，于是“文化”就变成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

作为一种文化视角和批判理论，后现代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各种话语的五色杂陈。

利奥塔说，我们可以把后现代视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就全球化而言，后现代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后殖民主义所解构的“元叙事”，可以归结为一整套或明或显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话语谱系以及文化霸权意识，正如依附理论针对的是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霸权一样。

萨义德代表作《东方学》成为后学思潮特别是后殖民理论的一部经典。

以东方学为标志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依赖于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的“运力”，同时也借助于文化、思想与学术方面的“运思”，不仅表现为现实层面的开疆拓土，同时也表现为意识层面的重组一切话语的冲动——一方面在摧毁其他文化，另一方面侧对“非我族类”的社会形态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进行意义解说、话语构建和理论重塑。

后殖民理论认为，这种文化层面的帝国主义扩张，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文本化”的过程，旨在让西方之外的其他文化能够成为一种可供西方观看、理解和掌控的东西。

通过这个文本化过程而形成的一整套话语谱系，自然无不体现着一定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

随着西方的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生产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萨义德分析，东方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而是经由“将东方东方化”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一大堆主观想像。

而东方学则可以说是从这类想像中衍生的一大堆话语，从而有效地建构一整套由西方主宰的、名正言顺的现代化\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东方学的生成并非通过暴力形式，而是借助于“文化霸权”。

葛兰西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区分了两种控制力，一种是由国家及其如军队、警察和政府等承担的硬性“强权”，另一种就是有市民社会如学校、家庭、民间社团等在自觉自愿且不知不觉中普及的软性“霸权”。

正式经过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功能，直接
间接地导源于西方全球扩张的东方学话语，也就成为一般民众了解东方以及世界的世界观。

一方面剥夺了“他者”的话语权或自我表达权，在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过程中使其他民族陷入“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妖魔化“他者”，使东方以及其他一切非西方的存在构成一种稀奇古怪的玩意，从而理所当然地附属于和从属于“文明”的西方。

除了西方自己操持类似东方学的话语君临东方打量世界，甚至就连东方以及整个非西方世界也都跟着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套话语看待自身，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越来越习惯于模仿西方的口吻来解读自身的历史，解构自己的文化。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不仅表现为现实层面上重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也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看待世界（包括西方与东方）的话语体系，亦即人类中心主义和欧中中心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全球人类能够自觉自愿地按照这套理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萨义德以及其他秉持反本质主义的后学理论，则力图消解这类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格局，解构这种文化上的宏大叙事，从而真正建立多元文化共生互动的全球关系。

国际传播理论
杨泊叙认为，跨国公司的介入是我们经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变迁，跨国公司主导的是全球传播，他认为跨国公司的介入导致了传播结构的变化，从而是我们进入全球传播中去。

全球传播以因特网为媒介，要传递的信息和文化其实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或民族的信息和文化。

国际传播关注的包括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体系统。

强调的是一些国家（如美国）对另一些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根本问题是国与国的问题。

更具体的说，国际传播的基本分析单位（basic unit of analysis）是国家，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文化的商品化，媒介帝国主义等。

后来的争论就自然导致了NWICON.
但杨泊叙认为国际传播的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加剧的当今现实了。

当今世界信息流动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化，最根本的问题越来越不是国际传播的问题，而是全球传播的问题。

全球传播问题指的是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的问题。

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全球传播的特点：
1、互联网是全球传播的媒介
2、消费文化是全球传播的基础
3、全球传播是跨国公司主宰的网众传播，对应的概念是大众，网众的匿名，主
动性使得他们在虚拟空间的活动可以忽略公民、民族和性别等结构型社会因素。

因此，全球传播的核心是唤起和满足满足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能欲望。

目的是为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宣传理论
现代国际传播的起源于二战时期对宣传的研究，因此，宣传理论就成为早期的国际传播功能范式，突出国际传播的效果。

宣传理论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体系，可以分为战争时期和非战争时期。

战争时期
战争时期的宣传理论主要以拉斯维尔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的理论框架为主。

他对战争中的各种国际宣传的策略和手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分析，建立了一个国际宣传成功的精准理论，因此被称为“宣传研究之父”。

他对一战时期宣传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研究的媒体包括报纸，宣传手册，电影等。

而在二战时，他首创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认为战时宣传在动员对敌人的仇恨，保持和同盟国关系，瓦解敌人斗志等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

拉式认为宣传是指以谣言，消息，报道，图片等符号通过适当的新闻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的做法，具有强大的效果，并把国际宣传视为现代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非战争时期
主要以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sky1988年出版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提出的宣传模式为主。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主流大众煤介受到所有权、管理方式、广告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权威信息源等外在因素的限制。

这些外在因素作为新闻传播的“过滤器”(filters)，有效地抑制了大众煤介独立于其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能力，由此导致新闻生产在没有明显外力压迫的情况下进行“自我审查”(seir一censorship)，从而彻底熔入社会的制度化体系之中，成为构建和强化社会“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的表象，并在普通民众心中制造了混淆、误解和冷漠，推动精英意志与政策的有力工具。

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认为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它必须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
第一个过滤器是指大众媒介的集中化，所有权和赢利趋向。

媒介集团是上市公司，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第二个过滤器是广告。

对广告的依附越来越高。

第三种过滤器是新闻源。

新闻来源于政府，商界和他们认定的“专家”。

第四个过滤器是炮轰和强制执行。

炮轰是指对媒体节目或评论的负面回应。

这种回应可能是书信、电报、电话、请愿或是国会议案以及其它形式的投诉、威胁与惩罚等，这些炮轰来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来自个人。

对媒体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轰规模很大，那么媒体就会耗费大量资源应对，广告商会撤回赞助，个人和小型媒体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

第五种过滤器是把的反共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乔姆斯基称之为美国的国教。

（在911之后，反恐暂时替代了反共，但是更多情况是反恐与反共同时进行，中国成为最大的共产主义敌对势力国家）
通过这五个过滤器，精英阶层的观点顺利地在主流媒体中传播，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则被有效地清除了。

这一切没有粗暴的干预，发生得非常自然，以致于大部分人包括新闻工作者自身都认为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解释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这些因素已内在化到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之中。

美国媒体运行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根本上为“制造共识”和思想控制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现代化理论
冷战时期形成，现代化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在使西方获益的同时，也应该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认为大众传媒能够帮助改造传统社会，把西方的经验借用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去，帮助他们完成现代化。

代表学者有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

他们通过调查，发现：
传媒能推动一些长期发展项目，如农村发展，及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社会变革。

传播会催生民主理念
电信技术如电话，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缺陷：
1，将现代化和传统割裂起来，认为社会必须要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改造。

2，把从西方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单项的国际信息传播视为解决这些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

3，产生与冷战时期，与其说是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倒不如说是为西方国家扩大政治势力和跨国公司产品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依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提出来的，用于解释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或沦为西方附庸的原因。

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对立的，现代化理论的衰退主要来自于依附理论对其的批判。

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白银资本），巴西社会学家卡多所等人。

依附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中心---边陲”经济体系，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陲国家。

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和未能实现现代化，是由于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对边陲国家的控制和剥削造成的，使他们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国家。

沃勒斯坦发展和改善了依附理论，使其发展为世界体系论。

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是相互依附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也在不断的变化。

他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认为世界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兴起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他们的发达是由于边缘国家的供养和依附。

媒介依附理论
更倾向于从跨国传媒集团来考察国际传播。

认为，目前世界各国的信息传媒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源于“中心—边陲”的循环体系。

即边陲国家的传媒体系之所以不发达是由于对发达国家的媒介体系的依附造成，这些中心国家掌握着国际传播的多数资源，并一直主导着国际传播过程。

媒介依附理论主要表现为：
媒介体系的依附
资金的依附
传媒内容的依附
广告的依附
新传播科技设备的依附。

缺陷：夸大了跨国公司的作用，贬低了民族国家在摆脱依附过程中的作用。

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依附理论在文化层面的延伸，是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该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席勒Herbert Schiller1976年在其《传播和文化支配》一书中提出。

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讨论。

他的定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

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席勒以沃勒斯坦、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该理论认为跨国媒体集团对文化的形成有巨大的作用，媒介产品主要是从中心国家流向边陲国家；这些西方国家并不中立，而是具有侵略性的，对当地文化会产生负面影响。

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

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

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席勒还对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大张挞伐。

他认为，4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大抵属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

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传播体制，视之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为其出谋划策。

所以，各种各样定量的、实证主义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遵循的都是广告主、广告商或政府机构的意志，不仅缺乏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批判现状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支持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信息自由流动的新秩序----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见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