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代 牡 丹

唐代牡丹

牡丹尽管其根皮曾作为药物被古代医家利用过，然而它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所普遍认识，唐宋人大抵都认为这是唐代的事。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晚出，唐始有闻。"起初，因为"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还仅仅看作是芍药的附庸。后来，牡丹有了自己的专名，并且蔚为大国，芍药相形见绌，反倒成为"落谱衰宗"。本文对唐代牡丹的情况做些考察，以收补阙拾遗之效。

一、牡丹在唐高宗时由河东汾州移入长安

关于牡丹的来源，只有两位唐人提到，都认为出自河东道汾州（山西省汾阳县）众香寺，但时间则分别认为在初唐和盛唐。主盛唐说者是段成式。在上引文中，他接着说："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然而考以其它史籍，则发现此说与事实相左。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1说："开元中，禁中初种木芍药，得四本，上因移于兴庆池东沉香殿前。"此说未注出处，系出自唐人李濬《松窗杂录》的说法："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另外，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开元年间"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这都是说开元年间宫中珍爱牡丹，兴庆宫也开始种植，并没有说同样也是禁中的大明宫、太极宫是否也如此。而徐松却笼统地说成"禁中初种"，就成了皇宫中刚开始种植牡丹。兴庆宫牡丹在开元天宝之际已有相当规模，唐玄宗常和杨贵妃赏花，一次命李白撰《清平乐词》助兴，中有"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句。同时，宰相杨国忠私宅也有了牡丹。《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说：杨国忠在家中造四香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盛唐人王维已有《红牡丹》诗。可见远不是段成式所说的那种情况。段成式还说：名公们《裴给事宅看牡丹》诗，"寻访未获"；而那时已有"牡丹之会"，显然牡丹已多。可以推测，他对前面的说法并非坚信不疑。

主初唐说者是舒元舆。他的《牡丹赋》序文说："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寖）盛。"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上苑应指长安的后苑。西河是县名，是汾州的治所，与武则天的老家并州文水（山西省文水县）毗邻。武则天虽非生于老家，却一直怀有故乡之情，《旧唐书》卷77《崔神庆传》载有她这方面的言论："并州，朕之枌榆。"武则天时牡丹移入长安，可从考

古资料得到旁证。大足元年（701）永泰公主死，在武则天去世的第二年，即706年，陪葬于陕西乾县的乾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分册第385页指出："永泰公主墓石椁线画中已出现牡丹，则它的移至长安应在开元以前。"其时间的大致确定，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武则天的行止。

武则天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到弘道元年（683）高宗在东都洛阳去世，28年间七次随高宗幸东都，高宗归葬长安，她不曾西归。此后到她去世共22年，除永泰公主死的那年回长安两年外，其余时间全在洛阳。值得注意的是，显庆五年（660），高宗、武则天去了一趟并州，阴历二月到达，四月离开，恰值牡丹开放的季节。这是武则天仅有的一次衣锦还乡，很可能她在宴请亲族、乡党时知道了牡丹。不过，他们这次是由洛阳去的，依然又回到洛阳。两年后，他们又回长安住了三年。牡丹很可能在这五年间（660－665）由汾州传入长安，或者是武则天由并州回洛阳时交代过先移入长安，或者是再回长安后派人移植。《唐诗纪事》卷3说高宗时后苑已有双头牡丹，上官昭容诗云："势如连璧友，心似臭兰人。"后来，当政治中心移至洛阳后，长安皇宫中的牡丹只能缓慢地培植、发展，三四十年后初具规模，不仅刻画于公主墓石，还扩大到兴庆宫、华清宫和宰相家宅。武则天之后，长安再度成为政治中心，牡丹因而大放光彩。开元末，裴士淹又移入长安私第，无非由于当时长安牡丹昂贵而稀少，尚未普及到他这样的郎官家中，而他的家族又是河东大姓，能知道祖籍的风土人情，于是在出使途中，顺便到牡丹的故乡去弄了一棵。这是效颦，不是首创。

二、牡丹的分布与培育

牡丹逐渐由皇宫扩展到京师衙署、寺庙、私家庭院，后来还移植到东南地区。

在长安，政府衙署里种植了牡丹。白居易《惜牡丹花》诗注为"翰林院北厅花下作"。《唐两京城坊考》卷3、卷4指出：修政坊宗正寺亭子和永达坊度支亭子，是新进士举行牡丹宴的地方。无疑与当地牡丹盛开有关。《唐国史补》卷中说："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佛寺中以慈恩寺和西明寺的牡丹最负盛名。《唐语林》卷7说：慈恩寺浴室院有两丛牡丹，"每开及五六百朵"。该寺清上人院的牡丹，曾使人们不断写诗，权德舆有《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西明寺牡丹，白居易、元稹都曾观赏，白居易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诗。浑瑊、令狐楚、窦易直、元稹等官僚的私宅中都有了牡丹。刘禹锡《浑侍中宅牡丹》诗说："径尺千馀朵。"这在长安无疑独占鳌头，白居易《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诗即说："城中最数令公家。"窦、元宅的牡丹，白居易《惜牡丹花》诗注为："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作"；有首诗题为《微之（元稹）宅残牡丹》。普通人家的庭院中也有了牡丹，王建《题所赁宅牡丹花》诗说："赁宅得花饶。"

洛阳牡丹没有长安牡丹繁盛。令狐楚在外十年才调回长安，

正值家中牡丹含苞待放时又调洛阳，《赴东都别牡丹》诗说："

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这里言外之意是对宦海沉浮的感慨，但包含着对长安牡丹的眷恋，以及在洛阳难以看到牡丹的遗憾。洛阳牡丹见于记载的有这样几处：刘禹锡有《思黯南墅赏牡丹》诗。思黯是牛僧孺的字。《旧唐书·牛僧孺传》说他在洛阳归仁里（紧挨外郭城东面的建春门）修造第宅，把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时搜集的"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刘禹锡有多首与牛僧孺唱和的诗。南墅是牛僧孺在洛阳城南伊河旁的园林。《酉阳杂俎》续集卷2说：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花发千朵"。《唐两京城坊考》卷5说：宣风坊安国寺，"诸院牡丹特盛"。可见牡丹栽培的时间不算短，只是价格昂贵，分布未能普遍。因此，到了唐末，牡丹依然很珍贵。《唐摭言》卷3记载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朱全忠洛阳宅牡丹开谢，都要登记数目。新及第进士许昼醉酒，私摘十余朵，还辱骂朱全忠。朱全忠"命械昼而献"，许昼吓得"亡命河北，莫知所止"。北方其它地区的牡丹分布，文献有零星记载。《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太原官员"得红紫二色者，移入城中"。中唐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李益到长安考科举，不能回家看牡丹，作《牡丹》诗说："紫艳丛开未到家，却教游客赏繁华。"晚唐人李商隐有《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诗，可见泾州（治今甘肃省泾川县）高平的回中也有牡丹。

在长安牡丹开放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这一期间内，东南地区尚无牡丹。白居易在上述那首赠李二十（绅）的诗中说："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但南方人已经知道并且向往长安牡丹。张祜《京城寓怀》诗说自己进京不是为了科举功名，而是"

唯待春风看牡丹"。牡丹迟迟不能移植于南方，主要由于它不能很快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等条件。牡丹娇弱，最忌狂风、淫雨、烈日。关于这方面情况，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披露道："

怕风惟怯夜，忧雨不经旬"；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诗披露道："鲜愁日炙融。"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也说：一旦遭受风雨，牡丹便"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因此，人们对于牡丹，总要刻意保护。白居易《秦中吟·买花》诗说："上张帷幕庇，旁织笆篱护。"南方雨量大、日光强，不利于牡丹的生长，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李咸用《同友生题僧院牡丹花》诗便说："

牡丹为性疏南国"；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也说："此花南地知难种。"然而只要备加小心，也能移植成功。《云溪友议》卷中记载：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寻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晚唐人罗隐《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诗说："六十年来此托根。"白居易一生好买花栽花，《移牡丹栽》诗说："金钱买得牡丹栽"，"百处移将百处开"。这牡丹，可能是6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