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汉族的形成与发展

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汉族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汉族源于北方的华夏族，而南方远古时代是越、巴、蜀、楚等土著民族的家园。

今天的汉族南方部分的形成，是古代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南下并与南方土著民族相融合的结果。

但是，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在各区域的表现形式如何，这些重要问题却很少有人涉及。

本文试图在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唐后期五代和宋代靖康之乱以后等三次北方移民南迁浪潮和南方汉族形成的关系作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三次北方人口南迁时的移民分布特点古代北方汉族人民较具规模的南下，始于秦统一全国之后，元代以来已较为少见。

因此，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对汉族南方部分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距迁出地远近、迁移路线走向以及迁入地的经济文化基础等原因，移民在南方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均衡，数量相差很大。

加之迁入时迁入地原先的人口基数不同，移民在各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差别极大。

各次移民的主要分布状况是：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移民浪潮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以江南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

第二位是安徽，安置移民的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

另外，今江陵、松滋一带和武昌、黄梅一带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陕西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四川的成都东北和川陕交通线附近及彭山县，也设有若干侨县。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此次移民浪潮的边缘大致在今四川盆地的中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中部，在此线以南就只有很少量分散的移民了①。

依据谭其骧先生的意见，可以将侨州、郡、县的人口视为南渡人口的约数②。

《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侨郡人口较多的州，州内人口总数和侨郡人口分别是：南徐州（相当今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一带）41.8万、22.2万；南兖州（相当今江苏的江淮地区）12.5万、3.8万;南豫州（相当今安徽江淮地区和江南大部，及河南的淮河以南）15万、12.6万；雍州（相当今湖北襄樊、谷城一带和河南的南阳地区）15.8万、8.2万;秦州（相当今陕西汉中一带）5.1万、5.1万③。

因此在上述州，侨郡人口或是当地人口的基本部分（秦州，100%），或是人口的主要部分（南徐州、南豫州和雍州,分别占53%、84%和52%），或占三分之一左右（南兖州,占30%）。

上述移民密集分布区大体在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汉水－长江下游南岸平原以北。

①以上据《中国移民史》魏晋南北朝卷，葛剑雄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侨郡、县的确定据《宋书·州郡志》和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各州人口数据郡数合计。

凡一郡下只有部分县属侨县者，据县占郡内县数比率推算。

唐后期五代各区域的移民数量，大致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四川盆地和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最多，其次是江西北半部和今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今湖北省的长江以北和河南的南部地区，福建则是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

如以移民的分布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划分，可分出三大区域:（一）、密集型区域，即移民在大部分府州成了人口的主体部分。

今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和直到入海口的长江干流以北，都属于移民的密集分布区。

（二）、点状型区域，即同一区域中一些府州有较多的移民，一些府州则移民较少，因而未能密集成片而呈点状分布。

这一区域在大巴山和长江干流以南，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以北。

在少数府州，移民在人口中占了一定的比重。

（三）、稀疏型区域，即全区域移民总数不多，除了极个别地方移民未能对当地人口构成产生影响。

此区域在点状型区域之南。

①宋代靖康之乱以后的南迁规模远远超过唐后期五代，仅绍兴和约签订之前便大约有五百万人，南方大部分府州军的绝大部分县都有数量不等的移民分布。

各地区的移民数量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上海市和浙江省最多，江西、湖南、湖北、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四川、陕西南部和福建次之，今广东和广西最少。

按移民的分布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区分，仍然分成三大区域，与唐后期五代的移民潮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长江南岸地区加入密集型区域，其余大体相同。

在今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不含恩施地区），湖南省的洞庭湖西部平原，以杭州、南京、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两宋之际当地人口严重下降和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北方移民也已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②据上所述，三次南迁浪潮时北方人口在南方的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位于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在各次北方人口南迁潮中，绝大部分府州往往都是移民密集型区域。

第二，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在东晋南朝和南宋时加入移民密集型区域，在这两次移民潮中北方移民都是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第三，位于大巴山－长江南岸平原以南，云贵高原－南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属于点状型区域，移民未在人口中占主体地位。

第四，位于南岭以南的今广东、广西地区，在各次南迁潮中，移民数量都比较有限，属于移民稀疏型区域。

第五，拥有今云南、贵州两省和湖北、湖南、广西、四川毗邻地区的云贵高原，在各次南迁潮中几乎没有移民迁入，属于移民空白区域。

近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gm、km分布，测定了9560例个体的gm因子，根据gm单体形频率计算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从而得出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

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三十度为界，其北属于北方型，其南属于南方型，双方的gm表型的分布明显不同。

而且，居住在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同一个集群，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同一个集群，南方和北方汉族的差异远远大过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①以上据《中国移民史》隋唐五代卷，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以上据《中国移民史》宋辽金元卷，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四章第五节，吴松弟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原因是南方和北方两大集群的起源不一样①。

这一假说和上述移民史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北纬三十度线约经过今浙江杭州以南、安徽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省界、湖北的长江南岸平原以及四川的中部。

如果除去四川的北部（说明见下），北纬三十度线以北的南方区域相当于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及长江南岸平原，与本文所说的移民密集型区域大体一致。

这并非偶然，因为今日的人口分布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人口迁移的结果，而靖康乱后的人口南迁是北方人口的最末一次大规模南下。

这不免使我们想到，是否是北方移民迁入时在各区域人口所占比重的不同，使民族融合和汉族形成发展的形式出现差异，从而影响到人体免疫球蛋白的差异呢？为此，需要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讨论北方移民和汉族形成发展的关系。

云贵高原在三次移民潮时属移民空白区，来自南方地区的汉族移民明清以来始大举迁入，不属于讨论范围。

二南方北部地区的人群更替和汉族的形成与发展此处所说的南方北部，指大巴山－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

关于南方的非汉民族，《汉书》有西南夷、两粤等周边民族列传。

西南夷指夜郎、莫、邛都、徙、白马之类，分布在巴、蜀的外围，大约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盆地周围。

两粤指南粤和东粤，分布今广东、广西、福建与浙江的南部。

《后汉书》有《南蛮西南夷列传》，南蛮指武陵蛮、越裳、巴郡南郡蛮、板循*蛮等，除了越裳蛮在今越南一带，其余都在今湘、鄂两省的西部和四川东部山区，最西直到巴郡的阆中（今四川阆中市）。

据此，南方北部由于经历了自先秦开始的华夏族的逐步南迁和民族融合，绝大多数地区在汉代就已是汉族的生活区域。

不过，由于南北朝时一些非汉民族迁入，隋代江淮地区的西部“多杂蛮左”②。

此后，经过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在江淮已找不到非汉民族成员的痕迹（不计新迁入的个别移民）。

因此，本区早期汉族形成于汉代以前，与三次北方移民南迁潮并无多大关系。

但是，此后我国处于南北分裂时期的残酷战争和移民迁入导致的数次人口更迭，却使北方移民对后期汉族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区是我国南方和北方两大地域的联接地带，一旦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即成为分裂政权军事对抗的地区和基本战场所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南宋和金、南宋和蒙（元）的对峙时期无不如此。

大战来临时，当地人口数量严重减少，或死于战争，或被迫迁入长江以南避难，只有小部分的人留居本地。

同时，北方移民向南迁移首先要进入本区，一些移民遂在此定居下来，最终结果是新迁入的北方移民取代了原先居住于此的人民而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因此，三次人口南迁浪潮为大规模人口更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汉族人口的主要来源。

早在三国和两晋时南方北部便发生过几次人口更迭。

《宋书·州郡志》说淮南郡（三国魏初相当今安徽江淮地区的东部）的沿革：“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

吴平，民各还本，故复①赵桐茂、陈琦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遗传学报》18卷2期，1991年。

②《隋书》卷31《地理志》。

立焉。

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为淮南境。

”三国对立长达半个世纪以上，所谓“吴平，民各还本”并非指原居民迁回家乡，而是外来移民迁入。

类似的人口迁移并非仅仅发生在淮南郡，而是遍及江淮地区，上举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南豫州、南兖州、雍州和秦州均有侨州郡县，即是证明。

四州总人口共48.4万，侨郡人口为29.7万，占61%。

由于自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以来，几次实行土断，将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并省没有实土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①，大明八年的侨郡人口主要反映其前不久的北方移民南迁结果，而此前一个半世纪共发生四次北方人民南迁②，因此有理由认为北方籍人民已成为江淮人口的主体部分。

这种新迁入的移民代替原先的土著居民的状况，在唐末和宋代再次重演。

唐末淮南战乱频仍，“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

杨行密控制淮南以后，采取种种措施，“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③。

“招抚流散”即移民迁入是战后淮南人口恢复的主要原因。

汉水流域在安史乱时受到战争的破坏，“户口流失大半”④。

由于“浮客相与来”，人口数量始得到恢复⑤。

今湖北长江以北地区可以江陵府（治今江陵县）为例。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江陵府属荆南节度使）井邑，十倍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