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的心理变化及其原因

论子君的心理变化及其原因
摘要《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五四”时代背景下一个具有复杂心理特征的新女性。

她既具备了反抗封建礼教的意识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觉悟，又习惯于受男权社会的控制以及对男权社会的依附。

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引起了子君心理上的一系列变化，使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并使《伤逝》的悲剧成为必然。

关键词子君、变化、男权、控制、依附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1926年8月首次收入北新书局初版的《彷徨》小说集中，它是鲁迅先生作品中惟一一篇反映“五四”后期青年知识分子爱情问题的小说，也是鲁迅先生许多小说中最扑朔迷离的一部。

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成一家。

鲁迅先生为《伤逝》这出爱情悲剧塑造的女主人公子君, 是“五四”时代背景下一个具有复杂心理特征的典型的新女性形象。

她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具备了一定的反封建意识和个性解放意识。

在与同样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男主人公——涓生交往的过程中，她勇敢地突破了社会、家庭和自我的束缚，果断地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和自主权利。

然而，在男权社会的围困下，子君本身的软弱性、传统性和思想觉悟的不彻底性使她不自觉地又走上了旧女性丧失自我，依附男权的老路。

最终，残酷的现实社会吞噬了子君的思想和灵魂，也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

从子君由恋爱走向灭亡的整个过程出发，我们可以将她的心理以及相应心理状态下的行为模式分为懵懂、觉醒、麻木、恐慌四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之间偶有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部分，使得子君的整个心理变化过程更加真实、自然和丰满。

一、懵懂阶段；
这一阶段的子君正值情窦初开之际，她的内心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对自由爱情的渴望。

于是，这种心理上的灵动性外化成了形象上的轻盈和美好。

“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

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
子君身上由内而外的生动就像是她带来的新叶一般，给人以枯木逢春的欣喜之感。

当然，作为一个无论从年龄上还是思想上都处于天真幼稚时期的女孩儿，子君的所见、所知、所感还不足以使她完全蜕化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女性。

因此，在欣赏她的生动与美好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她身上流露出的羞涩与保守。

例如：涓生指给子君看雪莱的半身像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

”这令涓生也觉得“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

”
总的来说，懵懂阶段的子君还徘徊在解放与保守之间，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新思想都有着接近的渴望和尝试的羞怯。

用小说中的话来描述此时的子君，那就是“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二、觉醒阶段；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先生用一句分明的、坚定的、沉静的话语宣告了子君的自我解放，也宣告了沉睡数千年的中国女性的觉醒。

此时，小说女主人公子君所表现出的对自我、自主、自立的追求甚至比男主人公涓生还要透彻、坚强得多。

面对“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的窥探，子君可以“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面对家庭的阻挠，子君可以毫不畏惧地公然地和叔子闹开；面对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子君可以“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她的这种骄傲、无畏和坦然，充分展现了新女性突破封建枷锁，获得独立自由后的精神魅力。

比如，在置办新家时：
“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

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
显然，此时的子君已经对自己在家庭、在社会中的定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她已经自觉地将自己和男性放在了对等的高度，要求和男性一样对家庭负有经济上的责任。

三、麻木阶段；
与涓生同居于吉兆胡同后，子君逐渐进入到麻木不仁的阶段。

她先是快乐地沉浸在家务中并且胖了起来，随后是不快活地与小官太太暗斗而强颜欢笑，最后在鲁迅先生安排的“催化剂”（涓生的突然失业）的作用下迅速走向精神灭亡。

我们可以看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的外貌，与子君第一阶段的生动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算什么。

哼，我们干新的。

我们……。

”的怯懦之语，与子君第二阶段的勇敢宣言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

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
可以说，这里的子君已经彻彻底底地失去了原本的精神领地，对她来说世界只意味着吉兆胡同，意味着操持家务，意味着筹钱吃饭。

尽管涓生拣了一个机会，将道理暗示她，她也领会似的点头，但她的精神接受力已经与那些道理存在着巨大差距，对于道理“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

四、恐慌阶段；
涓生的半出走状态和超过子君的冷漠，终于引起了子君的犹疑，她在麻木之外又生出了一种新的情绪——恐慌。

从子君的处境看来，她已经失去了自己旧家庭庇护，如果再失去这个新家庭的依靠，恐怕就很难再在这个礼教的社会里生存下去了（她自杀的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子君怀着极度恐慌的心情开始竭力自救，她“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是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但对我却温和得多了”。

与此同时，向来有些怯懦，有些虚伪的涓生也开始了勉强的挽救。

但正如涓生说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现在，子君和涓生的思想已经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尽管子君有奋力追赶的愿望，但她缺少坚定有效的行动和更为优秀的精神导师（涓生本身存在着性格和思想上的缺陷）。

垂死挣扎没有为子君带来新生的希望。

“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看破这一点的涓生最终决定不负责任地放弃子君，而子君也不得不走向时代为她写好的悲剧结局。

通过以上四个阶段的心理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中国女性在时代的感召下突破自我，寻求解放而又深陷精神困境的悲剧人生。

那么，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强加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自觉依附。

所谓的男权社会就是指以男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

男权主义又称男权制，就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将社会所注意的中心放在男性及其活动上。

《伤逝》中男权社会对子君强加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男性统治——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

鲁迅先生没有着重描写封建家庭对子君的控制和迫害，并不表示他在小说中对男性统治没有深刻的反映，因为这种统治性更多地表现在了吉兆胡同的小家庭里，表现在了男主人公涓生的身上。

我们不难发现，从热恋到同居，子君很少有说话的机会。

不同阶段的区别只在于，前两个阶段的子君不但听得认真，还能给涓生一些及时的反馈以体现他“教导”的效果，而后两个阶段的子君没有功夫听涓生高谈阔论，听了也是不懂的。

显然，涓生自以为是的“教导”方式使得子君的话语渐渐被遮蔽起来，这就是男性统治下温柔的话语暴力的最佳例证。

第二，男性认同——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剧中人兼叙述者，涓生不仅是自由恋爱与结婚的实践者（这一点和女子没什么不同），还是有资格为自由恋爱和结婚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种种结果提供最终解释的社会舆论的制造者【1】。

可以说，有关子君的种种都是在涓生的思维模式中发展出来的，涓生认为她是勇敢的、坚决的，她就是；涓生认为她变得冷漠了、怯懦了，她也就变了。

尽管这是事实，但我们发现，涓生始终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猜测和评价子君，却从来没有真正深入地了解过子君，也没有坚持帮助子君走出精神的困境，更没有试图让子君步入社会，成为真正的新女性。

除了归因于男权的控制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子君面对男权控制所表现出的顺服，或者说对男权社会的依附性。

中国古代女子讲究“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具体指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2】。

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可见，子君对男权社会的屈从和依附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渊源。

具体来说，《伤逝》中的子君分别在话语权、经济权和决定权上依附着男主人公涓生。

1、在探讨男性统治时已经提到了话语暴力的问题，其实子君之所以会丧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她自己也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懵懂阶段的子君一直是很好的听众，但这也说明她从来没有主动参与话题的意愿，而是宁可选择乖乖地听涓生侃侃而谈。

麻木阶段的子君就连听众也不会当，即使涓生几度主动关心她的心情，她也不肯袒露心声，只是自顾自地神色凄然。

例如：
“奇怪。

——子君，你怎么今天这样儿了？”我忍不住问。

“什么？”她连看也不看我。

“你的脸色……。

”
“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
尽管子君对涓生遗弃阿随的事非常不满，但她始终保持了沉默，无论涓生怎么问都不肯开口。

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而子君选择的恰恰就是沉默下的灭亡之路。

2、经济权是女性自由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大多数情况下，丈夫须得谋生，赡养家庭……这就给丈夫一种无需有任何独特的法律特权的支配地位……”【3】子君作为一个没有嫁妆的闲居在家的妻子，自然只能依靠涓生过生活，因此在涓生失业时，她立刻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不安和忧虑中。

“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

哼，我们干新的。

我们……。

’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

”
如果子君能够从一开始就想到出外谋生，能够在经济上获得足够的主动权，那么涓生也不会大言不惭地说：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

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

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
没有经济来源的子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涓生的经济负担，因此在这个家庭里只能由子君来扮演被嫌弃以及舍弃的对象。

3、可以说，决定权是经济权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如此。

乍看之下，吉兆胡同里的子君似乎不太听得进涓生的话，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子君主动让出决定权的表现。

她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去判断，只要做个勤劳安分的小妻子任由丈夫抉择便可。

即使在最后，在涓生决心不爱子君，并把这决定告诉子君后，子君也没有与之抗争，甚至没有吵闹，只是乖乖地跟着父亲回去了。

换个角度看，在那个小家庭里，子君所能够决定的只有家务活儿，所能够控制的只有油鸡和阿随，这也就是她之所以成天操劳家务并且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

周作人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4】。

但我认为鲁迅先生的小说恰恰拥有最广泛的生活原型——处于彷徨中的“五四”知识青年们。

《伤势》把子君和涓生的个人情感问题放在了时代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人物心理变化的把握，十分冷静地探索了“五四”落潮时期知识青年的症结。

尤其是对子君这个时代女性形象的深入刻画，充分展现了“五四”对女性思想和心理的深刻影响，也着重表现了时代变革时期女性思想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可以说，鲁迅先生伤的不仅是子君的短暂的生命，更是“五四”新女性精神的短暂生命。

注释【1】摘自郜元宝《鲁迅精读》（《伤逝》讲解）
【2】摘自《仪礼丧服-子夏传》
【3】摘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4】摘自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二三《伤势》）
参考文献郜元宝《鲁迅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史志谨《鲁迅小说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
谭德晶《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综合文科061班
06980118余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