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 是否立法 辩论稿1

尊敬的主席、各位嘉宾大家好。

在我们这个数千年来“守望相助”的人文国度中，道德的沦丧和人心的冷漠竟如此超乎想象，以致于有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诚然“小悦悦”事件，如巨浪般激荡在每一个国人的胸膛，外国媒体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就是中国》。

但迷茫的我们，在个别恶性的个案影响下，在舆论的鼓噪中，切不可病急乱投医，仅凭“良心冲动”来治理社会，贸然地将道德问题法律化。

因此我方坚定地认为,我国目前还不需要用立法惩治“见死不救”！
90年代中叶法学界曾对“见死不救”是否构罪问题进行了热烈而长时间的讨论，结果却不了了之，未见任何立法成果，哪怕在“小悦悦事件”后的2011年11月26日凤凰网的民意调查也显示80.42%的民众对中国应否立法惩治“见死不救”持反对意见，这足以证明立法惩治“见死不救”不是最优的选择。

首先，将“见死不救”入法意味着人们要对一件本来与自己无关的事履行额外的义务，而见义勇为、好人好事这些词汇将永远的消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

依照现代法治理念，只要不侵害国家、他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秩序，公民的行为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

“见死不救”的人不说是好人，但不见得就是坏人，对不是坏人的人施以法律制裁，有违常理。

大多时候，人们不是不想救，是不敢救，承担不起救后的责任，归根结底是由于社会中碰瓷、诈骗、敲诈勒索现象太多，与其立法惩治见死不救，
是否更应该考虑严惩这些不良现象。

其次，在实际操作中，“见死不救”该怎么认定？如何取证呢？立法惩治“见死不救”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法律体系尚未完善，价值体系正待重建的中国，到时有没有人见义勇为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没有人袖手旁观，因为旁观者都跑光了。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想象以公共游泳池为代表的公共场所必将一片凋零，因为你不敢去，因为你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发生，因为你怕不知不觉就被立法惩治了。

可能对方辩友会以国外此类相关立法来比较，但你们深入了解美国、德国、新加坡“见死不救”入法适用时的严苛条件吗？你们深入研究了西方社会的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背后的人文社会吗？东西方法治理念和道德信仰的差异，因此我们对立法惩治“见死不救”需要慎之又慎。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只有两个，一是趋利，二是避害。

法律不需要惩治“见死不救”，也完全可以会同道德一起来挽救我们的社会风气，可以做的事很多：法律可以通过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奖励积极救援者来弘扬道德；法律可以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帮助那些做好事被诬陷者免费打官司，提供相应赔偿基金，免除他们后顾之忧；法律可以制定规则，来惩戒那些诬陷做好事的被救助人。

道德问题的“泛法律化”固然可以迫使人们就范，但是如果得不到普遍的道德认同，其最终结果要么是因触犯法律者太多而使民众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要么就是因为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而导致法律条
文被虚臵，最终彻底颠覆司法的权威。

动辄就使用法律来解决道德层面的问题，以为通过惩罚见死不救之类的立法就可以引发见义勇为，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道德，这是一种法律的迷信。

2003年，曾倡导了多年，被奉为道德规范化的“敢于斗争”在新的中小学生守则中被删去，其务实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因为这样的规范导向，导致了多数情况是事情没有解决，却牺牲了孩子啊！试想不见义勇为就要立法查办，那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是不是也得立法惩治，以此类推，不作为的政府，是不是就该推翻？公权力无度界入公民私权及私德领域，在任何一个宣称要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国度，任何时候都需要警惕。

我们认为，由道德义务向法律义务的转化，必须具备成熟、坚实的社会主流意识基础，然而转型中的中国还尚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