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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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中国现当代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完成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爱情三部曲》是巴金的早期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巴金想用恋爱来表现人的性格,作品中写到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个性鲜明,是一群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
对她们进行探讨,可以更深刻的了解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以及当时妇女的命运、生活状况等,从而探讨妇女个性解放的道路。
许多专家学者都热衷于对巴金的研究,目前关于巴金研究的论文、专著有很多,如丹晨的《巴金评说七十年》、纪申的《记巴金及其他》等专著。
对巴金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有很多人进行探讨分析,有论文《浅论巴金小说的生命意识》,《巴金小说女性分析》等,这些学术论文都是对巴金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
但目前对《爱情三部曲》的研究比较少,只在一些论文专著中零散提到。
对此选题《论〈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专门分析的较少。
本篇文章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将《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归纳出她们的本质特点,是那个年代女性的一些鲜明特征。
在本篇文章中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归类分析;第二,对各类女性形象的进行本质探讨;第三,是分析巴金对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女性的思考。
在进行研究分析中查阅了一些文献,其中有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第6卷,丹晨的《巴金评说七十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巴金的《〈光明集〉序》(《巴金全集》第9卷),巴金的《我的幼年》(《巴金文集》第10卷),《巴金研究资料》等;学术论文有:姜海燕的《巴金小说女性分析》,贾蕾的《爱玛?高德曼的女性主义对巴金的影响》,平啸的《走进女性——凌叔华笔下的女性世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陈思和、李辉的《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等。
女性形象历来倍受作家的关注,纵观国内外文学,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不胜枚举。
国外的有古希腊悲剧中的克利泰姆斯屈拉、莎士比亚的戴斯得蒙娜,古典主义的费尔德拉,十八世纪的克拉丽莎,现实主义小说中从托尔斯泰的安娜到多丽思芬,来辛的安娜等等,都是对女性心灵的探幽。
[1] 而中国的现当代作家更是充满着对女性命运的的关注,如茅盾的处女作《蚀》三部曲,就是探索大革命前后“时代女性”命运的著作。
继《蚀》之后,茅盾在《虹》、《路》、《腐蚀》等著作里,都侧重写了“时代女性”在时代浪潮里浮沉的经历与命运。
在现代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更是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如丁玲笔下叛逆的莎菲女性,庐隐笔下充满悲哀的女性,萧红作品中有着孤寂心态的女性,冰心笔下女性“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神情,郁如笔下女性的热情而执著的追求。
巴金先生的作品也表现了一个个女性世界,如《激流三部曲》中的鸣凤、梅芬、瑞珏、琴,《寒夜》里的曾树生等。
巴金先生在《爱情三部曲》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女性,如具有东方女子温淑风韵的张若兰,活泼华美的秦蕴玉,奉求恋爱至上的慧,健康成熟的女革命家李佩珠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探讨这群性格迥异的女性,在她们身上放射着奇异的光辉。
一
《爱情三部曲》中女性形象虽然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但在她们身上表现鲜明的个性特征,有的温顺、贤淑,有的热情大方,有的热衷革命等等。
大体可以把她们分为以下几类:
(一)传统文化哺育下的美丽灵魂
在《爱情三部曲》中熊智君、瑶珠这些天使般的女性,她们属于弱势群体,奉行“爱的哲学”,在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中,她们“爱的哲学”就是无条件的对男性爱人的无私奉献。
这群女性虽然也处在封建社会的围笼里,但是因为对美好理想的崇敬以及个人善良纯洁的心灵,而依然能够在外界环境的束缚中保持着高洁的人生态度。
她们没有“人到中年”之后的家庭俗世毒害所导致的心理萎缩和变态,而是以自己纯洁善良的心灵和行为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
泣的生命之歌。
她们在对爱人的温柔恭顺与对情感的寻找中不断的平衡着,这种寻找一直延续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之中,至死也未曾动摇。
当作为社会道德重压下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钳制了这些女性寻觅丰满情感世界的行动时,她们的生命呈现出顺从忍让,乃至妥协屈服的状态,而不是产生怨恨心理或进行抗争。
张若兰、熊智君、瑶珠这几个女性不仅温柔美丽,而且宽厚贤惠,几乎是传统淑女的现代翻版。
在她们身上你看不见丝毫怨恨阴谋,所能感到的只是净化后的纯洁。
张若兰是《爱情三部曲》中最先出场的女性。
一个美丽温柔的“小资产阶级的女性”。
一个白衣青裙的少女,她有着丰腴的脸,白里透红的皮肤,略略高的鼻子,和一对星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嘴边时常露着微笑,她落落大方的气质吸引着周如水。
张若兰是一个有教养、有知识的姑娘,同所有的少女一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然而她所爱的周如水是一个优柔寡断,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的“多余人”,这昭示着她追求爱情的失败。
她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乐于奉献的生命,她在得知周如水的情况后,在陈真的鼓励下,摆脱了女性的矜持,主动向周如水表白,她说“有没有妻子这倒不要紧,真正的爱是超越这些关系的。
我爱你,我也知道你也爱我,那么其余的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了。
”[2]可是她热烈的爱情告白却遭到了拒绝,拒绝她的是周如水的“懦弱无能”以及他所标榜的所谓“道德”的力量。
但是在张若兰的生命里没有怨恨,她没有因此而怨恨周如水,怨恨封建礼教。
反而觉得辜负了陈真的好意。
这时的张若兰为了爱情而奋斗,发出了一个女性追求爱情的声音,即使最后失败了,仍然让人肃然起敬。
温顺、纯洁的熊智君,她是受新思潮感染的知识女性,新思潮曾触动过她的内心。
她在高中没毕业时,她的家庭就给她包办婚姻,叫她辍学回家乡出嫁。
但受过新思潮感染的熊智君奋起反抗,不愿接受父母的安排,勇敢的脱离了家庭,与爱人结合。
丈夫死后,与吴仁民巧遇在墓地,怀着一颗报恩的心写信给吴仁民,于是开始了他们的恋爱,那时的吴仁民是一个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病态人物,但她对他的爱是那么的忠诚,矢志不渝,为了保护爱人,抱病嫁给了玉雯的丈夫-—一个反动官僚。
她眼里的爱是纯洁的,单一的,她不管自己爱的人是不是革命者,革命似乎与她无关,她的死亡结局不是为了革命,只是单纯的为了拯救爱人的生命。
在熊智君之前,吴仁民的夫人瑶珠也是忠贞不二的爱着吴仁民。
她所关心的是吴仁民的身体,起居饮食,在家里奉献她女性的温暖。
小说中写到瑶珠在世时,吴仁民在她的劝告下会爱惜身体,不多喝酒,不熬夜。
瑶珠是吴仁民的精神支柱,家里的温暖之光。
在她过世后吴仁民不知道何去何从,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害怕回到那孤寂冷情的家里。
熊智君、瑶珠这些温顺的女性,巴金在对她们进行赞美时也表现出了她们自身的弱点,如还存在以夫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
(二)执著追求的新时代革命女性
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写了恋爱、写了革命。
他通过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爱情生动真实的展现了一群知识青年的各种思想性格,巴金在这里面全力塑造了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李佩珠。
李佩珠纯洁、美丽、坚强,又有比较冷静的头脑。
她不主张激进主义的盲动和轻易牺牲,认为“痛快的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
”[3]在《电》里,作者用了与往昔不同的明快的调子和诗意笔触,多方面展示李佩珠的优秀品质。
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爱和理想,把她塑造成一个健康成熟的女革命家,一个圣女似的革命女性。
在《爱情三部曲》中,李佩珠受《回忆录》中俄罗斯女革命家妃格念尔的启迪由一个小资产阶级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这个女性形象的精神成长史中,既没有吴仁民个人性爱的焦虑,也没有陈真直面死亡的生命痛感。
她只要一次感悟便能豁然开朗,选定目标之后,只须克服女性的脆弱,就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成为革命者后,便是圣洁的、美好的、坚定的、
庄严的。
不像她的那些男性战友那样因为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性格缺陷而生成多种性格面貌。
但是,成长经历的单纯和成熟之后的过分完美,恰恰使得她们失去了人的生命质感,失去了女性的生命内涵,成为一个神化的革命圣女。
[4]
《电》中的李佩珠被巴金称为“近乎健全性格”的女性,那么她的人格魅力究竟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首先,李佩珠具有反封建的叛逆人格。
她超脱了女性的家庭色彩,在雨中她反驳周如水、张小川的认为革命是男人的事情而女人只应该相夫教子的观点,喊出了心中对这种男人的不满“难道女人就只应该在家里伺候丈夫吗?”[5]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巴金塑造的这个形象意味着时代新女性走出了婚姻家庭,迈进了广阔的社会,和男人一道成为改造社会的主力军。
李佩珠否定了旧思想、旧道德,否定了女子“相夫教子”的全部意义,肯定了女性独立于男性世界,与男性共同革命的观念。
其次,她追求革命与爱情的统一。
李佩珠对爱情的追求上与其他女性不同,她轻视唯唯若若的,为了心中所谓“良心”的旧道德而放弃幸福的周如水,爱上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吴仁民。
《电》中的吴仁民已经成为一个执着的革命者。
她虽然抛弃了“相夫教子”的伦理道德,但是她没有抛弃爱情而做革命的殉道者,完成了爱情与革命的统一。
巴金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他本人的关于恋爱不妨碍革命的观念,也是巴金本人内心深处的爱情需求。
第三,她处事不惊、洞察秋毫的性格。
李佩珠这个女革命家不但纯洁美丽,并且有超越常人的坚强意志和执著于理想的精神。
她扬弃了杜大心一类革命者的偏激、急躁,而是沉着冷静、镇定从容的指挥着革命行动,是一个成熟的女革命家。
小说中写到她在得到吴仁民可能被捕的消息后,冒着危险去通知他。
在革命形势很严峻的时候,她和慧都很勇敢的要求留在城里应对残暴的反革命。
这些都能看出李佩珠是一个很勇敢的革命战士。
《电》中的李佩珠已经成长为一个很有魄力的女革命家,在迎接明回来的集会上,佩珠站在石凳上挥动着双手,充满激情的讲演着,这充分说明了她在革命阵营的号召力,“许多人都在下面伸长颈项看她。
”当会场被包围时,其他人都很慌张,很多人都拥挤着想往面跑,看热闹的人在人群里乱嚷乱挤,秩序一团糟。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多男性革命者像克、云都无法控制。
这时候李佩珠那尖锐的声音飞起来,高出了其他声音,压倒了一切。
她以她女性的魄力、革命家的沉着使集会群众安全的通过了军队的防线,避免了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的发生。
李佩珠的这种处事不惊在《电》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所塑造的李佩珠是一个成熟的、理想的革命家。
她用她圣洁的光辉照亮了男性形象的精神之路,为周如水、张小川等提供了一条示范之路;她的革命坚定性为吴仁民等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柱;同时她的爱情也慰藉了吴仁民的男性心怀。
(三)思想幼稚的向往革命者
《爱情三部曲》的革命女性有很多,除了像李佩珠那样成熟、理想的革命家,小说中还塑造了其他革命的形象,有的甚至称不上革命者,只能说是革命的向往者。
巴金在小说中塑造了自己也很喜欢的人物--慧,她有一头狮子鬓毛一般的头发。
她的性格不像李佩珠那样近乎健全,“她不及李佩珠温柔、沉着、坚定,不及碧的稳重,不及影的率真。
但是她那一泻千里的热情却超越了大家。
” [6]慧在《雷》中就已经出现,她的出现是伴着与响雷一样性格的德的争吵声的。
慧比其他女性都大胆,被人称为“恋爱至上者”,因为她的性的观念是开放的,这在当时是对封建伦理思想的大挑战。
慧的热情给阴郁的革命生活注入了激情和活力,感染着其他女性,也感染着读者。
她的热情不仅表现在她对爱情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她对革命的向往和贡献上。
在广场的集会上,慧带领着群众高唱劳动歌,甚至在会场被军队包围时,她仍然高喊着”取消苛捐杂税!打倒陈某某”的口号。
她的行动是发自肺腑的,表现了她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
但同时这也暴露出她革命思想的幼稚,激情有时淹没了她的理智。
慧是坚强的,当严峻的革命形势致使她的爱人德和敏都离她而去时,她
仍然和李佩珠们并肩作战,继续完成朋友们为完成的事业。
碧是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她长得并不好看,有小的眼睛和高的颧骨。
但她热烈而冷静,她和雄以夫妻的名义租下房屋作为学生团体的会场。
碧有着对革命的信念和热情,但是她没有成熟的革命思想,所以她也是属于思想不成熟的革命向往者。
龚德娴、德华、影这些革命向往者虽然在革命浪潮中没有李佩珠有魄力,革命思想也比较幼稚,但她们对革命团体的发展壮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们的率真、温柔给紧张的革命气氛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有时温顺的天使型女性与革命向往者是合一的。
《雨》中的熊智君以自己的受虐、死亡使吴仁民得以逃生,以自己的尸骸向反动官僚阶级提出控诉,同时有留下遗言:“不要再来找寻我了。
我希望你在事业上努力,从那里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这种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啊!”[7]她吩咐吴仁民重返革命事业,为吴仁民指明了新生之路。
从这里可以看出熊智君也是一个革命向往者。
如果她没有肺病的拖累,没有官僚军阀的羁绊,也有可能投身革命,成为李佩珠的战友。
(四)堕落的享乐主义者
在《爱情三部曲》中李佩珠、碧这些女性在为革命事业奋斗时,有些女性却享乐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
龚德婉就是其中的代表,她与龚得娴都是李剑虹一个朋友的千金,然而两姐妹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龚得娴加入革命团体,为了革命发光发热,而龚德婉却嫁给留洋归来的张小川,过着小资产阶级的享乐生活。
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充斥着龚德婉,使她遵从女人的三从四德,好好的在家伺候丈夫。
小说中的另一个享乐者就是郑玉雯。
她本是一个有着革命信念的女学生,因爱慕虚荣而抛弃爱她的吴仁民嫁给了一个官僚。
后因与丈夫感情不和,婚姻生活不幸福而想与吴仁民重归于好,遭到拒绝后服毒自杀。
郑玉雯的堕落和毁灭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对她的腐蚀。
秦温玉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享乐者和欧美文化的崇拜者。
为了享乐生活,她留学美国,并在美国结婚,变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崇拜者。
她赞美好莱坞的电影艺术,赞美纽约建筑的华丽以及夜生活的神秘有趣。
总之,郑玉雯的堕落和毁灭,龚德婉、秦温玉的退缩,实际上是除李佩珠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另一种命运写照,她们的迷惑和彷徨也是对李佩珠性格的补充。
虽然,郑玉雯、秦温玉等没有参加革命,成了享乐生活的女性,但她们都从某些侧面体现了时代女性的风貌,在许多方面还突破了传统女子的规范。
如郑玉雯在婚姻不幸福时敢于重新追寻爱情,希望和吴仁民重归于好,失败后又决然的服毒自杀,不愿受丈夫的凌辱,也不愿再过无爱的婚姻生活。
这种反叛男权的精神,正体现了五四女性的个性解放追求。
二
《爱情三部曲》融入了巴金的理想和信仰,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他在这里面所塑造的各类女性都有其本质特征,有的个性叛逆,有的个性软弱。
(一)叛逆个性的生命追求
在旧制度迫害下,在一些青年对自身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缺乏反思时,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些大胆的叛逆者和一些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女青年。
她们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热情的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精力和才能,她们使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发出了光和热,在她们身上体现了巴金对理想生命的追求。
第一、她们的叛逆首先表现在对旧制度,旧礼教的摆脱,追求恋爱自由,争取与相爱的人结合。
在《爱情三部曲》中,无论是张若兰、熊智君、慧或者李佩珠,在对爱情的追求上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
她们敢于大胆地追求爱情,向心爱的男人表白。
全然抛弃封建礼教中女人的“三从四德”,脱掉了矜持的伪装。
在三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女性必须认
同父母的价值观,在婚姻方面更应该听从父母“媒约之言”。
而《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性,她们思想解放的要求十分强烈,她们对爱情的追求,比周如水、吴仁民更大胆,更有勇气。
如《雾》中张若兰主动向周如水表白,并帮助他摆脱家庭束缚,软弱的周如水却没有勇气接受。
慧在追求爱情上比其他女性更大胆,在别人看来甚至是很“放荡”的行为,这对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礼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叛逆。
第二、她们的叛逆还表现在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的强烈不满,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
她们的奋斗和牺牲是为了给后代创造一个新社会,让所有的人摆脱痛苦,让大家都得到幸福,这种精神在李佩珠、碧、慧、德娴等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
她们有的像男人一样挑起革命的重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中。
巴金《爱情三部曲》中所塑造的新女性,她们接受新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做了对旁人、对社会有益的事,让活着的生命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她们就像漆黑的天空中闪耀的电光。
第三、她们的叛逆还表现在自身的个性解放上,反映着女性反封建反传统,争取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风貌。
《爱情三部曲》中女性不仅仅停留在追求恋爱的自由和爱情的胜利,还体现对女人生存价值的追求。
李佩珠在《雨》中翘起小嘴喊出“我不想在爱情里陶醉,我要在事业上找安慰,找力量”,表现了一种时代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虽然巴金在《爱情三部曲》里写了一个个惨烈的悲剧,然而激荡在作品里的是一代青年发出的呼声,不但有男青年的震撼之声,更有女青年那叛逆的身影和嗓音,是作者唤醒那些现实生活中的被压迫者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是黑暗中闪耀着的希望之光。
这正是自称“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所采取的浪漫主义写法。
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表达了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关注,女性必须反抗旧制度、旧文化、旧礼教,用叛逆行动让青春和生命焕发出永恒的光彩,只有这样的女性才能获得自由、平等和独立。
(二)思想的矛盾性
巴金以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的矛盾心理。
其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经历了内心的矛盾。
在《电》中影的父亲不许她读书,要她回家去结婚,但是自己不愿意回家去,因为她已经默默的爱上了德。
不回去就意味着背叛爱她的母亲、背叛家庭,而回去就是向封建伦理道德的妥协。
这种背离家庭的矛盾心情和痛苦的感情把她压倒了,以至于在告诉德这件事时,话都说不下去了。
影的思想处在追求婚姻自由与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后在德、慧的帮助下,逐渐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的束缚,成为革命的向往者。
郑玉雯也是一个有着矛盾思想的女性。
她在享乐生活与革命生活的矛盾交织中选择了嫁作官僚太太,后因婚姻生活不幸福而又想得到吴仁民的爱情。
玉雯竭力想保持爱情与丰裕的物质生活的平衡,她对吴仁民说:“我可以做你的情人。
我能够独立生活,又不要你在经济上帮助我。
我们这样不是过得很好吗?我需要的只是你的一部分的爱情,我并不要全部,你可以把另一部分给智君”[8]可是此时吴仁民的爱情天平是偏向熊智君的,无法满足玉雯的要求,使得玉雯在矛盾与悔恨交加中自尽,情感上的矛盾使玉雯走上了不归路。
《爱情三部曲》中所塑造的女性之所以具有矛盾复杂的心态,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军阀的统治下,社会黑暗,穷人受难受苦,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女青年,她们徘徊在革命生活和小资产阶级生活之间,不知道何去何从,是享受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还是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其中有的受革命青年精神和外国女革命家的影响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浪潮中,有的革命内女性蜕变为享乐主义者。
其中都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人是复杂的矛盾体,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性也是一样的,都是复杂的矛盾体。
(三)悲剧色彩笼罩着她们
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对广大妇女的命运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小说中有的女性命运是悲惨的,有的完全是旧制度的牺牲品。
虽然她们也曾向旧礼教挑战、反抗,但她们的结局也逃不过一个“悲”字。
像张若兰,对爱情有过美好的憧憬,甚至幻想着用爱去解决爱人的烦恼,但优柔寡断,不能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周如水不敢接受她的爱情,使她在爱情失落中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走上了无爱婚姻的人生之路。
玉雯爱慕虚荣,抛弃了吴仁民,因婚后的不幸福而想与吴仁民重归于好,被拒绝后,服毒自杀。
熊智君为了保护爱人吴仁民而抱病嫁给了反动官僚,在肺病的折磨中孤独的死去。
为什么这些女性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呢。
因为当时社会的旧制度,如果当时的那个社会改变了,制度改变了。
她们的青春就有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有施展的机会,《爱情三部曲》给人一种阴郁的感觉,死亡气息充斥着整个小说,小说中不少形象都是患病之身,使得作品更添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三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女性问题一直是社会、作者、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女性的命运是什么?如何改变女性的命运,女性应该怎么做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完成这种改变后又将如何?巴金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进行了探索。
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爱玛?高德曼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成为激进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在推崇言论自由的同时,她倡导男女平等。
巴金和爱玛?高德曼有很深的交往,她使巴金第一次窥见了无政府主义的美丽,培养了巴金坚定的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
新文化运动之初,无政府主义是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巴金正是在这场文化运动中结识爱玛?高德曼的,后来他称爱玛?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9]《爱情三部曲》中巴金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受到爱玛?高德曼无政府主义和女性观点的影响,如爱玛?高德曼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在《爱情三部曲》中就有所体现,李佩珠、慧、碧等革命女性和男人一起革命甚至比男性更坚定、更成熟。
在作品中巴金思考了如何处理男性和女性在生活家庭中的作用,如何看待婚姻生活和恋爱,如何从人的意义上,即与男人平等的角度看待女性。
在《爱情三部曲》中巴金塑造的许多现代女性:张若兰、李佩珠、熊智君、慧、影、碧、郑玉雯等等,她们的性格不尽相同,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也不一样,但是她们基本上都体现了五四精神。
《爱情三部曲》中很少有女性愿意做男人的附庸,熊智君爱着吴仁民,但是她没有把爱情和幸福看作人生的全部意义,她明确的向吴仁民表示:“假若我的存在对你的工作有妨害,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虽然爱你的心永不变。
”李佩珠与吴仁民的爱情是在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建立的,他们是相互给予,相互拥有而各自独立的。
慧比李佩珠、熊智君更大胆,更富有激情,她代表了冲出传统牢笼的女性对自由乃至合理的生理欲求的肯定。
巴金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融入了她对女性解放的理想和信仰。
巴金在他的小说中重视女性生命意识的重估,从珍爱女性和女性的生命社会价值及个性解放的时代新精神出发,对女性青春生命的卑微和毁灭表示了深切的哀痛。
综观巴金的小说创作,其中的女性叙事往往通过还原女性心理的真实历史与情感世界,揭示了这一女性视角下契合时代特质的种种具有民主、人道特定内涵的思潮,这是对封建男性权威的否定。
巴金在这部小说中摒弃纯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转而以主体的心理为切入点,从而使他的小说成为人生和社会场景的展示。
巴金在小说中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视野,揭示了那些曾经被人忽视的女性的生活历程和生活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生命和情感体验、文化追求,通过对现代女性在家庭、社会中对情感生活方式的的不同追求,确立了小说女性的主体价值。
这里的女性世界不仅可以凭借鲜明的个性、爱恨交织的情感特点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而且可以使现代主义的思想启蒙,个性意识的独立观念得以传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巴金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女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