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形象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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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形象简析
内容摘要:金庸笔下有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韦小宝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是金庸先生用心血智慧凝聚而成的艺术精灵.金庸一反以往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公式化、概念化,塑造了一个既不会什么武功,也不是什么侠客;既不是“大善”,也不是“大恶”,既不是“大忠”,也不是“大奸”,既不是“大义”,也不是“大逆”,的“反英雄”的形象。
对这一形象,是由特殊生活环境造就的,可见环境的影响导致性格的多重性,小宝的多种性格的形成都与环境密不可分。
关键词:典型环境适应性性格缺陷
一、特殊生活环境对韦小宝形象的造就
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韦小宝特殊的性格。
金庸先生的收笔之作《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是扬州丽春院的一个妓女,不知道生父是谁,在作品第五十回末尾说到当时来妓院的人汉、回、蒙、满、藏都有,只是没有外国人。
我们可以看出,韦小宝就是妓院里皮肉生涯中一次失误的副产品,连他母亲也搞不清楚其生父,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韦小宝的确是一个“小杂种”,因此,贯穿韦小宝血液和性格中的东西就是那种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遗传因素。
他的童年生活是在妓院度过的,妓院是一个十分奇异的地方,那里人来人往,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嫖客们千金买笑,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不惜挥金如土;但有时又非常吝啬,斤斤计较,出尔反尔。
老鸨见钱眼开,逢场作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阳奉阴违。
风月场中的男男女女来自东西南北,五光十色。
因此,韦小宝在那种特殊的肮脏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形成了韦小宝独特的性格:油嘴滑舌,肮话连篇,弄虚作假,两面三刀,见风使舵。
后来浪迹江湖,恰恰又是明末清初的那种乱世,江湖上险象环生,处处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遭人暗算。
再加上各帮派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若没有灵活的大脑、机智善变的本领,怎么能化险为夷、生存下去?后来,一次偶然的机遇使得他与康熙相识,加上他溜须拍马、阿谀奉迎、处事圆滑的高超本领,深得康熙的赏识,使得他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再来看一看韦小宝的后天教育。
韦小宝并没有机会受到过一天的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也不喜欢读书,致使他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他虽然不喜欢读书,却喜欢听书,而且记忆力又好,游走于繁华的扬州城,置身于各种茶坊、酒肆中,听到过不少说书艺人说的《三国志》、《水浒传》、《英烈传》等等,这些英雄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对韦小宝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
这一点与其说是后天教育,毋宁说是生活的文化环境。
尽管他不理解环境为何物,也不知道文化为何意,事实上,他已经自觉不自觉的受到了整个生存环境和中国那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了,这种影响,对他日后能够更好适应环境,形成复杂而独特的性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韦小宝对环境的适应
像韦小宝这样一个出生在妓院,身份卑微,又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目不识丁,不学无术的小市侩,怎么会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在经济上,腰缠万贯,最后偕同全家隐居扬州,永享富贵;在感情上,七个小老婆争献殷勤,整日围着他团团转,可谓艳福齐天,姻缘美满。
我们不禁要问:“他靠的是什么?”
第一,他靠的是神行百变、欺骗说谎、撒石灰、捏阴囊的特殊本领。
韦小宝身经百战能克敌制胜、化险为夷,并不是靠的高深的武功,他靠的是欺骗说谎、
窃听盗窃、溜须拍马、神行百变、脚底抹油,危急之时也有成功的绝招;撒石灰、捏阴囊、背后捅刀子、溜之大吉等下三烂的伎俩。
这些正是韦小宝对环境的绝佳适应,看似下流无耻,事实上正是他赖以生存的高超本领,正如那熠熠生辉的宝典一样,让人惊叹不已。
平常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学会,韦小宝却把握的灵活自如、恰到好处。
这一点正是他特殊的生存环境、人生经历造就的。
因此,我们看他虽目不识丁,不学无术,实际上却是才能卓著,极富智慧,他这个人物正是当时那种社会环境里的一个怪胎,是一个“畸形儿”。
难怪金庸先生对韦小宝的评价是“最耐人寻味的,最独特的人物形象。
”身份的卑微下流,会被人轻视、鄙夷,甚至是敌视。
为了生存,韦小宝学会了最大限度的适应,无论是在政治斗争中,还是在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要加以隐秘;什么事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事要大肆宣扬而又必须去做的。
这些界限的把握如果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而韦小宝却掌握的恰到好处,做起事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他学会了训练自己的厚脸皮,说起谎来,脸不变色、心不跳;学会了油嘴滑舌、诡计多端。
这样的性格和行为也孕育了韦小宝别样的智慧,以他这种油嘴滑舌、欺骗奸诈、凶狠大胆,脸皮厚的个性去接触社会上的人和事,确实需要智慧来决定着其中的机变,可以说,韦小宝的复杂的性格和智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第二,韦小宝不仅仅“油嘴滑舌、欺骗奸诈、凶狠大胆,脸皮厚”;重要的还有他性格的另一面:重江湖义气、慷慨大方、忠于皇上、孝敬长辈等优良品质。
《鹿鼎记》第九回,韦小宝禀明康熙要去访查鳌拜余党,径自来到东城甜水井胡同,得知同会朋友徐天川大哥身受重伤,韦小宝问明原因后,决定扮作一富家子弟到沐王府兴师问罪,给身负重伤的徐大哥出气。
从这一情节来看,天地会的朋友被人殴打,自己身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他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前去讨理,为朋友两肋插刀,还是很重江湖义气的。
作品第四十三回,康熙命令韦小宝去杀掉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反贼,韦小宝不愿去杀掉自己的师傅,心想:“江湖上好汉,义气为重,我如把师傅他们都捉了来,皇上一定砍他们的头。
这样一来,韦小宝出卖朋友,变成吴三桂啦。
”通过这一心理活动分析,韦小宝当时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皇上的命令不敢违抗,自己的师傅,义气为重不能杀,这两种矛盾激烈的斗争着,其结果是意气重于皇令,他选择了后者。
他把江湖义气看得至高无上。
他的这种决断的形成得益于:一是说书艺人所说的英雄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的影响。
二是他身在江湖亲身感受到的英雄好汉重义气,这种高尚品质与几千年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观念思想,根深蒂固的也影响到韦小宝的行为与性格。
韦小宝的仗义疏财,慷慨大方,也是他的一大特点。
作品第五回写到,康熙让康亲王索额图和韦小宝一起去不得已鳌拜的家,抄得了不少珍宝玩物,韦小宝却只捡了两件好玩的东西据为己有,分得的脏银也愿意拿出五万两分给底下人,见者有份。
从这一节内容看,韦小宝不是那种嗜钱如命的吝啬鬼,并没有做金钱的奴隶。
韦小宝的忠君思想也是贯穿于始终的。
首先来论述一下他第一次与康熙合谋,使用巧妙的方法,将誉为“满洲第一武士”的鳌拜擒拿,并且不久后,又将其杀死这一节。
杀死鳌拜,是韦小宝登上政治舞台,深得康熙青睐而迈出的最漂亮的一步。
在韦小宝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也体现了韦小宝的忠君思想。
后来从蒙古喇嘛罕贴摩那里探知:蒙古、西藏、罗刹国、平西王吴三桂,四家要联合起来起兵造反,推翻康熙皇帝,瓜分大清江山,韦小宝将
这一绝密消息及时报告给康熙皇帝,以便让他心中有数,早作防备。
最后,他说服蒙古、西藏归降;击毙反贼,救了真太后;带兵打败罗刹国,铲平神龙教,屡建奇功。
捍卫了大清政权,忠实于康熙皇帝。
以上这些都是韦小宝忠君思想的具体表现。
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忠诚于皇上的人,皇上怎么会不赏识他、重用他、提拔他?
同样的,孝敬长辈,在韦小宝身上也都有体现,不论是对待自己的生身母亲韦春芳,还是对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他都尽了一个作为人子、作为人徒的土孝道之心。
第三,韦小宝在政治上平步青云,生活上福禄双全,还靠他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八面玲珑的处事能力。
复杂的社会环境锻炼了韦小宝审时度势、机智灵活的处事能力,一棵歪脖子大树,因为丑陋人们不屑一顾,但一棵高大挺拔的良才,却难逃被砍伐当作栋梁的厄运。
树大招风,逞强斗胜不是生存的最佳方式。
韦小宝深谙此道,他的机智灵活,神行百变的能力常人无法比拟,韦小宝不会武功,只会一些下三烂的雕虫小技,韦小宝游于凶险的江湖,贵在他自知之明,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外界因素,来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一次,韦小宝奉康熙之命,炮轰神龙教,使得教主及众人对他恨之入骨,设计使韦小宝进入神龙岛,在当时那种势单力薄的形势下,如果单凭他孤军奋战,难以取胜。
他急中生智,灵活多变,先是大拍洪教主及洪夫人的马屁,讨得他们的喜欢,再挑拨离间、颠倒黑白,采用讨便宜和设计套子的方法诱使陆高轩和瘦头陀说错话,激起洪教主不满,导致神龙教的内哄。
这种机智多变、八面玲珑的办事能力,是韦小宝对各种社会环境的实践,生物学里讲的“适者生存”韦小宝把握的恰到好处。
总的来看,韦小宝对环境的适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的结果。
《论语.里仁》一文里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韦小宝做到“义”大于“利”,这正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实践,正是来自于两千多年来的文化思想的影响。
《孟子.告子上》中也有“舍生而取义者也”的说法,韦小宝既要求得生存,生存是作为一个人的第一要素,,同时他也不愿意不仁不义,轻易舍弃义。
《论语.为政》里也有“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儒家的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自然也影响到了韦小宝,很显然,这种文化思想的传递和继承主要是通过说书艺人演说的《三国演义》、《杨家将》、《英烈传》等历史演义小说。
归根到底,韦小宝的这种高尚的思想品质还是来自于文化环境的熏陶。
三、由性格缺陷看环境对其形象的影响
我们还可由性格缺陷看环境对其形象的影响。
首先,由他油嘴滑舌、软磨硬泡、满口污言秽语来看。
作品第四十九回,康熙让韦小宝亲自监斩骂街的疯子——茅十八。
在韦小宝看来,一面是皇上的命令不可违,一面是江湖好友不可杀,在这种情况下,韦小宝动用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与皇上一再讨价还价,软磨硬泡,逼着康熙让步。
说到他的满口脏话,更是登峰造极,使得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血肉丰满。
第二回写了一段极精彩的辱骂盐贩子的脏话,这种骂人的言语,一般应是那些放荡泼辣的妇女才能骂得出口,一个小老爷们骂出这种不讲道德的地方,又经常到市井中间去,肯定也受到了那种特定的肮脏的人文环境的熏染,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习惯,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于口中,这一点再自然不过的了。
其次,由贪财好色来看环境对韦小宝形象影响。
说到他贪财,作品第十回写到平西王世子吴应熊到京来进贡,朝中大官人人有份,韦小宝担心没自己的份,索额图诱导他低声说道:“呆会吴应熊不论送你什么重礼,你都不可露出喜欢的
模样,只淡淡地说:‘世子来北京,一路上可辛苦了。
’他如见你喜欢,那便没了下文,你神色冷淡,他定然当你嫌礼物轻了,明天又会重重的补上一份。
”这里索额图对韦小宝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主动教导他如何去当官,如何去敛财,不正是当时那种黑暗、腐朽的官场(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的侵蚀吗?韦小宝做到了,如法炮制,并且做得很好,轻而易举拿到了一对翡翠鸟,两串明珠,四百两黄金的厚礼,更重要的是他从这一次学会了如何当官,如何索贿,以便他在今后的官场中去呼风唤雨。
这是社会环境主动地影响,还有被动地不自觉地那就更不待多说了。
好色,也是韦小宝的又一大特点,韦小宝每见到一个面目娇好的女人,都想让人做他的老婆,占为己有,当然,我们也不奇怪于韦小宝的这种想法,妓院这一典型的生活环境,成了他行为和观念不知不觉的依据和准则,形成了韦小宝独特的思维定势,同时也决定了他特定的女性观、爱情婚姻观、价值观。
我们来看一下韦小宝眼中的女人,接触妇女,他对妓女没有丝毫的鄙夷和厌恶,在他的心目中,妓女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妓女,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而已。
况且,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妓女,透过妈妈的谋生方式,他有机会认识生活,认识女性,当然这种认识尽管还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是潜移默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认识男人和女人赤裸裸的人的“本性”,女人只不过是男人发泄性欲的一种工具而已,这是人的兽性。
正因为如此,他对七个女人的占有,只是为了满足性欲,就象占有一件美好的物品或财产一样占有女性,绝不谈爱情!难道韦小宝就只知道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占有,来发泄人的最低级、最本能的那种兽欲,就这样心安理得的漠视女性?我们还是透过作品去看,作品第三十九回,在丽春院,韦小宝把八个女人并列抱上床。
这里有对阿琪两次抱上床,两次又重新放回椅中坐好的动作描写和心理刻画,是否能占有阿琪,韦小宝内心充满了激烈的矛盾斗争,犹豫不决,最后毕竟想到“朋友妻,不可欺”以及“关云长千里送皇嫂”等古训。
这就把他与一般动物区分开来,可见韦小宝对女性的占有也绝不是无所顾忌、心安理得的占有,他的心里也有一种潜在的社会伦理观念在约束着他。
这里女人已经不是女人,也不是妓女,而是“嫂嫂”了。
通过这一细节,也揭示了韦小宝的女性观,而这种女性观的隐秘:一层是人本的因素,二层是社会伦理因素,而他的这种观念,无不来自民间的说书艺人的文化“教育”。
这种文化影响下做人的底线。
总而言之,韦小宝这个人物,可以说是金庸先生用心血和智慧凝聚而成的艺术精灵。
他一反以往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公式化、概念化,无丝毫的缺点。
韦小宝的人物形象奇就奇在他既不会什么武功,也不是什么侠客;既不是“大善”,也不是“大恶”;既不是“大忠”;也不是“大奸”;既不是“大义”;也不是“大逆”,他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
他给人的印象是耳目一新的,他是那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形象,尽管在他身上存在很多劣性,甚至有很多读者不太喜欢。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种劣性全是当时社会环境造就的,是社会生活扭曲了他的灵魂。
话又说回来,仅凭环境也不能完全决定他的性格怎样怎样,他的某些性格固然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他自身的本质的与环境无关的内在因素,我们且不可片面地认为环境决定一切。
金庸先生把韦小宝置身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环境之中,才形成其性格的复杂性,这固然是成功的,然而我倒觉得韦小宝更像样19世纪晚期那种环境下造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挤”出来的,带有双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就这一点而言,更有点像韦小宝形成“畸形”性格的阶级基础,金庸先生为什么不让这个人物出现在这种环境下?
参考文献:
1、金庸著:《鹿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
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3、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
4、陈墨著:《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