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起源

一般说来，数学对象或结构越抽象，包含的特征越少，相应的数学知识也就越可靠。这是因为这样一来，影响数学知识可靠性的因素也就越简单，也就越容易确保数学证明的前提与步骤的正确性。因此，为数学知识寻找基础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找到更为简单、更为抽象的基础结构。数学发展到当代，人们一般认为集合论是数学中最基础的部分，而集合则是比数和形都要抽象得多的数学对象。事实上，所谓思考的清晰性，就是指对思路构成影响的各种要素都明确地区分开；而这样的区分做得越好，对于思路的正确与否，也就越是容易判断，于是思考的严格性也就越容易得到保证。
弗雷格与罗素一起创立的，是理想语言哲学的分析理念。它主张在一个符号化的逻辑系统中展开哲学分析，并且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系统，对弗雷格来说它是关于思想结构的知识系统，而对罗素来说则是关于实在的知识系统。
另一方面，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同事摩尔（G. E. Moore）发展了另外一种风格的哲学分析，人们常常将其归于日常语言哲学。这种哲学分析理念并不注重符号系统，而是直接利用日常语言来展开分析。由于并没有来自方法论上的系统支持，摩尔的这种方法很难说不是一种个人偏好。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方法理解为摩尔在知识论上所持有的常识观点的某种后果。摩尔通过对怀疑论的研究得到了这种常识观点，这种研究并不属于逻辑。因此，如果把摩尔看作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开端，那么位于这个开端的，还只是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的范例，而不是系统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要到斯特劳森和赖尔才会出现。
由于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在纳粹掌权期间移居美国，理想语言哲学的中心也就随之转到美国。日常语言哲学主要活跃在英格兰，其核心成员在牛津，由此形成具有牛津风格的哲学分析。日常语言哲学在这个阶段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系统，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赖尔的《心的概念》（1949）与斯特劳森的《个体》（1959）。如果说产生理想语言哲学的哲学动机是数学哲学，那么产生日常语言哲学的动机则是近代哲学，即笛卡尔的心灵哲学（赖尔）与康德的先验哲学（斯特劳森）。与逻辑经验主义排斥形而上学的做法不同，牛津哲学家复兴了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对这种反差进行探究，应当是件很有启发性的工作。
有趣的是，语言学转向有正反两种表现。正面的表现是把语言当作是知识的载体，当作获得知识的先决条件（例如在大多数经典的分析哲学家那里）；反面的表现则是把语言当作阻碍人们理解世界的中间物，而语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语言这样一种障碍物，也就没有哲学，哲学唯一的工作就是清除这一障碍（例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后面这种想法也是基于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它仍然承认知识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否则语言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它所反对的是对于语言的某种误解，而哲学是这种误解的结果。
逻辑常常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逻辑系统。关于什么是逻辑系统，在分析传统中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逻辑系统是一套可以通过人为规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语言系统，这套系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以这种看法为指导展开的哲学研究，人们常常称为“理想语言哲学（Ideal Language Philosophy）”。另外一种看法是，由于真这个概念不能够脱离语言的使用语境来把握，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逻辑系统实际上就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东西，逻辑只可能表现于人们实际上使用的语言中，即自然语言中，以这种看法为指导展开的哲学研究，就是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
关于数学基础的问题可以有两种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式，一种是数学的，另外一种是哲学的。
数学的进路就是，找到比原来的数学知识更有保障（因而也就更抽象）的数学对象或结构，并以新的数学对象或结构为基础来重建数学。
最古老的数学对象是数（算术）与形（几何）。比较粗糙的解释是，认为这些对象都存在于经验世界中，可以凭感觉加以认识。比如，人们通过数一堆石子知道什么是数，通过看一张桌子的桌面来知道什么是圆形。柏拉图给出的解释要精致一些，他认为这些对象不是可以感觉到的，而只能通过灵魂回忆看到，经验事物只是分有它们。不管是用肉眼看，还是在灵魂中看，哲学数学对象都是直观到的。这些对象通过抽象，去掉一些特征，而保留另外一些特征，就可以得到更为抽象的对象。比如，从数列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序（order），而序是一列数不管是从大到小排列，还是从小到大排列，都具备的一种特性。序所包含的特征就比数列的特征要少。对象越是抽象，离直观就越远。比如，把桌子的颜色抽象掉，桌子就看不到了；而若把形状进一步抽象掉，我们甚至连想象都无法做到。
要确保数学知识的严格性，还需要利用某种手段，来对通过抽象而得到分离的那些要素给予明确的表示，使得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识别出这些要素，从而确保推理的可靠性。这样的手段就是语言。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熟，在学理上的标志就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学者们通常把由笛卡尔发动的“知识论转向（the epistemological turn）”当作近代哲学（the modern philosophy）开端。笛卡尔开启了对形而上学作出系统辩护（justification）的传统，这样的系统辩护就是近代的知识论。知识论转向，其实就是把知识论当作是形而上学的基础。“语言学转向”这个词是与“知识论转向”并列的一种说法，我认为语言学转向对整个哲学事业来说，其价值堪比知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是在近代哲学的基础上作出的扎扎实实的进步。在这门课中，我们会看到语言学转向的深刻性何在。
无论是理想语言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哲学，都把逻辑当作使得真这个概念得以把握的东西，从而是知识论的基础；也都把语言当作使得逻辑得到落实，从而进入认知过程的必要的媒介。这样，对逻辑的重视就与对语言的重视结合在一起了。
2. 分析传统的历史概述
迄今为止，真正以撰写历史为目的的分析哲学史的著作，似乎还只有A Brief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From Russell to Rawls（Stephen P. Schwartz, Willey-Blackwell, 2012）。[3]分析哲学史实际上不是我们这门课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分析哲学本身。因此，我们的讨论虽然以历史上的或者仍然活着的分析哲学家的观点为基础，但并不是以获得关于这些哲学家的事实为目的，而是会超出这个范围，讨论作为理念的分析哲学。尽管如此，大略地勾勒一下啊分析哲学的历史，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日常语言学派建立自己的方法论系统，则是与理想语言学派进行批判性互动的结果。我们可以在斯特劳森的论文“论指称”（On Referring）、赖尔的“系统地令人误解的表达”、以及约翰·奥斯汀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中找到关于这种方法论的系统论述。不过，日常语言哲学与理想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深入的清理才能揭示出来。
A）早期，基本理念的奠定
分析传统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弗雷格于1879年发表《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一书。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个符号化的逻辑系统，以此作为研究数学基础的工作语言；与此同时，它还给出了如何用这个系统来分析数学知识的一般思路，而这意味着关于什么是数学知识、如何把数学知识建立在一种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弗雷格都已经有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想法。这套想法很快发展成为一种逻辑主义（logicism）的数学哲学。罗素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逻辑主义，并在与怀德海合著的三卷本巨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中实现这套想法。由于罗素悖论的出现，弗雷格的逻辑主义数学哲学的数学部分宣告失败[4]，但其哲学部分，即关于什么是逻辑的哲学观点，关于数学知识以及一般性的知识的本质哲学讨论，却仍然富于生命力。
1. 分析风格
分析哲学的识别标志就是分析风格。简单说来，分析风格体现为对清晰性与严格性的极端重视，而这种重视落实到了语言和逻辑上。单是这样的简单描述，还不足以把分析哲学家与像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以及康德这样一些重视论述方法的非分析哲学家们区分开。分析风格的形成，是与特定的哲学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分析哲学就是从这种动机的形成开始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哲学兴趣与哲学观点构成的连续体。
分析哲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可以在达米特的著作《分析哲学的起源》[1]中读到一种解释。这个解释随后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2]。要讨论分析哲学的起源，就要先确定什么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本身还是一个尚未终结的哲学研究传统，英语哲学家还在这个传统中工作，因此，讨论分析哲学的起源，就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进行这种讨论的哲学家的自我定位，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这门课的开始几次课，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就在做这件事。我们会看到，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是以什么样的问题为线索，过渡到分析哲学的讨论的。
语言学转向的核心要点是，主张知识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像在近代哲学中那样，被认为是建立在观念的基础上。把知识的处所从观念转移到语言中，这可能是分析哲学最为根本的洞见。虽然这一洞见的正确性饱受争议，并且分析传统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放弃了这一洞见，我仍然以它作为组织课程内容的核心线索。即使它是错误的（我不这么认为），通过对它所作出的尽可能的推进，我们也更加容易看出它在哪里错了。
B）中期，系统化阶段
分析传统的中期大致上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6、70年代，并与晚期的一些讨论交叠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在中期的发展划分出理想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这样两个不同的风格。
对于理想语言学派来说，这是一个综合而又成熟的时代。一方面，逻辑发展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它的数学部分已经可以归并到数学系中加以研究，而不需要哲学。另一方面，逻辑技术经过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可以用来处理一般的科学问题。我们可以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看到逻辑主义的一种推广了的形式。科学哲学成为分析传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分支，取代了传统的知识论研究；形而上学遭到排斥；伦理学中的表达主义开始流行起来。
分析哲学的历史起点是弗雷格和罗素对数学知识的基础所展开的研究。他们所关心的世纪，人们一般都认为，所有科学中最为严格的是数学。这种严格性集中体现在数学证明的严格性上，而数学证明的典范是欧几里德几何。欧几里德几何从几条显然为真的命题出发，利用看来无法质疑的步骤导出所有几何定理，由此构成了坚实牢靠的欧几里德公理体系。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体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们一直对它的第五公理，即平行公理的公理地位，持有怀疑。这种怀疑使许多数学家开始思考公理之间以及公理与定理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为讨论什么是数学证明提供了第一手的经验资料。非欧几何在18、9世纪之交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数学公理的本性，开始对什么是数学真理，产生疑问。数学知识变得让人疑虑重重，似乎已经不再是知识的典范了。催生分析哲学的数学哲学研究，就是在这种理智背景中展开的。
在对算术知识的研究中，弗雷格和罗素所采用的数学进路就是，用集合（外延）与代数结构（函项）来重建算术。
确切地说，数学进路是对数学基础给出回答的一部分，必须由哲学的研究加以补充才算是完整的。单纯把现有的数学知识用更抽象的数学来重建，这只能让数学与原来相比更加可靠，即更加清晰严格，但不能说明数学就是可靠的。因为，“更加可靠”的意思可以是“比较而言不是那么不可靠”。事实上，弗雷格对数学进路的要求更高，他要求达到绝对的可靠性。解释关于数学基础的数学研究为何是可靠的，这是关于数学基础的研究的哲学部分。这部分研究不仅限于数学知识，而是要扩展到一般的知识论领域。关于数学基础的研究，总是要服从于我们关于知识概念的一般性的理解，要从这种理解中找到基础与起点。
对逻辑的重视也是从对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的基础的探究生发出来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当前往往把逻辑理解为工具性的，理解成是为了确保推理的严格性而建立起来的辅助物，但这并不是早期分析哲学家所理解的逻辑，尤其不是像弗雷格和罗素这样的哲学家所理解的逻辑。在分析哲学早期阶段，逻辑被认为是体现了关于真这个概念的把握，由于知识的本质性的标志就是真，逻辑对于知识来说也就是本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