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发展历程解析报告

中国哲学发展历程解析报告

中国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也是以存在和认识为主线的，也有伟大的发展历程，并且，程朱理学的本体论一直领先西方，至今依然如此。

一．老子《道德经》

“道”，即为巴门尼德之绝对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之第一纯形式体。

《列子》“天瑞”篇之“四太”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接近。列子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即动力因；“太初者，气之始也”，即所为因；“太始者，形之始也”，即形式因；“太素者，质之始也”，即质料因。不过，我认为《列子》不是先秦时期之作。

《道德经》中也有关于四个因的论述。道经·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象：形式因，物：质料因，精：动力因，信：目的因。

“德”，即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具体事物之本质。

德经·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对于具体事物的本质没有继续深入的研究。只有这句话指出具体事物受道的支配，受其德的限定。庄子研究了很多具体事物的不同，然而，他的目的，不是要去研究这些具体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而是企图混淆事物之间的不同，而去达到万物大同，实现人和道的合一。这便有了宗教神秘色彩。

《道德经》和《庄子》中的其他问题。

1.无知之无动不是无为。积极地认识，积极地提高知识水平，不仅是人存在所必需的有为，也是无为的前提。

2.《道德经》中还有一句话是有问题的。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至今依然很流行，然而，这句话在认识逻辑上，却有大问题。“道生一”这个描述是错误的。载体和母体是不同的概念。载体，指的是基础、支配体，不能在母体的层面上来理解载体。“道”是载体，不是母体，不能在母体的意思上来理解和描述“道”。这就是说，道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母体繁衍的那种，而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母体繁衍关系，而是事物之间的运动变化的结果。单独的一个主体存在自身无法产生新的主体存在。

3.具体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而不是其他，就是因为其内在的本质已经决定了，如果改变具体事物的形式或样子，那就不再是这个事物了，而成为其他。因此，庄子混淆具体事物的不同是有问题的，具体事物的存在，除了受道的支配，更取决于其具体本质之理。

二．孔子关于做人的研究

孔子通过对人性的感受和观察，着眼于人性，提出人之为人需要具备的两个条件：“真”和“礼”。真或直，乃人性的真实反应，七情六欲需要得到满足，这是人存在的必需，而“礼”，乃为了避免和他人的冲突而对人的“真”性情发挥的节制，“真”和“礼”相结合才能让一个人正常的存在，孔子说，这样的人就是“仁”人。既然“仁”是让人能正常的存在的必需方式，根据“仁”，可以得到关于人的存在的各个主要方面的要求，即：仁义礼智信。再由此推导，可以产生关于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仁政”。这是孔子在哲学上的核心的贡献，是真正属于孔子的学术贡献。因此，孔子并非完全“述而不作”。

我认为，“仁”的确是一个人正常存在的条件。“真”相当于现在说的“自由”，“礼”相当于道德、法律。“礼”在古代有浓厚的高低贵贱之等级区别，是古代社会的时代局限，孔子也无法摆脱那个时代局限。因此，把所谓的不平等的“礼教”全部算到孔子的头上，是不对的。在当下人类追求平等的时代，应该剔除不平等的等级观念。

要认识到人性的普遍性和个性的复杂性。各人的性情、禀赋、善恶的先天成分不同，各人所处的各种环境也有不同，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分析这个“不欲”是普遍的人性还是个性。如果是普遍的人性，这句话成立，如果是个性，则不成立。对于能做到仁的人，可以用仁，对于不能做到仁的人，就应该警惕，要用法律以及其他公平的强制制度来约束他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首先应该设立公平的制度来约束所有人，再施行仁人的教化。

仁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人之存在，还应该重视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谋生和更好的生存。任何符合道德法律的工作都值得尊重，没有高低贵贱。对于一个能做到仁的君子而言，需要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先成小器来实现自主谋生，再去追求成大器，这才是对“君子不器”的正确的理解。

孔子研究的核心只是怎么做人，这只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老子、阴阳家、法家、墨家、周易、一直到程朱理学等，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上的瑰宝，都值得现在去全面的借鉴或完善。

三．惠施、公孙龙关于名实逻辑关系的研究 / 墨家产生了科学认识方法

思维处理意识中的“名”，这些“名”之所指，或是客观事物，或是语言上的一个概念。惠施、公孙龙在这个方面做了研究，指出，当说出一个名的时候，必须明确所指，注意名和实的区别以及逻辑关系，否则，表达或理解就会混淆不清。

对于具体可感事物的认识方法的研究，在先秦时期，做的最好的就是墨家。《墨经》：“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知，传受之，身观，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墨家论述的认识过程，是对于具体可感觉事物的认识方法，包含感觉经验、思维论证、检验。包含这三个要素的认识方法，就是科学。在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科学认识方法，在中国哲学，则应该说墨家产生了科学认识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墨家只是从经验的角度总结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方法，在理论体系上缺乏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据。

四．荀子以“从道之礼”建立儒学体系

荀子，堪为儒家学术体系的第一个集大成者，把儒、法、道、墨等各家很好的结合了起来。凡为体系者，必涉及到本体论和认识论根据。支配万物之道、人之为人之德，是荀子的本体论根据。据此，荀子指出礼乃符合道义之礼，而不是符合统治秩序之规范。他明确指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把“礼”从现实统治秩序的桎梏中拉了出来，放到“道”的层面，使他的思想，摆脱了时代的局限，即使在现代，依然适用。

五．迷信和理性得混合--阴阳五行周易八卦

人类的认识是从迷信多于理性发展到理性多于迷信的过程。最初，理性认识很低，人们的行为主要依靠迷信，逐渐地，理性认识的成分多了起来，两者相结合，共同指导人类。在中国，到秦汉时，迷信和理性混合而成的东西中的理性认识部分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一，信神占卜；二，阴阳、五行；三，数术；四，周易八卦。

周易八卦的确蕴含很高的哲学道理，不过，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中的理性认识水平。秦汉之后，中国的理性认识不断发展，终于在宋朝出现了更高级的程朱理学。现在，人类的理性认识，即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又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实践方面，可以更好的指导人类。当然，对于某些绝对超过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领域，的确需要通过信仰的方式去理解，但是，对于信仰领域的理解，须以不违反人类已经确定的理性认识成果为原则。

六．韩非子法家之合理性和局限

根据我的理论，人是主体，国家是主体，主体受本体的支配，关于具体主体的认识须符合本体之原理。人之存在须符合本体之道和为人之德，国家之存在也须符合本体之道和国家这个主体的本质之理。法家理论，首先要看在本体论上是否符合本体之道理，再看是否符合人和国家这两个主体存在的本质，即，法，不仅要符合国家这个主体存在的需要，还需要遵从本体之道和人性、人德。

《韩非子》的法家理论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