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一个中学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作为一个虔诚的教育者，面对现实，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神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据

说那是个黑暗而专制的时代。但仰望那个漆黑的夜空，我们竟然发现繁星闪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鲁迅、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钱氏家族等等——每一颗都是那么

耀眼夺目!也许是天空的黑暗，衬出了星星的闪亮?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光是教学大纲就变了七次，高考也被取消过。改革开放以来，有春季高考、分省命题、自主招生，声嘶力竭喊过素质教育，轰轰烈烈搞过研究型学习。动

作不可谓不大，结果不言自明。让人不得不心生感慨：折腾几十年，不如回到解放前!

新课程标准的提出大约也有七八年了，若是以前的大纲，已是到了行将就木的垂暮之年了;若是一个婴儿，现在也都至少小学二年级了呵。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虔诚的教育者，我希望这一次新课程改革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修出正果。

一、新课改精神新在何处反复阅读新课程标准，我们会发现里面反复强调的其实也是

一些已经耳熟能详的观念，我们的教育前辈早就在这么说，这么做;这些观念事实上也早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觉得该那么样，但是最终大家都没有那么样。原因何在?个人觉得，这是我们课改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专家们——课程标准的制定者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们却在回避这个问题!为什么?个中原因，才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屡屡失败的根源!

(一)摆脱不了行政体制的严密束缚，遑论教改成功。学校这样一个本该是学术和思想

自由的地方由行政统治，却成了行政体制链条中的一环。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

成学问家之人格。我们制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专家，和我们绝大数知识分子一样，失去了精神

的独立性。很多时候他们睁着眼说瞎话。“确立新的教育观念，是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教

育观念不转变，教学改革无从谈起;教育观念一转变，许多困难迎刃而解。……来一次教育观念的‘启蒙运动’，把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统一到素质教育的要求上来，统一到新课程的方

向上来。教育观念的转变将会真正焕发出教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翻遍新课程标准，我们找不出哪一条观念是新的，还要来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真是可笑!哪一条上个世纪解放前没有?全国上下都被一种行政规则制约，所有知识分子也在劫难逃，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的专家们本该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遗憾的是也都被阉割了，发出了娘娘腔。我不相信他们就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民族是可悲的。但是他们把棍子打在最弱势的中小学教师身上。他们说“本次教学改革不仅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还要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这几乎等于要改变教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其艰难性就不言而喻了。从这个角度讲，教学改革是场攻坚战。”在这里教师似乎成了应试教育的顽固堡垒。因而中小学教师是最可怜的。他们甚至还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中小学教师的观念从哪来?大学老师教的，现实逼的。

想起蔡元培“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新课程标准里特别强调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我想这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专家自己要先问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顾颉刚说“蔡元培先生来之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份，不容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看看我们今天的专家、今天的大学教授、今天的大学、今天的所有学校，哪一处不是行政体制的一环?学校是学术和思想的圣地，是社会的良心。但我们的学校甚至包括大学，都堕落为衙门或者是工厂。间接管理者成了东家，直接管理者成了工头，教师成了教书匠或曰教书机器，学生成了产品。机器和产品都不是人了。同一批次的产品如果有个性化，那就是次品或者废品。

看看我们今年考公务员的千军万马，不妨断言，只要考公务员的队伍还这么壮观，教育改革断无成功之时!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把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教会的影响。”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得益于他的学问与人格，恐怕也与他所处的时代不无

关系——须知他所在的时代，是个我们都以为黑暗专制的时代。他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

署的。谁都知道，蔡元培是个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敢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并

且竟然让他做成了北大也应是中国至今最成功的大学校长，并且公开声称“不合作”，七次

请辞，北洋政府七次不允许!

想起南开大学之父张伯苓，“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

张伯苓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私立南开大学成立。他提出：要培养学生

“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

(二)面对就业形式越来越严峻的现实，生存是硬道理。不要去把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说得复杂和神秘，天下人都知道，教育是为了人的幸福。为什么“轰轰烈烈素质教育”，行政命

令给逼的;为什么“扎扎实实应试教育”?现实给逼的。应试教育是“中小学教师老师的观念

不解放”造成的吗?他们有这么大能耐吗?

正是生存资源的紧张，导致工作机会的稀少，正是工作机会的稀少，导致高考竞争白热化，正是高考竞争的白热化，导致了分数的极端重要性。一些所谓的专家们，也许是吃饱了

没办法低下头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或者空中飞来飞去，发表对中学教育的批评与非难;或者端坐在研究桌前异想天开，今天素质教育，明天研究型教学……

想起深圳作为新课程标准试点特区，市长的上书。试想深圳把素质搞上去了，升学率却

大大下降了，看高素质的深圳现代家长们答应还是不答应!

一个国家的教育，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管我们如何抗争，现实的潮水，还是要把我

们裹挟而去。

中国的教育，说到底，不过是为了“生存”的教育，学习干什么?考大学，找工作，挣钱。就如那个传说中的放羊的孩子一样：放羊，娶媳妇，生小孩，再放羊。十几亿人聚在一起，

如此壮观的“生存”竞争的场面，逼着人们，失去了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我们的教育已失去

了尊严，失去了灵魂的洗礼，走向了平庸的生存竞争。

在面包和音乐面前，老百姓首先选择的肯定是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