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20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其意义胜过无数研究中国人煌煌巨著的总和。

【1】

乾隆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说劳民伤财太轻，简直是祸国殃民。

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中国人是好面子的，乾隆帝更是好面子的。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据估算，英国人一行使北京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即十七万三千多镑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为一亿零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2】

英国人对于”乾隆盛世”的感受。

1、

盛世下极端贫困的中国人。

当时正处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当时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如何呢？对此英国人也有详细记载。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2、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3、

中国人精神文化上的极端贫困让人震惊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英国人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权、专职和严苛的礼法。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