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都开封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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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都开封原因浅析
摘要:中国古代都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
作为八大古都之一的开封最鼎盛的时期当推北宋一代。
本文以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为研究对象,从我国古代都城和都城的选址原则,分析了开封在当时的综合优势和部分劣势。
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到开封的发展史和它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探讨到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某些规律。
关键词:都城;定都;开封;汴梁;北宋
都城是人类社会踏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生产水平获得较大提高后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都城往往既是当时朝代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当时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因此它们对于当时朝代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那么,在我国史学界所瞩目的八大古都中,开封无疑也是其中耀眼的一个。
开封作为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我国政府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一个,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尤其北宋一代,开封作为其首都,人口逾百万,经济、文化曾居世界的前列,堪承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
它不但是我国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古都以及开封城史作了细致的研究。
例如,陈桥驿在其《中国的古都研究》中就提出了中国古代城市称为古都的两条标准,并提出了古都与大古都之分的概念。
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从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到北宋时期开封的士、农、工、商等各个阶层的情况,以及文化、艺术、宗教、风俗、科技等作了极为深刻的探讨。
龚良的《中国古代都城选地刍议》具体分析了都城选地标准。
高扬的《我国的古都及其东移》和李树仁的《中国古都何以由西向东嬗递》都从古都沿革上分析了开封城的优劣势。
这些论著对古都学和开封城的发展史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开封又名汴梁,历史上曾有启封、大梁、夷门、梁苑、浚仪、祥符、东京、汴京等名称。
它位于黄河与淮河两条大河之间,鸿沟水系特别是其中的汴河,使它成为中原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开封在战国时代就是一座名城。
唐末及以后的五代政权也先后建都于此,但直到北宋定鼎,它才成为一个全国传统王朝的首都。
赵匡胤代周建宋,国都究竟应设在哪里?君臣们是经过一番激烈争论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录了开宝九年赵匡胤君臣为“迁都”洛阳发生的一次辩论。
即在公元976年,三月初四这天,赵匡胤心怀迁都之念西巡洛阳。
洛阳是他的故乡,他曾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
自他12岁仗剑出游,数十年戎马倥愡,君临天下后又日理万机,难得再有机会故地重游。
他看到西洛山川关河雄壮,迁都之心意决,甚至想一迁洛阳,再迁长安。
但随行的大臣无不表示反对。
最后在晋王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1】的说服下,赵匡胤才不得不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承认当时开封的首都地位。
那么,究其根本,是哪些因素促使北宋创国集团最终定都开封呢?不妨先从我国古代都城与都城选址说起。
一都城与都城的选址
我们知道,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权实施其统治并控制其疆域的神经
中枢。
封建王朝的都城也是王权的象征,影响着一个王朝统治的稳固与繁荣。
所以历代统治者对都城的选址都十分重视。
他们主要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和军事因素、民族关系以及统治者的历史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考虑,让这些条件和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以赖选出的都城成永久基业。
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食国者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国之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国之具也。
”【2】
《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因天材,就地利。
”【3】同书《度地》篇说:“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二择地形之肥饶者。
”【4】
《太平御览》说:“王者受命创制建国,立都必据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
”【5】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都城的地理环境和以上学者编著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考虑自然地理形势,还要考虑政治地理形势,即“天下之和,阴阳之正”与“天下之势”。
从首都的功能看主要包括了一下四大功能,即统治全国的功能——治民,保卫政权的功能——卫国、卫民,保证供应的功能——富民、利民,文治教化的功能——教民。
因此,这就要求都城在军事上固若金汤,经济上富甲天下,如古人言“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6】,地理环境上“不倾之地”、山川秀美,交通上四通八达。
当然,从历史上看,各朝首都的选择只能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理位置。
北宋定都的问题,也是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的,但最终的结果是选择开封为其首都。
可以说,当时争论的结果,决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是各种条件决定的结果。
那么,从以上我们所分析的建都选址条件上看,开封是不是当时一个最理想的都城所在地?它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北宋王朝的首都呢?
二开封在当时的优势
开封在战国时期称为大梁,是魏国的首都,属名都大邑。
《盐铁论》就赞其曰“天下名都”【7】。
秦灭六国,开封受到毁灭性破坏,至唐又逐渐发展为一方重镇,地位大为提高。
五代时,后梁首建都于此,称东都,这是开封历史上的一大转机。
代唐而兴的朱温曾经被唐朝封为梁王,大梁(开封)成为其夺取天下的根据地。
因此,他定其国号为“梁”,而且将其首都定在大梁。
朱温曾在其即位诏书中,讲了他定都开封的理由“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
”“用壮鸿基,且旌故里,尊令典,先示殊恩。
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
其东都改为西都”【8】。
这道诏书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开封已作为汉族正统王朝的首都而崛起,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接着后晋、后汉、后周相继以开封为首都,称东京。
尤其是经后周周世宗的全面改革,开封首都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开封成了“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益繁盛”【9】的大都市。
这些就是北宋之始开封城的面貌,可以说它已具备成为赵氏王朝首都的资格。
我们就从具体方面来分析开封在当时的优势。
(一)水陆交通和漕运的优势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水。
因为城市是人口聚集的大型聚落,人民生活饮用需水,耕种需要灌溉水源,手工作坊需用水,交通和漕运更需要水。
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处于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交接地带,土质松软,水源丰富。
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纵横其间,开封正处其中心。
这里交通便利,通过汴河等,可以解决京城的物资供应问题。
因而,“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
”
后周周世宗柴荣在对开封城扩建的同时,也曾大力修治了以汴河为主的东京航道,这是他对促进开封城繁荣的一大贡献。
柴荣即位后,兴修水利,治理河流,疏通漕路。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诏疏通汴河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10】,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11】。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河”;“发滑、亳二州浚五丈河,东流于定陶,入于济,以通青、郓水运之路”;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12】。
于是,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财货荟集之地。
唐、五代以来,汴州已形成水陆交通枢纽,后周的修治将蔡河、五丈河与汴水沟通,交通更为便利,地位更为重要。
汴河漕运量后来定为每年600万石,从江南运来这大批粮食以养京师军民,城市工商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周邦彥的《汴都赋》记载,在汴河上来往的船只,有江浙一带的,也有江淮一带的,有官府的,也有私商的,一片繁荣。
《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载:“波流平缓,两堤平直,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正是因为漕运通路的疏通,才解决了京师数十万军兵及一部分市民的用粮问题,也直接解决了开封能不能立都的重要条件。
唐朝长安,由于运输困难,在许多年份里,皇帝要率百官、军队到洛阳就食,其窘境可以想象。
显然,宋朝立国,要解决官府军队给养问题,汴梁无疑是建都的首选城市。
(二)地理位置与政治上的优势
选择适当的地理位置,是营建都城的重要一步。
《吕氏春秋》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就是指地理位置的选择。
地理位置选择是个综合因素,地点、地形、地势、交通等表现在军事上就是要求制内御外、攻守兼备。
历史上,通常把四面平坦、无险可守的地方称为“四战之地”。
战国时期的赵国定都于四战之地,不得不全民习兵,但最后还是被强秦所灭。
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平原的舒缓地带,也是自古有名的四战之地。
开封无山川之险,不利于守,却未必不利于攻。
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无论南下还是北上,进退自由的汴梁都显得利兵利战。
开国之初,赵匡胤为实现统一而南征北战,战略上是攻势而非守势。
汴梁从地理上利于战,即主动进攻,命将出师,很是方便。
当然,在地理形势方面,开封有优有劣,顾祖禹曾说:“宋人谓汴都背依燕赵,面控江淮,泰岳镇其左,温洛萦其右,为天下奥区,然形势涣散,防维为难。
”【13】政治稳定是一个政权生存、发展的依托和保障。
统一政权往往以政治力量雄厚的地方作为都城,选择有利于从政治上控制国家局势的大城市。
汴州(开封)在隋唐时期崛起,但从安史之乱后,成为军阀相互争城掠地的角逐重点对象。
唐王朝对它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因此节镇建置不常。
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大军十万【14】镇守于此,汴州才真正起到“王室藩屏”【15】的作用。
公元907年,朱温以开封宣武军之力量,代唐建梁,始首都于开封。
这也有历代统治者由于受迷信、谶纬及心理因素的影响,将自己的发迹之地作为兴王的根本的因素作用。
其实这根本上也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决不是某个历史人物随意决定的。
开封经梁、晋、汉、周建都之后,初步形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虽然全国割据势力各霸一方,但基本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
这也为北宋定都开封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对待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是五代乃至北宋择都开封的政治原因之一。
隋唐时期就经常受突厥的袭扰,后来,北方的契丹也壮大起来。
少数民族先后建立政权,经常发动战争,举兵南下,对中原王朝西北边防构成重大压力。
五代时都城选址由长安、洛阳逐渐东移至开封,就有中原王朝对起首都在政治安全上的考虑。
(三)城市营建与历史上的优势
由于“城镇聚集着财富和权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夺者的注意”,“占据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地区。
因而,城市是战争的首要目标”【16】,一切权力的拥有者为巩固和保卫既得利益和权力,不仅拼命扩大军事力量,而且总是想方设法修筑城池,以期通过这些手段,来增强其军事防御力量和军事上的抗打击力。
于是在整个古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便会出现这样两种现象:每当战争大规模、频繁发生时,一方面是筑城高潮迭起,另一方面则是毁城、屠城事件的不断出现。
很显然,先秦、两汉、魏晋之间的开封也屡次遭受战争、灾难(包括人为的水灾)的多次磨难,但它都在每次战争后,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一旦战争停止,就生机勃勃,再度兴起。
隋统一后,政治稳定了下来,汴州也一洗过去战争的伤痕,成为中原一个重要的州郡。
唐自安史之乱起,汴州依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日益显露出其重要性。
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廷任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开始“重筑”【17】汴州城,这次重筑又称“筑罗城”【18】,就是修筑外城。
周长20里155步,规模是相当大的。
这大大提高了开封城的地位。
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又修筑了汴州城的汴河水门。
修成的东西水门,对汴州城防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巩固作用。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正月,诏“开封府修补京师罗城,率畿内丁夫五万千版筑,旬日而罢”【19】。
周世宗柴荣继位后,对开封城进行大规模的扩建。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诏曰:“......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
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
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
......将便公私,须广都邑......”【20】诏书规定,采取分期施工完成的方法,先令主管部门“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俟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能,便令放散。
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21】。
这是种不伤民力、不误农时的妥善方法。
修建中还将营葬、窑灶、草市都标识在七里之外,而标识内首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然后“听民随便筑室”【22】,这样有计划地进行营建,制度周密,于市容十分有利。
次年,派曹州节度使韩通督役而成新城,周长48里233步【23】。
传说因取虎牢关粘土筑城,故“坚密如铁”。
周世宗整顿市区,规定迁坟改葬,曾遭人们的怨望。
世宗说:“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24】在扩建时拉直加宽街道,最宽处有30步阔。
后周还提倡植树建井,美化环境,允许临街开店等,其实等于宣布了旧的坊市分离制的初步破产,承认了城市发展中临街开店的现实。
可以说,开封在当时诸城市中对于商业的认识已经走在前列,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
(四)经济保障与发展上的优势
经济的保障作用,是古代都城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它标志着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落。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隋唐两朝都定都关中,对关中和关东经济区的农业恢复、发展特别重视。
但是从经济的发展而言,关中地区已经不能满足京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必须仰仗全国各地的漕运。
长安作为首都,已经呈现出略不适应的端倪,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区域重心分离的趋势。
秦汉时期,关中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重心。
到隋唐时期,江淮地区特别是三吴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能与中原经济并驾齐驱了。
唐高祖、太宗时期,由江淮输送关中地区的粮食,每年120万石,之后日益增加,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一年可达400万石。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北方农业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藩镇割据,河朔地区“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关中供应的主要来源就是三吴地区,三吴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域,并成为唐政权赖以生存的支柱。
正如时人所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辕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25】
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的转移,使都城的转移看起来似已不可避免。
特别是唐中后期以后,中央政府的军国费用,几乎全部借助于连接南北大动脉之生命线的汴河,北运至黄河,在沿黄河西向到陕入关中。
这样的漕运是异常困难的。
特别是三门峡一带更是漕运的最大障碍。
唐人在《邺家家传》中描述三门峡的困难,说:“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纲船夫并牵一船,仍相近数百人挽之。
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
”更何况,安史之乱后,黄河下游南北为各藩镇割据,经常采取截取汴河的手段,欲置唐王朝于死地。
另一方面,政治、军事重心又在北方。
在这样一种新历史条件下,处于关中、江南两大经济区之间的开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愈来愈重要。
控制了开封,就控制了咽喉要地,从而取得生存权。
这样,开封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成为一种必然。
开封自身也在发展。
由于交通、漕运的发达,各地商人来汴贸易者日益增多,汴州经济也成为了诗人们讴歌的对象。
王建诗云:“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26】又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门通宵酒客行。
”【27】刘禹锡诗谓:“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梁。
”【28】当时的汴州“水陆所凑,邑居庞杂,号为难治”【29】汴州的富庶,给宣武军也带来了莫大之利,宣武军节度使利用汴州,搜刮民财,其富无比。
总而言之,开封在隋唐、五代时期雄居中州大地,而能在战乱中加以发展,与经济重心的东移、南移有密切的联系,也与其自身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极大关系。
加上其原有的交通之便,开封的崛起乃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种南北经济发生变化的时期,汴州居于特别有利的地位。
经过五代时期作为帝都的发展,开封人口已达百万左右,实为宋建国之初全国第一大城市。
(五)安定政策与民心上的优势
公元960年春,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发生兵变中黄袍加身,被拥立为皇帝。
掌书记赵普曾对众将说:“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师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
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
”【30】唐末五代以来,兵变成风,发难者往往以允许抢劫来激励士兵。
陈桥兵变不同于以往,赵匡胤要安定都城人心,这是他事业成败的关键。
他训令诸将:“少帝(周恭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众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
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31】所以这次兵变抛弃了以往兵变的恶习,这一转变是五代至宋由乱变治的象征。
不仅稳定了刚刚建立的北宋政权,而且对开封的建设也有极其有益之用。
开封自魏至后周,所谓王气所在,历史证明是一个可以建都的地方。
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后又以“禅让”的形式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实现了改朝换代。
由于追随他的文臣武将多为后周旧臣,他们在汴梁安居多年,置下了产业,早已过惯了汴梁的安逸生活。
定都汴梁符合多数大臣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顺应民心。
也正因为如此,当赵匡胤想西迁洛阳时,那些安土重迁的大臣才敢于纷纷反对,以至于使宋太祖在赵光义的“在德不在险”【32】的劝说下,放弃西迁。
这一方面说明了开封在当时确有作为帝都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依靠山河险固作为定都标准的思想在宋初就被否定了。
三定都开封的劣势分析
在考虑定都开封的过程中,主要是看到了当时开封的诸种优点。
成为宋都,也让开封掀开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它不仅以人口愈万、富丽甲天下而傲然于世,而且也造就了黄河文明的绚烂和古代文化的高峰。
当时开封已经成为可与长安、洛阳匹敌的城市。
但
是在战略上,开封却有着两个致命缺陷:
(一)黄河水患。
流经开封的黄河故道是地上悬河,黄河在开封地段河道变宽,又经过落差的影响,水流较快。
使渠道多泥沙淤积,河床不断提高,北宋甚至要设置专门官防洪,“发禁兵三千,沿河防护”【33】。
北宋每年要消耗大量国费用于黄河防洪。
唐代时,黄河每18.5年出现一次水患,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到北宋时期,达到每2.8年出现一次。
又因为开封段黄河为地上悬河,辽、金兵南侵时,就以水为兵,这给了开封城以灭顶之灾。
开封城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语:“开封城,城摞城。
”在今日的开封城下还埋藏着许多古城墙遗址,标志着它古老的历史。
所谓“兴也黄河,败也黄河”,正是开封盛衰的写照。
黄河水患,始终是北宋一朝都城难以背负之痛。
(二)地理位置。
开封一带的地理环境,内在矛盾相当突出:一方面地当要害,四通八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另一方面,这里地势平坦,地形简单,莽原一片,无险可守,从军事角度看,其先天不足是十分明显的。
随着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重点开始从西北转移到东北,开封的压力增大。
北宋要防范来自崛起于北方草原和辽东的辽、金,只有依赖幽燕一线固守,但后来辽金尽得幽云十六州,北方骑兵一旦进入中原,便可策马扬鞭,千里奔袭,直取汴梁。
开封城极易被战略孤立,成为一座孤城。
所以当对辽、夏、金关系紧张之时,讨论建都、迁都之议,总是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
北宋定都开封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它有着与之俱来且不容忽视的劣势。
宋代开封城不仅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宋神宗时,汴京有居民二十万户,若按每户五口人计算,那它至少有百万人口,再加上皇家人口、大小官吏、数十万军队及“游手浮浪”,人口密度并不比现在的城市低多少。
不过,我国古代的都城多是政治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总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变化。
北宋末年,经过金人的掠夺破坏,南宋都城改设临安,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也随之衰落了。
但开封在中国城市史和古都学研究上的突出地位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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