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

中国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都面临大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很早就从事航海活动，不断探索海外未知的世界。

由于中国人和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广大地区居民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起一条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线，人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也是世界上各国人民喜爱的商品。

古代东西方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都以丝绸命名，说明中国在东西方交往中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相应，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

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为世界各国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兴起和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泉州地处福建东南。

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泉州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

南朝陈文帝（ 560 一 565 年）时，来华天竺（印度）僧人真谛“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

因众人邀请，暂时停留。

不久，“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又为当地僧人、官员所阻，未能返国、不久病死(《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 )。

梁安就是泉州，可知当时此处已有海舶可以出海西行。

到了唐代，福建南部经济有较大变化，人口增多，手工业进步，农田水利改善，为海外贸易的开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这是一个
方面。

另一方面，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闭塞，中国和西方的交通，转而以海道为主。

这一转变，推动了沿海不少港口的发展，泉州便是最突出的一处。

而唐朝末年广州为黄巢队伍攻占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为泉州港的兴起提供了际遇。

唐代后期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前两句说的是泉州居民中有外国人，后两句指出当地有外国朝贡者频繁进出，这些朝贡者大多就是商人。

五代十国时期，连续占据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注意发展海外贸易，从中取利。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

”（《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 1072 年），宋神宗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剙法讲求。

”（《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

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

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

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

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祐二年 ( 1087 年)。

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

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

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

“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

”（《舆地纪胜》卷 130 《福建路·泉州府》）
“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

”（《梦梁录》卷 12 《江海船舰》）。

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

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

“泉，七闽之都会也不敷出。

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

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

”（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 16 ）“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

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墙多海宝。

”（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 4 ）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

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

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

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莅在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

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
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

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

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

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 27 《杂令·蒙古男女过海》）。

“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

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

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

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颿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

”（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

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 14 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

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

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元朝末年的动乱，使泉州受到很大破坏。

明朝建立后，为防备倭寇，推行禁海政策，更导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

郑和下西洋，第五次“前往西洋忽鲁谟斯（今伊朗霍木兹--引者）等国公干”，曾经在泉州停留（见泉州灵山《郑和行香碑》）。

但此后就默默无
闻了。

16 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传统的海上丝路交往逐渐消失。

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人们忘记了我们祖先有过征服海洋的光辉历史，忘记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忘记了曾经辉煌过的“刺桐”港。

20 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不倦努力，证明古代外国人记载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伟大的贡献。

1991 年 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举行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广泛兴趣。

可以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泉州与海上丝路历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新的更大的进展，而这方面研究的进步，又会激发我们开拓进取，去努力争取经济、文化建设的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