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信息公开和个人资料保护的衔接--以中国行政公开第1案为视角

行政信息公开和个人资料保护的衔接－－以中国行政公开第１案为视角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行政公开第一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由于董某查阅的是房地产登记材料，基于保障房地产登记材料权利人的需要，房地产登记材料应该视为个人隐私材料，而不是公众信息，非权利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取得该登记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个人资料保护制度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不同的权利保护理念以及不同的信息来源形成的两种不同制度。政府信息由于运用公权力取得，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以利用，并且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个人信息尽管是在公权力运行过程中取得，但其在本质上是基于个人活动形成的个人信息，只能由个人使用。

「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个人资料保护隐私

「案情」

2004年5月10日，董某向徐汇区房地局申请查阅一处房屋的产权登记历史资料，董某称“该处房屋由其父于1947年以240两黄金从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购买，自1947年9月1日起至1968年7月16日董某一家实际居住该房屋”。针对董某的查阅请求，徐汇区房地局作出书面回复：“因该处房屋原属外产，已由国家接管，董某不是产权人，故不能提供查阅。”董某查阅房屋产权登记历史资料的目的在于获取该房屋历史上属于自己的证据，只是由于特殊原因被他人占用，从而为自己的民事诉讼提供充足证据。

对徐汇区房地局拒绝公开行为不服，董某向徐汇区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董某提起诉讼的理由是，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信息公开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免除公开的信息，其余政府信息应该按规定公开。而徐汇区房地局没有法律依据，拒绝公开她要求查询的信息，违反了《信息公开规定》的规定，因为该规章确定了任何人可以请求查阅政府信息的请求公开制度。[2].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本市岳阳路200弄14号在1947年9月1日至1968年7月16日期间，原告之父董克昌购买产权及后被政府接管的相关档案资料信息”。8月16日，徐汇区法院公开审理了董铭状告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信息不公开一案。

在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徐汇区房地局对于董某的查阅请求究竟应该适用《信息公开规定》，还是《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材料查阅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登记材料查阅规定》）”。因为《信息公开规定》与《登记材料查阅规定》二者同为政府规章，确立的查阅规则不尽相同，《信息公开规定》确定的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查询规则，而《登记材料查阅规定》确立的是“权利人”查阅规则。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行为理由不正当，“因该处房屋原属外产，已由国家接管，董铭不是产权人，故不能提供查阅”的理由不属于《信息公开规定》第10条所列举的免予公开的范围，因为只有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5种情形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才能免予公开。

而被告认为，第一，应该适用《登记材料查阅规定》；第二，如果

适用《信息公开规定》，该房产登记材料会因为涉及第三方权益不能对董某公开，因为《信息公开规定》第14条（对涉及第三方信息的处理）规定：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可能影响第三方权益的，除第三方已经书面向政府机关承诺同意公开的外，政府机关应当书面征询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在要求的期限内未作答复的，视作不同意提供。而被告曾征询过该房产现在的产权人某公司是否愿意公开资料，而某公司在3天内没有答复，也就是说不同意公开。

经过近3小时的法庭审理，徐汇区法院没有当庭作出判决。截至本文写作完成之时，一审判决还在等待之中。

「评析」

各界均认为本案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典范[3].对于公众，事件过程是其关注的重点；对于新闻界，公众兴趣点是其关注对象；对于学者，则需要透过表象洞察本质。站在法院立场，作为特殊类型同时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无论对于法院还是法官，均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4]笔者认为，要对该案作出判决，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满意解释。第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什么？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是什么？第二，《登记材料查阅规定》）与《信息公开规定》之间的关系如何？《信息公开规定》能否适用于徐汇区房地局？第三，房地产登记材料的性质如何？

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据媒体报道，董某在此之前曾试图查阅，却因为档案信息不对外公开作罢。在《信息公开规定》于2004年5月1日实施之后，董某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