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及趋势

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及趋势
一、引言
中国自1979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有大量文献试图解释中国GDP保持高增长率的原因以及减少贫困问题。

①促使中国取得高出口增长率的三个关键因素依次是：第一，受高投资—产出比率驱动的高速资本积累；第二，出口主导型增长政策影响下的显著的外向型经济；②第三，追求工业化(尤其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这是快速发展和增长的关键要素。

中国的奇迹就是它已经将经济的高速增长保持了30年。

③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的演变来探究它的发展原因，特别是出口产品如何变得多元化，以及它如何转型为高附加值的产品。

我们认为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尤其重要，因为实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否认。

分析表明，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相当复杂，这为中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体系改革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

然而，我们强调发展的路径依赖，并且强调改革开始之前的重要知识积累。

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亚洲国家如韩国的历史经验表明：
发展必须从对农业活动(尤其是种植业)的依赖转向对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依赖上来。

这种转变被称为结构转型，正是它引起了快速、持续的增长。

也就是说，要变成一个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重要的结构转变。

④
更确切地说，结构转变的过程就是国家改变它们的生产以及怎样去做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们怎样从较低的生产力和较低的薪资活动转向较高的生产力和较高的薪资活动。

结构转变包括三个部分：(一)产出结构的转变，从生产力相对低的活动转向生产力相对高的活动。

(二)就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农业在就业中的比率下降。

⑤(三)生产和出口产品的升级和多样化。

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并不明显，除所有成功的案例之外，还存在一定形式的政府干预。

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这个过程一开始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而是发生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

⑥
沿着这条思路，一些学者近来都认为，增长和发展是结构转变的结果，而且结构转变在其中至关重要。

结果显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⑦现实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当它们试图拥有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尝试进入一个新市场以及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和出口转变的时候，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豪斯曼等人(2007)认为一个国家出口的系列产品对于发展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实际生活中，衡量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被证明是一个预测未来增长的好方法。

基于上述理由，伊达尔戈在2007年认为，发展必须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
积累技术含量更高的一整套能力和寻找能够激励那些能力得到积
累和使用的方法。

言下之意是，持续几十年的不断增长的这个奇迹必须有产品的不断引进，而不仅仅是对特定产品的不断模仿。

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分析，伊达尔戈在2007年已经提出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即产品空间。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中国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学习和积累了生产和出口新的、更尖端产品的能力而取得成功的原因。

中国在过去的50年间的高增长率，是由于大规模的投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和成功地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只有在具有很高的同化和吸收能力时才有意义)，以及提高了采用新的生产和投资的方法的能力。

⑧
我们主要集中关注两个方面：(一)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二)中国已经获得的取得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数量(多样化)。

技术含量和多样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国家是如何取得进步的。

第一个所取得的能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富裕的国家实现出口产
品的生产和出口，一般而言，它们体现了更高的生产力、工资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

第二个所取得的能力就是在更广的范围内拥有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这通过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数量来测量。

我们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是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变是相得益彰的(技术进步导致结构的变化，反之亦然，它们共同导致经济的增长)，而且基本源自新能力的掌握。

我们从779种出口产品来看这两个问题。

⑨
本文的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多样化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讨论中国的产品空间。

第四和第五部分对中国未来出口机会作了分析。

第六部分讨论了中国在面临风险和制约因素的背景下是否能够保持持续增长。

第七部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启示。

二、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多样化
我们先把产品的技术含量水平(PRODY)计算为相关国家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

⑩每个产品单独计算，PRODY衡量的是产品的收入比例。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工程学的概念。

例如，一把椅子如果是由发达国家的大型集团出口，那么它的技术含量水平将很高。

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将为这把椅子支付很高的价格，因此，椅子很有可能是收入弹性较高的产品。

其次，我们计算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通过它的出口产品的加权平均值来计算的(即不同的PRODY)。

(11)
将中国的EXPY指数(体现某个国家的出口结构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和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相关数据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经济体之一，EXPY约为10000美元。

截至2006年，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约为16757美元，与1970-1975年的日本、
西班牙、意大利和1985-1990年的新加坡，以及1990-1995年的韩国相当，它已经超过了葡萄牙。

在亚洲，只有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领先于当今的中国。

把EXPY的水平分解为利默尔划分的产品类别所作出的贡献，则数据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EXPY主要是通过畜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贡献的，截至2006年最大的贡献者是机械制造业。

我们再考察2006年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该图表明，鉴于其人均收入，中国的出口计划是非常复杂的。

菲利普估计，在增长初期EXPY指数有一个10%的增长，导致生产增长了大约半个百分点。

在我们看来，那些批评当今中国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政策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增长的真正驱动力已经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的快速提高。

多样化的衡量依据的是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绝对数量。

(12)数据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已经出口了相当数量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其中有105种已经远远超过韩国，韩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只有41种，巴西有45种。

到2006年，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269种，略低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属于世界上多样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而且也超过了像日本(192种产品)或韩国(135种产品)这样的国家。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数量增加速度非常快。

例如，在1975年到1980年间，中国在88个新产品上获得了比较优势，并
在1985-1990年间又增加了68个。

(13)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出口产品，我们已经把它们划分成利默尔提出的产品类别，如表1所示，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是机械制造品(PRODY的平均值是19549美元)、化学品(PRODY的平均值是18507美元)、金属制品(PRODY的平均值是15804美元)。

我们将这些称为核心产品。

779种商品中有325种商品属于这三类(181种机械制造品，95种化学品，49种金属制品)，PRODY的平均值是18705美元(其余产品的平均技术含量是11794美元)。

该表显示，中国的进步一直令人印象深刻。

在1962年，105种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中，只有14种(占总数的13%)是高尖端产品，或“核心”产品：6种化学产品(其中有三个产品的技术含量超过20000美元)，7种金属制品，1种机械制造品。

(14)中国出口的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大宗商品均匀地分布在热带农产品、动物产品、谷物、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之中。

(15)
到2006年，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总数已达到269种，其中超过100种是核心产品(占总数的37%)。

在这三种核心产品中，金属制品已经出现了稳步增长，而化学品的数量在1980年之前一直在增加，1980年之后略有下降。

当然，在金属制品和化学品之间有重要的变化。

中国在最低端的金属产品上已经失去了1962年时拥有的相对的比较优势，(16)而在PRODY值很高的金属制品上取得了优势。

(17)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结果。

第一个是中国仍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共有69种(最大的一组)；第二，最显著的变化已经发生在机械制造品上，从1962年的只有一种具有比较优势出口产品到2006年的57种。

中国在铁路和电车运输设备上已经失去了其比较优势，但是在船舶设备上取得了比较优势。

此外，它在电信和电子设备上已取得了比较优势，在工业和办公设备上也是如此。

中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产品的PRODY未加权平均值已经从1962年的14741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16307美元，到2006年是17135美元。

(18)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真正揭示了这一点。

表2揭示了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数量和这些产品未加权的平均技术含量(PRODY)、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核心出口产品的数量和这些产品的未加权的平均技术含量、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总数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核心出口产品的所占份额。

正如所预计的，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出现在此列表中(排在巴西、俄罗斯之前，这四个国家被称为金砖四国，中国也是在韩国之前)。

由于其人均收入相对较低，这一排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9)
今天的中国出口什么？表3列出了排名前20位的产品的出口份额(至少占1%的出口份额)，以及其技术含量(PRODY)、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该表揭示了以下内容：(1)这些产品大约有一半的技术含量水平大约是20000美元；(2)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占的份额最高的是“零件和配件”(占了4.68%的份额)和外围设备(占了
4.11%)；(3)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最高的是“儿童玩具”(RCA=
5.01)、“数字资料处理器”(RCA=4.49)及旅行用品
(RCA=4.41)。

本部分的最后，我们还分析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考察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与标准化的出口产品的比值。

(20)较低的标准化值表明出口产品更加独特(即有更少的国家出口)。

处于最好位置的国家是那些拥有更多样化而且更独特的产品的国家，而最差的是那些拥有多样化程度低而且低标准的产品的国
家。

(21)数据表明中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属于同一类情况。

在亚洲，只有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香港地区比中国出口更多的独特产品，但是它们都出口较少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研究表明，鉴于其人均收入，中国已经有非常独特的出口产品。

(未完待续)
注释：
①1960-2007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7.82%，以人均6.21%来计算，在1980-2007年间，这个比率分别是9.93%和8.74%。

②一些增长核算的研究已经证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直比较高。

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整体增长的贡献，可以参见其他学者的讨论。

③参看近来Storm和Naastepad在2005年，Lee和Mathews在2010年的工作。

他们强调东亚发展的不同方面，尤其是趋向工业化，重点是能力塑造，出口导向，工业目标，持续升级。

他们都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④张夏准在他的最近对减贫发展的批评中重点强调了这一点。

⑤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显著下降，从1952年至1970年约占60%，近年来略超过10%。

但是，农业仍然是最大的就业产业(仍然容纳了超过40%的就业人口)。

菲利普(Felipe)的结论是，在1987-2002年间的大部分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由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农业和服务业内劳动增长率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同样，从农业到工业的劳动力再分配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负，这是由于在此期间工业中的就业率下降，而从农业到服务业的劳动力再分配的贡献显著，原因在于服务业在就业中的比重上升。

总而言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上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影响，带来了当时超过80%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⑥沃德1962年指出，尽管中国有着伟大的文明(例如，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远远领先西方国家)，但突破还没出现(例如，作为将科学应用于经济进程的结果的现代化起飞)。

她认为：“主导着中国
社会官方思想的儒家君子将科学视为骗子和傻瓜从事的职业，因而是不值得尊敬的。

儒家思想阻碍了科学试验的进行，同时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因此，在中国，由于其灿烂辉煌的古老文化，由于所有的力量和它的思想传统的活力，科技突破很难发生。

”
⑦当然，这些说法并不新鲜。

工业化的重要性是由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67)和其他人重点提出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菲利普等人的观点[2009])，近期文献的贡献是分析发展的方法。

⑧中国的工业发展的成功也是罗斯基、勃兰特和萨顿(2008)等学者所强调的。

我们的分析采用不同的方法。

⑨1962年至1976年期间的数据可以从国家经济研究局里下载：/data/.详细信息可参见芬斯特拉(Feenstra)等人。

1977年至2006年的数据可以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局下载：/。

三、产品空间：比较优势还是产业政策？
伊达尔戈等人认为，不同产品的生产，需要不同的和非常特殊的能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关于市场的知识、法律制度、机制等等)。

例如，要成功地出口橘子所需的能力与出口家具所需的能力差别很大。

使得这些能力区分开的就是其中的一些能力能够很容易地调派到其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

生产机械产品的能力可以调配到电子产品上就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还有很多其他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特定技术是无法轻易调配的，比如像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的生产所需要的技术。

伊达尔戈等人近来提出的产品空间概念涵括了这些想法。

产品空间使用网络理论为全世界所有的出口产品建立了一个图示。

产品
空间具有很高的异质性。

一些周边产品和其他的产品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

产品空间的异质结构对结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处于外围的产品比起核心产品来更欠成熟且在出口需求方面的收入弹性更低。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在品质上充当经济发展的载体。

如果一个国家在一个密集的产品空间里生产商品，那么结构转变就会变得较容易，这是因为它所获得的一整套生产能力可以很容易被调配来生产其他的周边产品。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专门生产周边配套产品，那么这种生产能力的调配就更具挑战性，因为没有别的产品需要类似的生产能力。

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显示了其结构转型的能力。

现在我们把中国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添加到产品空间，以揭示中国出口结构的重要变化，尤其是它是如何设法建立一个强大的立足于核心领域的产品空间的。

如前面讨论所揭示的，在1962年，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105种具有比较优势，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不是核心产品：热带农产品、畜产品、谷物、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包含金属制品)。

中国在热带农产品、畜产品和谷物上的实力一直保持到1980-1985年，这一时期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数量开始下降。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包含金属制品)上的实力一直保持至今，甚至还有增长，这最有可能反映出中国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在1980年改革开始时，中国出口了234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其中有46种属于核心产品(其中的40种是金属制品和化学制
品)，核心产品中的11种技术含量达到2万美元或者更高。

①中国已经在服装(劳动密集型)和纺织(资本密集型)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

可以说，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1985年和1990年间，当时中国刚进军电子产品领域。

正如相关数据所表明的，在1980年和1985年间，中国只是在六个出口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②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已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中国已经涉足产品空间中的电子产品领域(拥有22种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械出口产品)。

在1990年和2006年之间，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械出口产品的数量增加到57种。

该产品空间还显示，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在石油、原材料和林产品出口方面的大出口商。

分析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很强大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6年共有69种产品)，也揭示了核心产品的比较优势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认为，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中国不断增长的掌握和积累能力的能力，以及产业政策发挥的作用(表4)。

③中国开始将“出口加工区”作为一项关键战略来学习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它们正在重组其全球生产网络)。

④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见表5)。

该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标志着反对经济开放的政治立场的逆转，而且，自从1979年该法制定以来，它为外商投资奠定了基础。

在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的文件，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从“允许”转变为“鼓励”。

该法规允许出口导向型和技术先进的外国企业在税收、信贷、投资、劳动管理、出口经营权以及外汇需求方面享受各种优惠。

外国投资者必须与国内企业组成合资企业，以便进行技术转让。

中国因为其强大的市场规模的杠杆作用而能够有效地与外国投资者进行讨价还价。

⑤
此外，20世纪90年代对电子产业的参与(由外国公司驱动)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结果。

与本文讨论一致的证据是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机制进行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赶超式发展，如“原始设备制造商”、“原始设计制造商”、“原始品牌制造商”。

进入电子行业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以前已经获得了组装和出口这些产品的必要能力。

虽然社会主义对私营企业存在控制和管制，但其积极的遗产是它们为即将到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广泛的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高度平均的土地分配、参与劳动的女性人数的增加、经济区域分权制度以及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活跃的政府。

⑥
这种发展的背后是什么？在产品空间模型里，发展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

经济总是不可动摇地和不可避免地被作为“重心”的发展轨迹所吸引。

长期的增长和发展依赖于短期和中期的发展，这个发展沿着历史的调整路径进行。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产品空间的核心。

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部分。

这是有意的，受政策引导的，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的既定目标。

菲利普和埃斯特拉达在2008年根据200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的实际制造部门在2000年占GDP的比重为34.5%。

这与旧的观念是一致的，即卡尔多第一定律所表明的制造业是增长的“发动机”，也与如下事实符合，即在制造业方面生产的加速发展与结构变化有关。

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的扩张和大型资本建设项目的建设(采用
的是使用劳动力和节约资本的方法)，连同现代技术的迅速引进(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导致了工业生产、电力和钢铁产量的显著增长。

我们绝对不是认为，市场改革展开之前的工业政策是完全成功的。

毫无疑问，它们导致了很多浪费、失误、低质量的产品、规划不善和效率低下。

情况可能是，获得的各种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且稀缺资源在好高骛远的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被浪费了。

我们的观点是，中国能在1980年时出口234种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其中有46种核心产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数十年，它已经掌握和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

只有这样，中国企业家才能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市场激励机制。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保护其产业，并慢慢地允许它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中国的贸易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进行飞速现代化时就是“绝对的关键因素”(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包含现代技术的进口机械和设备促进了提高产量的潜在能力，这远远大于短期成本。

没有贸易，必然会经历很多年的艰难的技术发展时期。

⑦
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等同于在有关文献中提到的跨越式发展吗？这种观点认为，在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支持之下，为了在发展道路上走得更快，发展的某些阶段能够被绕开。

我们认为，跨越式发展并不是由精确的经验研究和企业层面的研究支持的。

⑧个案研究表明企业是通过成本高、难度大的递增的学习过程获得技术的。

学习和积累技能的观念与跨越式发展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中国企业并没有从一个技术时期向另一个技术时期实现跨越。

相反，它们一直在进行着艰苦而渐进的技术学习。

获得先进的电子和信息技术的
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学习过程，是由出口商品的生产驱动的。

此外，正如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在2006年出口的269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最大的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69种，占总数的25%)。

在结束这一部分时，我们要提到邹至庄的一篇著名文章，他认为中国在1952年到1980年间的6%的平均增长率(指实际国民收入)完全是由于生产要素的积累，而技术进步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

⑨我们不必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数据，“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可能在许多领域造成了重大损失，包括某些年份产值的下降。

在早期，中国实行的是建立在所有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产出和价格都受到控制。

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钢铁、化肥和石化)，投入重工业所必需的各种资源被从农村地区提取出来。

但是，试图通过政治上强制实行的资源调动来增加工业生产的做法导致大范围的生产经营单位虚报数据的现象发生。

此外，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这导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涉足一系列的产业领域，“中国的计划任意性非常大而且不切实际”。

话虽如此，有证据表明到1980年，即转型和市场化改革开始阶段，中国已经在234种出口产品中取得了显示性比较优势，其中有46种是核心产品，而且出口的技术含量水平已经达到了1.1万美元，远远超过了当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鉴于1950年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