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失效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失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按语：苏东经济转轨差不多历时十年。然而，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不但没有迅速步入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GDP增长水平急剧下降，宏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贫困增加。对此，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实践表明，经济转轨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包括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重构，它涉及机构基础设施、法律体系、金融系统、破产机制和竞争政策、社会资本的爱护和制造。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和工业投资的匮乏表明，简单的私有化将导致资产流失，而不能制造财宝。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成功表明，在竞争和私有化之间，竞争更为重要。扭曲的私有化只能导致垄断竞争、恶性竞争，使少数人暴富，而公平竞争则增进效率，使宽敞消费者受益。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竞争为主并伴随着非国有化进程，通过开放市场引入市场机制，成功地维持了高经济增长，并有效促进了社会进展。同西方经济学家对苏东转轨提出的所谓“理想模式”相比，中国的“有瑕疵的”和“不够完美”的渐进化改革更务实，也更成功。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东欧转轨十年后的今天，对经济转轨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也对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

“标准的西方建议”的简单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此文是斯蒂格利茨继《转轨十年：改革向何处去》一文之后，于1999年6月在巴黎进行的世界银行进展经济学年会上所做的演讲。本文对经济转轨的一些经验教训——要紧是公司治理及相关问题作了更详细的阐释。狭义的公司治理问题是指采取一定的公司组织形式及监督治理机制，为企业治理者提供有效激励，促使其采取能够增进所有者利益的行为。斯蒂格利茨拓展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该理论认为广义上的公司“所有者”除了所有者和治理者外，还应该考虑利益相关集团，包括工人、银行和地点政府。简单化地将国有资产出售或转让而不考虑相关利益者权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银行呆帐，进而损害储户利益，政府的税收也受到损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市场转轨成功的关键。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经济进展理论所指的公司治理，差不多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治理问题，它涉及到了企业外部环境，包括法律体系，金融系统和竞争性市场等，也包括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时期，如何实施有效的企业监管，遏制国有资产流失，促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如何解决好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提高企业效益等重大问题，读读这篇文章，借鉴一下俄罗斯十年转轨的教训，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一、简介

二十世纪要紧有两个重大经济事件，一个是从1917年苏联

开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试验，最终以十年前苏维埃王国的崩溃而告终；另一个是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一个试验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即中央打算不能代替市场，即使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也无法替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激励机制，即促进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符合消费者需求、创新的激励机制。但从第二个试验中汲取的教训却特不模糊不清，而我今天的发言确实是要紧针关于此。

首先，事实所反映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图一对转轨国家经济转轨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与过去的十年加以比较。（除了一个例外，这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比转轨前经济增长更差劲了）。实际上，大多数这些国家还没有能够达到1989年的GDP水平，也就讲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这一结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标（indicators of well being），比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所证实。图3所示的是转轨前后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情况。同样，结果并不乐观。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即使在全世界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两年的情况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

然而，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更加令人担忧。在我们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按人均每天4美元的标准计算，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图 4 显示了生活水平受阻碍最严峻的几个国家的这些变化。显然俄罗斯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国家成功地否定了一个多年来成立的经济学“规则”，即增

长（效率）和不平等之间的替代关系（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inequality）。它们同转轨开始前相比在转轨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低的增长和高的不平等。

我有意地将一个特不成功的国家排除在到目前为止我所给出的数据之外，那确实是中国。所幸的是中国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所有其它转轨国家总人口之和。在中国开始进行转轨这二十多年的时刻里，成功地实现了年平均增长率为9.5%，贫困人口比例也从60%下降到22%。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三是在中国内部实现的。假如将中国的单个省份都看做是单个国家的话（有些省份人口超过了六千万，仅仅比少数几个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少），那么在过去20年中进展最快的二十个国家全部都在中国。中国的成功同俄罗斯差强人意的表现的鲜亮对比见图5。图5中对这些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的GDP增长进行了跟踪。

不久前，一些在转轨初期起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表达了对俄罗斯以后的乐观。他们出版了名为《俄罗斯是如何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或《立即到来的俄罗斯的繁荣》的书。而这种乐观的看法正被广泛同意。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乐观的观点难道没有数据支持。我们应该清晰一点：即一个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要找到情愿开发这些资源的海外投资者并不难，尤其是价格合适的时候。然而，更难的是创建一个以产业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图6显示的是俄罗斯自然资源开发业和制造业占外国投资总额的比重。1994年，制造业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比重仅为7%，而自然资源投资却占了外国投资总额的57%。1997年，尽管数据依旧不

够完整，但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外国投资比重进一步下挫，大约为3%左右。投资是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吸引，而不是用于生产制造方面。

还有其它看起来专门惊奇的现象。在转轨刚刚开始几年的经验是专门清晰的：“那些自由化实行得迅速和广泛的国家比那些行动迟缓而覆盖面窄的国家转过来的速度要快。”那些对宏观经济实行迅速调整、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更可能比那些犹豫的国家做得好；那些迅速推行私有化的国家比私有化进行缓慢的国家要更可能做得好。然而，在转轨开始了十年以后，“联赛成绩”的排列与短短的几年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历史、地理条件和前景都比同中亚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更为相似的东欧国家中，自由化实现的早与总的平均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假如讲还有点什么关系的话，它们之间大概存在的是负相关性，见图7。事实上，从图8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些在转轨初期增长最快的国家在最近几年中不再是增长快的国家了。近期的证据（数据）也使人们对低通货膨胀的信条产生了怀疑：图9显示在东欧国家中，那些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而并非是低通货膨胀的国家。因此，此刻我们能够作出的任何推断比1996年所作出的推断要模糊许多。初始时期经济状况和地理条件的差不意味着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机会，这些差不可能是转轨最终成功与否和/或转轨速度快慢的缘故（也就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相关性都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一点被那些急于为传统药方辩护的人们所忽视）。即使如此，世界今天的模样同许多人在转轨开始之初所想象的模样差不是巨大的。仅仅是几年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