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

——读《中国意识的危机》有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是美籍华人林毓生教授的代表作之一，此书自80年代出版以来在汉语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国际汉学领域引发了持久而热烈的争议。作为一位关怀中国文化建设的学者，林氏一直致力于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根据，并通过对中国历史现实的研究，探索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可以“接榫”之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即是对五四时代的反思，此书运用了比较思想史的方法并辅助性地使用西方“卡里斯玛”理论，着重深入分析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深刻根源——知识分子未能从中国传统中强调心之功能的一元论和唯智论思维模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于这种思维模式的支配，五四知识分子在面对普遍王权的崩溃和输入的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走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从而揭示了这些知识分子欲摒弃传统却又无法完全脱离传统的思想困境。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学界并无统一认识，本文特指那些接受过儒家经典著作教育，具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充当着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构造、阐释与传播的人物，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处于领先的与引导的地位。

一、普遍王权的崩溃与“卡里斯玛”的破灭

正如《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所揭示的，尽管千百年来中国的王朝不断更迭，但由于维系着传统社会—政治系统和文化—道德系统的普遍王权的基本观念和制度循而未改，因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包括社会秩序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所谓“普遍王权”，即人间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必须依靠秉承“天命”的君王才能获致，王权成为政治秩序的象征，政治秩序通过王权这一枢纽移位为信仰体系，达到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一体同构。对于“普遍王权”的解读，林毓生教授辅助性地运用西方的“卡理斯玛”理论。“卡里斯玛”（意为天赋的恩宠）是早期基督教语汇，指有神助的人物。马克斯·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成为讨论

政治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命题。此后经希尔斯、林德荷姆等学者对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韦伯用“卡里斯玛”来表示社会不同行业中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物的某些非凡特质，这些人物及其追随者之所以具有创造力，是因为他们的资质被认为得自上帝的特殊恩宠或者与宇宙中最有力、最权威、最重要的泉源相接处的缘故。“这里蕴含着一个模糊的悖论：一方面，在纯粹意义上，卡里斯玛式领袖自身就是权力的源头和终结，他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赋予或证明他的权力；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又只能在实际的支配过程中得到体现，一旦失去了现实力量，卡里斯玛也就失去了意义。”①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引伸，用来指代能够与创造秩序的最神圣源泉相接触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与实质物体。实即人们于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具有终极意义、使各方面的经验秩序化、同时使人们获得某种超越感的价值中心与意义之源。其作用在于使人们对某一价值体系保持着共同的信仰，从而心安理得地生活于符合该价值体系的秩序之中。在前人的基础上，林德荷姆指出，“在韦伯之后，卡里斯玛的研究路径可大致分为两种，即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二者都根源于西方哲学中关于激情的讨论，从这里出发，心理学的路径强调卡里斯玛关系的情感强度，但却过于关注领袖的人格特质；社会学的方法认识到了群体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卡里斯玛关系中的激情，也贬低了无意识驱动力在形塑卡里斯玛权威中的作用。林德荷姆指出，对于卡里斯玛的研究，应该是这两条路径的综合。”

林毓生教授运用“卡理斯玛”理论对中国的普遍王权作了分析。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王权与天命的结合已经出现，在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或“一人”表明王是独一无二的人物。由于商人对神极度崇拜，“商人尊神，率民以视神”（《礼记·表记》），以致遵循神的旨意成为普遍的信仰。统治者为了解释王权的合法性，主要通过占卜决定行止来宣扬奉天命治世的观念。林氏认为商朝时普遍王权的观念已经开始形成，君王统治具有了普遍意义的合法性，君王被认为是天与人之间的联系者。此后，天的旨意常常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理由，如武王伐纣时标榜其“惟恭行天之罚”②，秦代周则以五行相生相克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代商而立的周代长期政治分裂的局面一度削弱了普遍王权的象征和制度，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王权存在的合法性仍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秦王朝的

①刘琪，黄剑波《卡里斯玛理论的发展与反思》，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四期

建立更增强了普遍王权的信念，公元2世纪，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普遍王权的观念被推向了顶点。

由于普遍王权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乃至在朝代多次更替后，普遍王权的制度仍得以延续和发展。“君权神授”赋予了王权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只要‘天子’表达了‘天意’，他就握有‘天命’，‘天子’、‘天命’、‘天意’，无疑是王权最权威的源泉。”①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强调宇宙与人类处于同一个秩序则加强了君王在人间社会的统治权威，同时古代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之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优越感，这增强了中国人对其王权普遍性的绝对信服。由于君王既拥有世俗的权利与权威也代表着精神的权威，因而普遍王权成为社会—政治秩序与文化—道德秩序高度整合的必要环节。社会秩序虽然没有完全整合在普遍王权制度之下，但基本由其所决定，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为王权服务、文化制度也是由王权所决定。政治与文化的直接统一从“内圣外王”这一基本命题得到体现，“内”与“外”这两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的。君王应以“修身”为起点，以“平天下”为终点，政治的权是威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能取得普遍信服；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正因为普遍王权“使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高度地整合着，所以，随着普遍王权崩溃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也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破坏。”②传统文化与道德框架的解体这一外在条件为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提供了“结构上的可能性”，传统的一切都可能遭到怀疑。林氏认为，普遍王权崩溃后中国的社会现象与“奇里斯玛”破灭后文化和政治秩序解体，旧的社会行为规范遭到破坏时的情景不无共同之处。

中国社会的终极“奇里斯玛”中心所在是王权，因此，辛亥革命后王权的覆亡导致中国社会“奇里斯玛”的破灭。其严重的后果有二：从心理上，意识形态权威失落，世俗的纲常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社会的行为规范遭到质疑，这便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作为人们安身立命之所；从应用上，功利主义盛行，在极度的文化危机和真空中，西方的学说不需要经过深入的理解、分析、论证就被轻易地接纳，思想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但没能重构一种实际可行的共同价值标准。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价值分裂的年代，秩序的重建显得尤其艰难，当时所提出的

①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②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版），贵阳：贵州人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