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

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二）陈利权2008年04月18日13:56 来源：政工研究动态黄力之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问题》一文中,首先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的复杂性的存在状态，认为从形式上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位并非是无差别的。

一般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地位比较稳固，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地位发生过动摇；尽管党和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些非主流媒体以及在相当一些大学的人文学科专业课堂上，伴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和诋毁，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进攻和挑战；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领域，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物欲主义大行其道，商品化倾向渗透到一切领域，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处于普遍失落的状态；近几年出现的以“新左派”为典型代表的思潮，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追求目标，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当代问题，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有距离。

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当下中国的复杂状态，有效地坚持而不是形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除了从方针政策的角度需要加强和改进外，非常重要的是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感性层面上觉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必须积极主动地消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不一致之处。

其思路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真理性及其所体现的崇高性、理想性与现实的方针政策相对剥离开来，通过减少不一致达到消灭不一致。

此外，必须在求真务实地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下功夫，要有新思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必要性立场――马克思主义具有终极的信仰性质；应当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也要进行反思和创新，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坚持，在法律上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要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西方及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充分说理的批评和斗争。

李美玲在《试比较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一文中，通过比较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实质关系是利益关系，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具有一致性。

从这种一致性出发，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大挑战，她认为，迫切需要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来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唯一政党，充当着人民的利益表达的主渠道。

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要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表达，实现政党意识形态和人民意志的契合。

而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则要着重解决转型的模式（突变还是渐进的）、转型的目标（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抛弃哪些），以及如何对待党的基本价值观的问题。

魏则胜在《二十一世纪我国意识形态的文化回应》一文中，从国家意识形态应该具备的普适性、现代性、科学性与先进性、包容性特征出发，提出中国创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是：第一，调整意识形态的认知与价值结构，由突显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形态转向普适性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融合，使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主流文化内在因素的一部分。

主流文化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过程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体社会意识的过程。

袁三标在《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一文中，对我国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创建的路径，提出以下看法：一是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更新传统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与片面化的话语表达方式，由立足于阶级冲突、社会革命与制度对抗的阶级意识形态转向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内核的国家意识形态；二是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融合。

如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威力和话语优势，又能赢得现代民众最为广泛的认同；三是借鉴、汲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的诸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自由”等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

郭沂在《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共同构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体系。

他指出，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即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

现代价值和普世价值，是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现代主流价值，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

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体价值。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体价值，表现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教――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二是官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又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教时代、学教合一时代、学主教辅时代。

这与其他文明以宗教为民族主体价值有着明显的不同。

进入20世纪，依附于皇权政体的学主教辅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于皇权政体的覆灭而随之解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被理所当然地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人们将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儒学被当做封建主义的总代表受到空前摧残，同时又试图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消灭和取代民族主体价值，致使民族主体价值在现代社会完全缺位，造成了文化创新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根据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国现阶段亟需确立基本价值体系，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

前者是治国方针，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制约着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更多地出于现实的需要；后者是民族灵魂，规范着伦理道德，护持着风俗习惯，支撑着精神信仰，维系着民族认同，更多地出于历史的延续。

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体价值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任剑涛在《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一文中，集中探讨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

他认为，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解决最为紧要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支撑着现代国家大厦。

他通过介绍美国、北欧和新加坡在建立核心价值理念方面的不同历史经验，指出中国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从理念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普世性，注重普适性。

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绝对不能简单地处理为一个国家特殊主义、历史主义的东西。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价值理念必须建立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面。

这就注定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对于普世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的国家回应。

从制度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权威性的特点，并重视维持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安排的连续性。

农华西等著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书集中探讨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系。

他们认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化，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条基本路径。

他们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于利益的分化，出现了多种社会意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整合。

上述关于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探讨，明显有着不同的视角。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是已经存在因而只要进一步完善的还是必须进行重新建构的？黄力之、李美玲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完善论”。

毫无疑问，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就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主体，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

从这一前提出发，黄力之较多地注意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复杂状态，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从内部加以完善或转变，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真理性及其所体现的崇高性、理想性与现实的方针政策相对剥离开来，通过减少与现实生活的不一致达到消灭不一致。

李美玲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表达，需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来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着重解决转型的模式（突变还是渐进的）、转型的目标（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抛弃哪些），以及如何对待党的基本价值观等问题。

魏则胜、袁三标、任剑涛、郭沂等人的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总的可以概括为“建构论”。

相比较而言，魏则胜、袁三标更倾向于进行内部的建构，提出由立足于阶级冲突、社会革命与制度对抗的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形态转向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内核的普适性的国家意识形态。

任剑涛通过考察美国、北欧国家和新加坡在建立核心价值理念方面的不同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是具有权威性、灵活性和非政治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的重新建构。

郭沂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即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出发，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是一个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共同构成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复合结构的建构，不管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都面临着顺应时代的潮流，建构当代理论形态的新任务。

农华西等人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整合论”。

他们认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其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多种社会意识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和民族价值、时代价值的整合。

对上述三种看法的具体评判，本文不作专门的论述，需要另外的文章进行深入的探讨。

这里只想指出，在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上，从以上引述来看，“完善论”、“建构论”和“整合论”都有一些相似的看法，如国家意识形态应该吸纳、整合社会意识，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为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的看法有异，而且也反映出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上的不一，其关键之处仍然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两者是一致的因而基本上等同还是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着相当的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完善论”和“整合论”主张前一种看法，“建构论”主张后一种看法；“完善论”和“整合论”更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性，而“建构论”则有着更多的理想性与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