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若干问题再研究

井冈山斗争若干问题再研究
黄仲芳 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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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以及研究的深入，井冈山斗争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进入新时期后，仍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本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分期断限等4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若干问题；再研究

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以及研究的深入，井冈山斗争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是可喜的现象。然而进入新时期后，仍然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本文拟就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几个问题作些深入的研究，以期与党史学界的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分期断限

众所周知，井冈山与湘赣属同一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是一前一后的关系。前者是朱毛红军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后者是任弼时、王首道等创建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前后延续了10年之久，可分为两段。党史学界习惯上把井冈山斗争从1927年10月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到1930年2月召开的“二七”陂头会议为止，之后则属于湘赣时期。

关于两段的历史分期史学界历来是有争议的。可分为五个断限：第一种观点划定为1929年1月，理由是红4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应就此结束。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红4军前委虽然已经下山，但湘赣边界特委还在山上。红4军走了，红5军仍然留守井冈山，且政权组织还在，湘赣边界的第三次反“会剿”是一个整体，不能人为割裂开来。如果武断地这样划分，就等于割断了历史。第二种观点划定为1929年5月10日，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第三种观点划分是以1929年9月6日江西省委致湘赣边界特委信，即同意边界特委5月20日报告“新的特委应建立在群众斗争的中心永新”为起点。第四种观点划分到1930年2月7日，红4军前委，红4、5、6军军委和湘赣、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为止，理由是湘赣边界党的组织已并入到赣西南特委，组织关系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井冈山斗争到此结束。第五种观点划分是以1931年8月湘赣临时省委的成立为基点。

五种观点各有自己的依据，但我们认为第二种和第四种观点比较符合实际。第二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湘赣边界特委根据边界斗争发展的需要，分析了边界的形势，在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适时地提出

应建立在群众斗争的中心永新。特委的这一要求，立即得到江西省委的批复。9月6日，江西省委复信，同意特委的这一要求。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指示信，也成了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

第四种观点比较符合事实，我们则更偏向于这种观点。1930年2月，赣西南的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统一党的领导，便于边界各级组织的管理，“二七”陂头会议从组织上作了重大的调整，湘赣边界特委不复存在，并入到赣西南特委。如果硬是要把它划入到1931年8月湘赣临时省委建立止，那么，从1930年2月到1931年8月这段历史该划到哪里去呢？是划到中央苏区，还是湘赣苏区？真实的历史情形是，此时这两个苏区尚未建立，只处在草创时期，并未形成。

二、关于“围魏救赵”战略战术得失的解读

“围魏救赵”，是发生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典型战例。“围魏救赵”战略战术是在1929年1月上旬的“柏露会议”上提出来的。此战略战术的提出，牵动着整个第三次反“会剿”的内容，涉及到红军战略战术的得与失。因此，深入研究它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战略上讲，红军实施“围魏救赵”是积极的、主动的，因而也是正确的。理由如下：第一，红4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其目的是解决部队经济给养和打破并牵制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联合“会剿”，以“转攻敌人之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1〕因此，从外线作战，打击敌人，缓解井冈山之围，战略上是积极主动的，符合用兵作战之道。第二，从反“会剿”的全局性来看，实施“围魏救赵”是势在必行，也是顺其自然的。倘若红4军、红5军全部兵力坚守井冈山，不仅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军民经济困难，而且目标更大，促使敌人“会剿”步伐加快，力度加大。这样，红军不仅不能打破敌人的“会剿”军事部署，相反，整个根据地的红军都有覆灭之可能。柏露会议对这一情况是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万不得已才作出远距离分兵作战的决定。辩证看来，红军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也存在着不足，如部队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全国的形势。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时，正是统治阶级处于稳定时期，而红军则采取了敌人破裂时期的策略，故使红军遭受了一些损失。但这些损失与整个第三次反“会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围魏救赵”从战略上看还是正确的。

（二）从战术上讲，红军实施“围魏救赵”则是错误的。为何“围魏救赵”在战略上是成功的，而在战术上是失败的、错误的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红4军主力进行了远距离的

分兵作战，使红军失去根据地与广大民众的依托。纵观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2〕1927年10月红军在湖南酃县水口分兵，导致3营和特务连被强敌打散。1928年5月在遂川草市坳战斗中，红军31团1营分兵到湖南茶陵与敌人激战，损失也很重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这两次远距离的分兵，均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到重大创伤。李步云在《八月冒进湘南》的回忆录中说到：“八月失败，我们损失了一个主力团，离开了根据地，分兵冒进，给敌人有机可趁，使根据地各方面都蒙受很大损失。回忆往事是很心痛的。”〔3〕由此可见，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实属远距离的分兵，这在战术上来讲是错误的。

三、关于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战略思维的调整

众所周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含了湘赣边界的6个县。其中，江西4个县，分别是莲花、永新、遂川、宁冈；湖南2个县，分别是茶陵、酃县。6个县当中茶陵最富，条件最好，约有20多万人口。毛泽东较为看好该县。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最早是想把茶陵作为大本营来经营。然而，几次打茶陵，均未得到好的效果，毛泽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遂决定把重心放在条件仅次于茶陵的永新县。其原因为：茶陵坑口是国民党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家乡，反动势力比较强盛；茶陵城长期驻有国民党湘军第8军吴尚部1个团，而且，茶陵地主挨户团与湘军成网状形，对工农革命军形成巨大的威胁，不利于我军事割据；茶陵距长沙不远，交通便利，利于国民党增兵。二打茶陵，建立苏维埃政府仅月余时间，由于国民党的进攻，我军不得不撤出茶陵，苏维埃政权无法立足。毛泽东根据多方原因，遂放弃茶陵，改为永新。其有利条件可为：地理条件较好，与井冈山区相毗邻，进可攻，退可守；反动势力不够强盛。尽管国民党赣军每次“进剿”朱毛红军，都是从永新进发，但并没有长期驻扎；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一批在外求学的永新籍知识分子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昌、吉安等地回到永新，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永新属农业县，土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较为富庶，足够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具备了这些条件，毛泽东才制定这条军事政策。

四、关于“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军事政策的解析

毛泽东虽身在井冈山，但对全国的革命形势，尤其是湘赣两省的形势洞若观火。他认真地分析了形势，对湘赣两省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进行了比较，最终制定了这条军事政策。就当时的湘赣两省的情况作了比较：第一，湘军强盛。俗语称“无湘不成军”，彰显了湖南人鲜明的个性。一是不信邪，二是不怕死。湘军自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组建以来，历来就是一支战斗力强、作战骁勇的军队，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威信。第二，地主武装挨户团战斗力强，较之江西的反动民团更为强悍。自曾国藩在衡州练“湘勇”以来，湖南农民有一个传统，农忙时以耕种为主，农闲时则操练、习武，形成一支非正式的军事武装。第三，军事实践的总结。红军与两省国民党军都进行过较量。与湖南敌人交战，我军略显劣势。要不打个平手，要不吃败仗，“八月失败”郴州之战就是个典型的案例。较之与江西敌人交手，则完全不同：江西国民党的驻军以滇军为主。滇军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战绩。蔡锷领导的滇军首先从云南发难，兴兵讨伐袁世凯，在全国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但在江西“进剿”朱毛红军却屡屡败北。滇军盛传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没有什么战斗力，是红军的手下败将。江西的地主民团的战斗力也不及湖南。江西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勾心斗角，既有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又有赣军的金汉鼎、王钧。他们互不相让，各自为阵，极不团结。毛泽东善于从历次作战中总结经验，互为比较、分析，避实就虚，取得了“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辉煌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