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_研究模式的拓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08XZW014）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培育项目

“中国城市的文学想象”（SWU0909406）的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11－03－01

作者简介：李永东（1973－），男，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11年第3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32011第24卷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No．113

（总113期）

（Social Sciences ）

Vo1．24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拓展

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区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存在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由于静止孤立地看待特定的区域文

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与区域文化、时代语境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其二，由于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

把区域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城市，其它城市的区域性文化风尚对文学的影响，

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增强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明晰相关研究理念，有助于激发区域文化在文学研究中的新活力，拓展区域文学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文学；时代语境；城市；文化风尚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3－0066－06

从区域文化视角来研究文学，意在探讨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透视文学的地方风格。就已有成果来说，往往对特定区域文化进行孤立的阐释，侧重于探寻文学创作与区域文化的对应比附关系，在二者之间做双向循环论证：从区域文化角度阐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文化特征，

在文学作品中挖掘区域文化的元素。在论证中，区域文化通常被设定为一个历史久远的对象，对之进行静态观照，从中剥离出固有的本质特征，再付诸文学研究。另外，

相关研究注重的是区域文化中的乡土因素，聚焦于水土景物、

风俗民情以及乡镇故事。应该说，以上述方式进入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产生了一批富有阐释效力的成果。当然，也留下了一些可供继续拓展的空间。

笔者认为，区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存在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由于静止孤立地看待特定的区域文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与区域文化、时代语境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

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其二，由于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把区域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

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城市，其它城市的区域性文化风尚对文学的影响，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增强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明晰相关研究理念，有助于激发区域文化在文学研究中的新活力，拓展区域文学的研究空间。一

文学与区域文化、时代精神之间的结构性动态关系考察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结构性动态关系，牵涉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和整体版图的理解，能使区域文学研究摆脱画地为牢式的孤立阐释，在整体格局的变动中来把握区域文学的特征。一旦考虑到众多区域文学板块之间的横向共时关系和纵向历时关系，我们就需要追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为什么区域文学的中心不断地在移位，引领区域文学创作潮流有时是江浙作家，有时是陕西作家，有时是山东作家，有时是其他地域作家？区域文学的创作，为什么在某些时段会整体繁荣，在另一些时段又集体消淡？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考量各个区域的基本文化精神，以及特定时代的文化气候。由于各个区域基本文化精神的差异，使得它们遭遇变换的时代精神气候时，有的显得合拍，有的显得不合拍，这就造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的繁盛或消沉的命运。这就是区域文化应对时代精神气候的差异性。例如，在现代时期，山东的文学创作不大景气，被文学史

提到的山东籍作家屈指可数，也就只有臧克家、王统照等少数几位。如果从区域文化角度寻找根源，我们认为，因为齐鲁大地是孔孟之乡，其文化精神与现代时期反礼教、颠覆传统伦理秩序的潮流不合拍，其区域文化的功能受到了压抑，从而导致了山东区域文学创作的寂寞局面。但是到了建国后十七年时期，吴越作家、东北作家潜沉下去了，三晋作家也雄风不再，只有讲求经世致用的湘楚大地的区域文学创作，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一直缄默的齐鲁大地的文学园地却枯木逢春，焕发无限的生机，涌现了一批区域文学新贵，杨朔、贺敬之、曲波、峻青、王愿坚、刘知侠、冯德英、李心田等都成了当时走红的作家。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齐鲁文化的古典人文精神和理想色彩，与十七年的主流话语、时代精神氛围不谋而合，故造成了十七年时期山东区域文学的整体繁荣。

综观各区域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区域文学置于不断嬗变的“时代精神”的规约下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张力关系，一种此起彼伏的结构关系。时代的精神气候（包括社会心理、政治风气、文艺政策、文化理念、审美倾向）规约了区域文学的起伏流变。近现代的一系列历史文化事件，如启蒙运动、左翼思潮、延安讲话、抗日战争、文学的“一体化”、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全球化与民族化，等等，构成了区域文学发展的历史语境。文学本身不是独立的一个事件，我们只有把区域文学置于多重视野下，才能辨析出各地区域文化的应对机能，以及它们如何激活或抑制了区域文学的生长。区域文学的消长沉浮，除了作家自觉的文化审美选择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文化与时代精神气候相投合或相排斥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区域文化是分层的，时代语境对特定区域文化精神的召唤，并非整体接纳，多数情形是宠幸特定区域文化某方面的特性。建国后山东文学的阶段性特色就是明证。［1］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状况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文学“湘军”的创作受湖南区域文化的影响至大至深，以“楚骚”文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和近世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特征，制约着湖南文学的发展，30年代的沈从文模式和50年代的周立波模式，分别是两种文化传统的产物，到了80年代，周立波与沈从文两种文学模式交相辉映。沈、周文学模式的形成与湖湘文化有关，而沈、周文学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命运，则与时代语境对湖湘文化某部分精神的召唤有关。就区域文化一方来说，则是不同时期拣选不同特质来应对时代精神。

二区域性的城市文化风尚与中国现代文学

区域文化往往被当做有历史厚积感的、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而且通常指向传统乡土社会。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传播，主要不是与乡土社会相联系，而是集中在城市。

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政治格局的变动、战争的发生、租界的设立等因素所提供的种种际遇，把许多城市推入异质性的文化语境中，如新文化运动中的北京、租界语境下的上海和天津、孤岛上海、首都南京、陪都重庆、日伪政权下的哈尔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等等。这些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图上都是一道道醒目的景观，它们的文化个性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特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历史的际遇赋予了它们重要的文学功能角色，它们亦以经过历史塑造的文化个性参与到现代文学品格的建构中。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近现代历史塑造、改写的城市文化个性，仍然没有脱离“区域性”的规约。城市的文化个性不是被历史随意捏塑的东西，历史能“修改”它，但不能彻底改变它的本性。无论作为首都还是废都，甚或遭遇沦陷，北京的文化个性都不会与替代它首都地位的南京、后来同样沦陷的上海相混淆，虽然它的城市文化风尚因时而变。重庆也不会因为战时流亡者（包括许多文化人）的大量迁入，以及被定为战时首都，就与被丢弃的首都南京和移民城市上海在文化特性上混为一谈。无论历史如何调度城市，赋予城市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角色，修改城市的布局、景观、人口构成以及文化地位，重塑其文化语境，都不能切断城市与地域性的、传统的文化基因之间的血脉关系。并且，地域性的文化个性，仍然拥有对城市的文学生产样态进行解释的效力。京派风格在北京聚集，商业化写作和通俗文学在上海成气候，延安诗歌对陕北民歌的吸纳，无不说明历史洪流中城市文化个性对文学生产及其样态的制约作用。作家的创作会受到城市文化语境的影响，文学报刊的编辑理念不可避免地要因地制宜，城市市民的阅读需要也会对文学提出地方性的诉求，这些被普遍接受的观念都指向城市文学的区域特性。

上面我们谈到了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传播主要是城市中的事件，城市虽然遭遇近现代历史反复无常的摆弄，各个城市的文化个性仍然没有脱离“区域性”的局囿，并且，地域性的城市文化个性，仍然拥有对文学生产样态进行解释的效力。接着我们想要表明的是，惯常的用于区域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化模式，并不太适合用来阐释区域性城市的文学现象，区域性城市虽然具有地方文化特性，但其总体风貌因不断地被涂抹、删改、丰富，以至于某些方面已跨越了既定的地方文化特色的边界。不过，发生在城市的几年或十几年的变化，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新型的、成熟的区域性城市文化，往往造就的仅仅是一种文化风尚，因时而成，随时而消淡。它与特定的区域文化特性有关，又因时缘被组合过、修改过，形成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