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_罗小茗访谈录

罗小茗，女，1978年6月生于上海。2000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3年-2007年，师从王晓明教授，攻读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文化研究方向博士学位。2007年9月至今，就职于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系，负责“当代文化研究网”。主要论文有《涓生的思路——

—<伤逝>重读》、《怎样的“新”，怎样的“旧”》、《“大众”何以“文化”》、《课程改革中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周立波的时事和“海派清口”的城市文化》等，散见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艺术评论》、《开放时代》、《上海文学》、《天涯》等期刊。

徐志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

徐志伟：在7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我感觉你是比较有代际意识的一位，在很多私下的讨论中，你经常会不自觉地使用“我们”一词。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你对“我们”的强调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能否谈谈在今天“我们”是如何可能的？

罗小茗：记得大学的时候，一位老师就对我们这一代深表同情，大意是说我们这代人什么都没有赶上，所以经验也就特贫乏。但也许是一种偏见，我总觉得70年代出生的人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一点特别的。我们踩上了那么一点革命时代的尾巴，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浸润在80年代开始的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动荡不安或茫然兴奋的气氛中。那个时候，父母们因为改革而面临各自的人生选择，家庭的感觉也随之发生变化。小孩子自然是不懂什么，也没有分析和评价的能力，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一变化，徒然产生一种“不适感”，又由这种“不适感”形成对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喜欢、怀疑或不满。在这种“不适感”里，既没有一个清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背后做着参照，也还没有一个喧闹完整的美国梦充斥周遭。长大之后，自然会学习各色理论，选择不同的立场，但这些似乎都还不能轻易地处理掉这种不适感。这种不适感，大概是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进行社会批评的原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它视为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理论的解释。这当然并不是说此后几代人所体验到的生活经验就不特别，而是说如果没法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所体验到的变化，那么要想说明之后的恐怕就更为困难。与此同时，现代社会高度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运作的强大的吸纳力，也使得散兵游勇的作战方式不再那么有效了。它能够不断制造出思想的明星或学院的教授，但未必有什么实战的效果。较之于各种国家课题、项目的申请说明中对于合作团队的要求，在现实当中却恰恰很少看到“我们”有这种积极的组织诉求。

徐志伟：这种“不适感”影响到了你的职业选择吗？你觉得从事文学批评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抵抗这种“不适感”？

罗小茗：我想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种“不适感”让人无法安于任何一个现成的职业或者专业。无论和哪一个专业遭遇，都会因为这种“不适感”的指引，感到强烈的不满足，想要改变约定俗成的研究对象，想要跨越既定的边界，也会因为这种“不适感”，不断去挑剔那些既有的论述或说明，无法从各色的西方“先进”理论中感到真正的安心。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带来的新问题，通过各种曲折的方式形成了这种“不适感”。想要真正平复或者化解这种不适感，就需要把这些变动带来的新问题纳入批评和研究的范围。于是，这种不适感总会逼着人去展开这个寻找纳入的可能性的过程。我不知道这听上去是不是太抽象。说得具体些，其实学习现当代文学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罗小茗访谈录

罗小茗徐志伟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和专业遭遇的过程，尽管直到现在，有时候，我仍然羡慕那些能够把自己真诚地安放在“文学”和“诗意”中的人。可惜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像他们那样做到这一点。我一旦把自己放进去，就会立刻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管自己地“安全”着了？我会非常恼火地发现自己自以为在做着怎样重要的评论，但实际上都是无害的批评，智力的炫耀，不过是伪装成了批判的摸样，骨子里却是温顺驯服的。所以对我来说，文学研究或者文学批评已经失去了解释或说明这种不适感的能力。虽然文学应该是人们把握和理解世界的重要视野，但改革以来的种种变化恰恰是把文学给挤了出去。这个“挤出去”是由两股力量共同完成的，一股是市场化的力量，另一股是为了对付市场化，文学的自我纯净化。看起来这两股力量是对抗着来的，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就会发现，其实它们是彼此呼应着构筑了文学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被消费和被认同的基本方式。文学变轻了，而时代却越来越重。这种对文学的看法，会慢慢促使你希望能够走出去，找到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批评方法，找到可以承载这种重，可以解释这种轻，可以说明这一轻重失衡现象的思考方式。对于当代的作品，还是会关心，当人们说出现了一个好作家，几个好作品的时候，还是会去看。这或许又是对文学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在作怪，总觉得一个大的变动着的时代应该有可以和它相匹配的文学作品诞生。但可惜的是，大多数时候仍然是失望，发现它们并没有力气跳出既有的生存方式，叙述方式。有时候，甚至于把这种人们普遍的对时代的不适感当作了某种玄思或值得炫耀的东西。我想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文学。建立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之上的文学批评，若非有强大的社会正义感，有坚定的对文学使命的信念，有对不适感的十分的真诚，恐怕只会越来越离题万里。

我注意到，你的问题里用了“抵抗”这个词，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你觉得需要来抵抗这种“不适感”。在我看来，这种不适感并不是宿命，而是充满了世俗性。它需要的是被说明，因为一旦能够说明它，我们也许就有可能获得一种不同的看待今天社会生活的眼光或者思路，找到主宰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路径中的些许盲点。所以，对我来说，我并不想通过研究或者批评去抵抗这种不适感，而是想把它作为和我们一同成长的生命感觉来对待。这种不适感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也不能必然成为我们评判当下的所谓标准，而只是一种为我们所深刻体验到的病兆。赫尔岑曾说，我们是自身的疾病。而在这个时代，大概人人都不舒服。如果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的是大量的歇斯底里症，那么到了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忧郁症患者。把它们归结为某种生理或精神的疾病，而不去探究其发生的社会原因和机制，不去理解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和方式，恐怕就只能让人们继续以各种方式——

—驯服的，貌似对抗的，激烈反对的——

—徜徉在病态之中。

徐志伟：我非常同意你对当下文学及批评状况的判断，但这样讲可能还略显抽象，能否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谈一谈“强大的社会正义感”、“坚定的对文学使命的信念”、“对不适感十分的真诚”的具体所指？

罗小茗：也许在我的理解里，强大的社会正义感，还不光只是站在弱小者的一边，主持此时此刻社会的公正和正义。比如因为“市场”的破坏力太强，而要求有伦理道德，因为社会流动机制失效，而要求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当然都是要做的，但远远不够，不足以拿来作为社会批评的基础。真正的社会正义感，需要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样的大问题有自己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去评判一切；其中也包括用这一正义感去品评文学的表现，标示它们的优劣。这几天在读陈映真，人们称他为“台湾社会的良心”，不仅因为他坐过牢，也因为他在整个崇拜美国充分资本主义化了的社会氛围里，坚持不懈地批评美帝国主义，批评消费社会对人的泯灭；更因为他肩负着那些为了台湾的美好未来而失去了生命的人的嘱托，毫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和才华，愿意干任何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他不当作家，而去主持社会理论丛书的翻译，就是因为觉得搞清楚台湾社会的社会性质很重要，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做，所以他去做。后来他又重新回来写小说，是因为他发现更多的问题理论翻译解释不了，还是需要用文学的笔来批判，没人写，所以他来写。他和人打笔仗、做辩论，从来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理想和责任所在。这样的人，不容易被各种思潮和主义所迷惑。用毛泽东的话说，也许一个社会的良心，就是那种牢牢抓住了这个社会最主要矛盾的人吧。

如果说当年陈映真所坚持的，是民族国家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放；那么今天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或作家，所面对的情况，就要更复杂一些。这往往使得我们失去了大判断的能力。也因为缺乏这样的大判断，我们今天的正义感呢，说实话，已经变得十分琐碎。这也不满，那也郁闷，整个社会都好像出了问题，却缺乏对主要矛盾和基本道路的看法。这一判断和看法，可以各不相同，但不能琐碎；因为一旦琐碎，就意味着你是被现象牵着鼻子走，国家或者资本指哪里，你打哪里，永远落在它们的后面，永远不及要害。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回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愿意读那个时候的小说，我也是其中一个吧。可是，想要在这样的小说中找到革命的合法性，找到自己理想的旨归，我总觉得是有些问题，甚至有时候会成为某种回避现实的怯懦的表现。当然，避开现实的黑暗，逃到光明里去，是人的本能；但我总觉得这样做还无法真正确立起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