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人民币印钞史(194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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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人民币印钞史(1947-2016)
一、最早的人民币通胀
1947年7月,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期间,解放军节节胜利,当时的各大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中共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提议,应该考虑组建中央银行,并制定统一解放区货币的措施。关于中央银行的名字,当时很多人建议用“联合银行”、“解放银行”等,但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总经理何松亭建议采用“中国人民银行”一名,以体现人民特色,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
1948年12月1日,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准,以当时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行在全国解放区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券”。
为区别于以往各解放区银行所发行的地方纸币,这种纸币最初被称为“新币”、“人民券”、“中国人民银行券”等,直到1949年6月,才被正式定名为“人民币”。
由于当时战争持续进行,人民政府支出远大于收入,入不敷出,唯有印钞。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949年4月人民币发行总量607亿元,7月底就达到了2800亿元,到了11月底,迅速增加到20000亿元,到了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发行量已经增至49100亿元。
当时,西藏、新疆、东北、内蒙古以及国民政府控制的东南区域,人民币尚未大范围使用,在此情况之下,一年时间印钞量暴增80倍以上,可想而知是个什么结果。
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以人民币计价的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倍,其中天津市的面粉、小米、小麦、纱、白细布这五种商品的综合价格更是上涨了103.7倍。
鉴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大大影响了新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将全国行政和军事人员的编制和待遇、财政收支、国营贸易、物资管理与调配、现金管理、私营企业管理等进行统一,并严格按照计划调配,由此形成了计划经济的最早雏形。
二、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整个国家财经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相继纳入人民币的流通区域。
然而,由于战争期间的纸币印刷过多,人民币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而且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着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过大等问题,给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不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新版人民币。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版人民币,并确定新旧币的兑换比例为1:10000——这就是“第二套人民币”。
从1955年迄今从第二套到目前正在使用的第五套,中国先后发行了4套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兑换的时候,其兑换比例却一直确定在1:1——换句话说,截止到2015年,没有改换过面值的人民币已经走过了60年。
按照新人民币额度计算,1955年当年中国的货币存量(现金存款)合计是182亿元。伴随着经济发展,此后的1956年、1957年人民币的货币存量增加到191亿元和218亿元,增长速度尚属正常。
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领袖的脑子发热要“超英赶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伴随着经济上的狂热,人民币供应量开始了罕见的“大跃进”,1958年、1959年,供应量分别激增到363亿元和474亿元,增长率达到了66%和30%,创下6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记录。
“货币大跃进”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一片狼藉,
农民大批的“非正常死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19万,党史专家金冲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承认,三年间全中国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
三、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印钞大革命
“货币大跃进”的惨痛后果,导致1962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随后连续3年连续实现人民币资金回笼,到1965年,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人民币的供应量被控制在572亿元的水平。
经历这一轮货币大跃进,再加上此前国民政府法币系统、金圆券系统和第一版人民币的通货膨胀恶果历历在目,领导人对于货币滥发的恶果产生了深刻的警惕。从1960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领导人都十分注意控制货币供应量,此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始终稳定在每年7%左右。即便最高的1966年,人民币供应量增长率也不过15%左右。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坛一片混乱,但货币供应却始终受到约束——从1966年的663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1182亿元,年增长率在7%左右,由于货币供应受到约束,不管怎样,民众对于未来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明确预期,所以社会形势虽然动荡不安,但物价却基本保持稳定,这算是信用纸币时代的一个小奇迹——当然,这也是强力控制的计划经济的特点。
下图是1955-1978年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情况。
四、通胀肆虐期
很多人认为,2000年以来是人民币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那只能说明你年纪尚轻,没有经历过人民币真正严重的通货膨胀。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对1949年至1976年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后续的拨乱反正、昭雪翻案,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明和书面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上的赎回行为。
所以,农民们的粮食收购价提高了,城市工人涨工资了,右派平反补发工资,老干部昭雪补偿损失,在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是以政府财政透支、印刷人民币的形式来“摆平”的,因此人民币供应量在这两年开始大幅度提速。
1979年底,广义的人民币供应量为1555亿元,1980年进一步增加到1933亿元,增长率高达24%,此后的连续三年人民币的供应基本都保持着20%以上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多印钞票的结果,就是1984年的通货膨胀。
不过,由于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中国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吃饱肚子,民众的生活水平有切切实实的提高,这一次不算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北京大学学生还打出了“小平你好”这样的横幅。
由于198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影响并不恶劣,接下来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一直保持这么高的货币供应量,从1984年到1990年,人民币钞票供应量增长开始驶入快车道,此后几乎每年的广义人民币钞票供应量增速都在20%以上,尤其是1984年和1986年,人民币钞票供应量甚至达到了39%和31%这样的惊人增幅。
连续多年钞票超发的恶果在1987年到1989年以一场恶性通货膨胀显现出来,官方公布的CPI系数是20%左右,实际上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