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内部矛盾看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国民党内部矛盾看解放战争的胜利摘要：本文以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为着眼点，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实质与成因入手，逐一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内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的矛盾，以及蒋介石嫡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分别对解放战争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论证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斗争亦是其最终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字：国民党派系斗争矛盾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气势汹汹地叫嚣着“三个月消灭共军”。

可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却在三年内由弱变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全国性伟大政权。

时至今日，一些台湾学者，甚至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仍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头雾水。

他们不明白1946-1949这短短的三年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国民党政权就这么崩溃了？究其原因，共产党代表人民、依靠人民所发动的强大攻势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同时，国民党自身一些无法克服的痼疾（包括派系林立、贪污腐败、用人不当等）也是其败北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本文仅从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这一角度去重新审视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实质与产生原因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实质，是其内部各派系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权力和正统地位所进行的各种斗争。

众所周知，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联合体。

南京政权从建立的那天起，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

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1]国民党内向来派系林立，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派系斗争的历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众多派系，大致可分为蒋介石的嫡系与非嫡系两种。

前者主要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新政学系、太子系、朱家骅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等，他们以拥蒋反共为共同宗旨；后者指以桂系、晋系、冯玉祥系、西北诸马系、西山会议派等为代表的，以不拥戴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统治地位为最高宗旨，甚至力图借机取而代之的派系。

除蒋介石集团外，其他派系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指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却是长期的、普遍的。

抗日战争中，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矛盾一度有所收敛，但到解放战争时期，它又逐步激化凸显，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速了蒋家王朝的最终覆灭。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不平衡造成了地方各实力派的产生并始终与蒋介石中央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是因为统治者的蓄意制造，蒋介石施展权术，有意制造派系纷争，以派系牵制派系，使其政权机关保持利益平衡，从而进一步达到自己大权独揽的独裁目的；再次，是因为国民党不注重自身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在国民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最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传统也有很大关系。

国民党的形成经历了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历来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成分复杂，容易造成不同派系间的矛盾。

二、国民党内民主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国民党内民主派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另树一帜，沉痛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

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满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推行法西斯主义，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日益加深。

1945年10月，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建立了以促进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和复兴国家民族为目的的“三民主义统治联合会”。

1946年春，李济深、龙云、冯玉祥等民主派人士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他们以民主与法制为思想武器，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评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大造政治舆论，给蒋介石政权以一定的打击。

1947年，冯玉祥将军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演讲，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声援国内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

此外，他还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用自己二十余年与蒋介石的接触，对蒋进行全面的揭露。

1947年5月，针对南京国民政府玩弄的改组把戏，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样的政府改组不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只能助长内战，增加人民之痛苦。

这样的政府改组，丝毫不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用外表掩盖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姑不论事实上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内仍占多数，我们认为被邀请参加政府的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当也不能代表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正遭受特务逮捕、监禁和迫害，这样的政府改组是和政协决议显然极端背谬的。

”[2]这个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政府的独裁本质，得到的广大民众的普遍支持。

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在经过了一番酝酿准备以后，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联合国民党内其他爱国人士，在香港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主席，何香凝等16人为常委。

民革中央成立了由蔡廷锴、龙云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以李济深为首的“整治行动委员会”，专门从事国军的策反和号召国军起义的活动。

1948年9月，民革中央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强调指出，“跟蒋政府走则身败名裂，跟人民走则建功立业，何去何从，宁待考虑。

”[3]动员国民党将领反内战发独裁，这些工作队敦促国民党官兵认清形势，转变立场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显而易见，国民党内民主派在解放战争时期坚持爱国立场，与蒋分道扬镳、另树一帜，削弱了国民党力量，打击了蒋介石集团，提高了人民对蒋政权真面目的认识，另国民党政治上日益陷入孤立被动的局面，离心力日益增大，从而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利于第二条反蒋战线的形成，间接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也奏响了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丧钟。

三、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又可以看作是“杂牌”与“嫡系”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惯于培植私人势力，优待嫡系，排斥杂牌，所以导致两者间素来矛盾颇深。

在国民党中，将领们往往把军队和地盘看作是自己升官发财的本钱。

因此，在战争中消极对待、保存实力、甚至是见死不见的情况屡见不鲜。

同时，在战争中，蒋介石往往把杂牌部队推到最前线，让他们冲锋打头阵，撤退当掩护，以达到既消灭共产党又消灭杂牌军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这引起了地方实力派的极大恐慌和不满。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许多长期受蒋压制的地方实力派及其军队，开始纷纷脱离国民党统治阵营，投向人民，从而大大削弱了国民党上的统治力量，扩大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和新中国的建立。

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投诚、改编、起义的军队达177万，将领达到1400余名，其中绝大多数均是不满蒋介石排斥异己政策而反正起义的杂牌军。

较为知名和意义重大的有1945年10月，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1万余人举行的邯郸起义；1948年9月，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举行的济南起义；10月17日，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3万余人举行的长春起义；11月，第三绥晋区副司令长官张克侠、何基沣率2万余人举行的贾汪、台儿庄起义；1949年1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25万人接受和平改编；8月4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举行的长沙起义；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举行的昆明起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率部举行的彭县起义等等[4]。

在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还要属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

蒋桂交恶，由来已久，蒋介石有被新桂系逼迫下台的历史，新桂系也有在蒋桂战争中被蒋打得惨败的记录。

1948年“行宪国大”上桂系领袖李宗仁不顾蒋介石反对参选，并最终在美国的支持下击败蒋属意的孙科当选副总统更是把蒋桂之间矛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随后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派桂系首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坐镇华中，但为了防止桂系势力的膨胀，又人为地把华中分为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任命自己的嫡系刘峙为徐州“剿总”司令。

这一部署彻底打乱了白崇禧的军事部署，再加上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使得令出多门、指挥不统一。

结果我军集中兵力对黄百韬、黄维兵团及杜聿明直接率领的李弥、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以60万兵力挫败蒋军80万人，歼灭55.5万多人的巨大战果。

[5]这些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彼此倾轧，令国民党内危机四伏，同时，也使人民解放军得意迅速发展壮大，最终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掘墓人。

四、国民党嫡系之间的矛盾为了追求权力与满足私欲，蒋介石嫡系内部也矛盾不断、同室操戈、内讧不已，扼杀了国民党自我拯救的最后一线希望。

国民党上层不仅派系众多，而且往往派中有派，系中有系。

蒋介石内集团内部就分为黄埔系、cc系、新政学系、太子系、军统系、中统系等派系。

在黄埔系内部又有土木系（陈诚系）与何应钦系之分。

此外，还有胡宗南派、汤恩伯派等。

这些嫡系和亲信虽然都奉蒋介石为首领，全力维护蒋的统治权威，但他们内部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

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经常争锋相对、互不相让，令国民党的局势更加败坏，乃至最终的不可收拾。

六届二中全会上，黄埔系、cc系联手与新政学系之间的争斗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战和问题上，新政学系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党治体制，与各党派合作，建立一个开明的政治共同体。

在重庆谈判、召开政协会议及与各党派协商签订政协决议等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改组时，新政学系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这引起了黄埔系、cc系的不安和不满。

六届二中全会上，黄埔系和cc系一起发难，指责新政学系出卖党国、政治“走私”。

在政协会议期间，陈果夫还直接致函蒋介石，说“政协会……共产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政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

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

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为幸。

”[6]何应钦等一伙军人也随声附和。

会后，cc系除指使特务制造血案，向人民滥施淫威外，还对新政学系为主的国民党政协代表展开攻讦，指责他们“容共”、“掮共”、容忍共产党和其他反动派“要挟”和“处分”本党，声称要在中央全会上弹劾张群、王世杰等人，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党。

一时间，国民党政协代表都被骂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以致蒋介石都发出了“我们党内的互信完全丧失了”的叹声。

[7]除此以外，黄埔系和cc系还联合发起政治“革命运动”。

革命运动虽然无疾而终，但cc系与新政学系的裂痕由此产生，矛盾冲突的结果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蒋介石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动摇，并使政协会议全面倒退，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五、结束语派系斗争的纷争攘夺，淹没了国民党内的变革和努力举措，使得国民党丧失了一切励精图治、融入现代化变革洪流的机遇，这种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在国民党肌体中普遍存在，而且贯穿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始终，最终成为导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