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徽商精神及其启示

1 关于徽商精神及其启示徽商一个曾经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封建商帮在其长期艰辛创业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融东方儒家文化徽人意志品格为一体的独特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风格这就是“徽商精神”。它既蕴含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融合了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和优秀品格是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微观铸塑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徽商精神”的内涵所谓“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徽商主流群体认可的思想意识意志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徽州山多田少耕地贫瘠在生存的压力下徽州人被迫走出山区“藉经商以求富”。所以大多数徽州商人在经商之初都是小本起家这使徽州商人在与其它商帮的竞争中面临着先天不足。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高超的经营艺术徽州商人得以在逆境中迅速崛起诚如胡适所言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

2 商大贾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精神支柱。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徽人经商之时既面临着当时诸多商帮的激烈竞争更受到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轻商贱商观念的强烈束缚。为了正其名徽商创造性地提出了儒贾并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儒贾观为了开拓市场徽商“足迹几遍天下”为了增强自身的

竞争能力徽商创造性地实施了多种资本经营方式包括贷本经营、合资经营、委托资本经营等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徽商提出了富有远见的经营之道如“贸迁货集市不二价”的诚信原则“义利双行”“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趋时观变”“因俗时变”的机智灵活的市场营销观等等。正是这种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徽商得以迅速站稳脚跟称雄商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制胜法宝。三尊儒业儒的求知精神。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的美名程朱理学在徽州拥有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使得徽人在为生计所迫而外出经商时依然是“尊儒”有加。“贾而好儒”成了徽商的一大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徽商是一个儒味很浓的商人集团。在徽商的人员构成中以“业儒”出身者居多。他们或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弃儒从贾或在“张3 贾”获利之后转而“业儒”或“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亦贾亦儒。“好儒”、“业儒”成为徽商不同于其它商帮的最大特色也成为徽商具有更高文化程度与素质的根源。第二、徽商热衷于延师课子、捐资办学、振兴儒业。在徽商中“富而教不可缓也”是共识因此当他们经商富裕之后多不惜重金而延师课子。同时为了给乡人或族人一个很好的“业儒”环境以“振儒业”他们又不惜重金捐资办学修建书院。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徽州书院之盛无疑是徽商慷慨资助的结果。同样徽州“儒学之盛”应是这一结果的延伸。第三、徽商崇尚儒道经商。由于自幼受

到儒学教育大多数徽商能“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人于信义不失儒风”。因此儒家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徽商的经营理念当中成为大多数徽商的经营哲学。由于“尊儒”徽人在经商过程中大都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由于“尊儒”徽人精于儒道经商而以诚为本、以信接物以义取利。尊儒业儒的求知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智慧源泉。四诚实守信的敬业精神。徽商素以“尊儒”、“业儒”而闻名儒家的诚信观始终贯穿于徽商的经营艺术中以诚待人、以信服人成为众多徽商的信条。徽商诚信为本的经商作风深深赢得了广大顾客的信 4 任结果徽商经营之处往往出现顾客“绾毂归之”、“归市如流”的局面。诚实守信的敬业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立足之本。五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家族观念、地域观念很强加之古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积习这使得徽人在经商过程中特别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凝聚力极强的商帮即徽帮正如《歙事闲谭》中所记“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通过这些会馆与义庄徽商一方面便于互帮互助同舟共济共同面对内外挑战另一方面交流市场信息整合商业资源构建商业网络共同打造市场。正是徽商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铸就了徽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是徽商创业成功的坚实后盾。六敢于冒险的开放精神。这种开放

精神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徽州海商的身上。长期以来许栋、汪直等明代徽州海商一直被史学界视为“海寇”他们的行为和作用也一直受到负面评价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全面的。作为明代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最主要的民间海外贸易力量其影响和作

用应该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想以经济的视角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出发对他们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与

考察5 以期作出更为客观的经济学诠释。从明中叶以来的各种史料看几乎无一例外地称许栋、汪直及其统辖的海商集团为“寇”。要对这一定性进行合理的分析与判断首先就必须对明朝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考察。

明朝的对外经济政策始终贯穿着两根主轴即朝贡贸易制度

与锁海政策。朝贡贸易制度明确而严格地规定了朝贡诸国的朝贡期限和规模实质上是用制度来规范官方的对外贸易行为。由于朝贡间隔时间长一般为三年一贡日本因诸多原因而独定十年一贡可以说明朝的官方对外贸易规模相对而言是

很小的。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又用严厉的锁海政策来限制民间的海外贸易发展《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记云“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帝以海外诸国多作绝其往来……。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朝贡贸易制度和锁海政策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上紧紧束缚了明朝的对外经济交往。与明朝封闭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冲突的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当时的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相互间都

有强烈的进行贸易的需求和愿望。从海外市场看当时的海外诸国对中国商品有巨大而强烈的需求。如史料记载苏禄菲律宾人“虑我舟 6 之不往也每返棹辄留数人为质以冀后日重来”“见华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厉相加故市法最平”日本则“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者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辗转灌输即南北并通大厌多也”“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娟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从国内市场看随着国内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对外贸易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海外市场丰厚的回报则大大强化了这种愿望。如当时生丝价格国内约每担60银两到日本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同样在与东南亚进行贸易时当地“土人以珠与华人市场大者利数十倍”。当商人对外贸易的强烈愿望遭遇明朝保守的对外政策的梗阻时一部分商人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惜铤而走险落海为寇。诚如明人王圻所言“盖堆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不免巧生计较商转而为寇商道即通则寇转而为商”。许栋、汪直等徽州海商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他们虽为海寇但并没有丧失作为商人而趋利的本性他们是海商与海寇的混和体。所以当许栋与福建海商李光头盘踞7 宁波之双屿时要“勾倭人及佛朗机诸国入互市”而汪直在与胡宗宪派出的人员谈招抚的条件时亦是提出“惟愿进贡互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