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建构_基础要素与历史逻辑_暨爱民

第36卷第1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36No．12016年1月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an．2016收稿日期：2014－09－0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认同建构与民族社会稳定研究”（11BMZ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ECT —12—0721）；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项目（12HNYTZ19）。

作者简介：暨爱民，男，吉首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民族历史与民族政治。

①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龙耀、李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国家认同建构：基础要素与历史逻辑暨爱民，彭永庆（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摘要：国家认同因其对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作用而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

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可分为族群、文化要素与国家政治制度要素。

依此，国家认同建构可从族群、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来理解。

从中西方古代王朝国家认同至近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来看，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从血缘、历史传统与文化到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系统，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

实际上，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需要双重用力的综合架构，应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逻辑中来理解国家认同建构。

关键词：国家认同；认同建构；民族政治；民族社会；民族国家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 （2016）01-0032-06一般而言，国家认同反映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们对其所属国家的赞同、支持和忠诚的情感、态度与行为，对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有着重要作用。

甚至还有人认为，它已经成为国家建设本身，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生命与意义［1］。

近年来，“国家认同”可能是社科与人文学界最热门的议题之一，其中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等问题成为关注重点①。

本文拟在民族政治、社会与历史的学科视野中探讨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主要指向以及历史过程，以期对该问题研究能有所推进。

一、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在有关认同建构的讨论中，曼威·柯司特的观点值得注意。

他认为，（1）所有认同都是建构性的。

（2）在认同问题中，真正重要的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

（3）建构认同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以及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但这些材料的意义却由集体认同的建构主体及其目的来决定［2］7—8。

曼威·柯司特之论提示，第一，国家认同的建构性及其过程的复杂性。

第二，建构国家认同基础性要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既有权力和政经制度等政治性要素，又有血系、历史、地理、生物、宗教信仰等生物性与文化性要素。

第三，个人或社会群体的目的或目标、计划，决定了各类建构国家认同要素的内涵、意义及其具体的功能发挥。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要素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定位和重要性，主要由建构者的目的、意志和计划来决定。

显然，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如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基础的特质，国民身份所内涵的政治、社会权利与义务，以及历史记忆与政治期待，已尽在曼威·柯司特所言之“材料”范围内。

据此，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化与民族的要素，即人们在社会或政治生活中，用以辨识“我们”之一致以及与“他们”之相异、从而加强“我们”彼此之间一体感的依据，主要是血缘、体貌、肤色、语言、宗教信仰或习俗风尚等民族性或文化性要素。

要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民族及其文化的“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因目的和计划而对其材料的“创新安排”，显示出其明显的内在困境，那就是各民族自身认同要素（亦即建构国家认同的基本材料）本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以及基于这些认同要素之上的政治认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大体是以自我族类为其认同中心的。

这种情况表明，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大多囿于自我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自然情感，彼此之间一体性社会联系不紧密、不完善甚至缺乏联系和交流。

显然，如此背景之下确立起来的国家认同，有可能走向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危险，成为排除“异类”、巩固主体民族优势的手段。

另一类是政治层面的制度性要素。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在其中共享具体的人际关系、公共空间及其建制，并产生了一体的感觉以及延续、维持的要求。

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并不单凭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生物性特质来结成一个共同体，而是因为有密切的行为互动或相互期待，主要在一系列的政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共规则上联结起来。

在由此而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中，血缘谱系与文化属性并非其成员集体认同的主要依据，而强调的是政经制度、公共空间和公民共同实践政治权利的集体意志等等［3］14—15。

相较于建立在文化或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这种建立在政治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显然是一种更为开放的政治体系，能有效克服共同体内“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从属”之间各自因“外群偏见”而产生的排他性和歧视性。

但是，如同基于血缘与文化因素来建构国家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样，以政治制度、公共规则作为基础要素来建构国家认同，实践效果也并非如想象或理论预设中的那般完美，而是仍有诸多限制。

如就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观之，国家认同的建构往往显示出或多或少的暴力痕迹和政治系统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操作。

如此之国家认同建构终是缘于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国家生成基础等根本性问题的完整理解，有可能造成对族群、文化因素作用的忽视而埋下国家认同危机的隐患。

尤其是在具体的国家认同建构实践中，国内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与国家政治体系并非完全相应或同步并进，以致政治制度与公共规范在其作用发挥时因与实际情形的“错位”而不能收预期之效，从而引发人们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不满，国家政治合法性被削弱，引发国家认同危机。

事实上，国家认同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概念。

相应地，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也存在着多种类型。

有的走加强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建设的道路，有的选择强调血缘和历史文化传统作用的途径，有的从国民品性、国家公德意识的精神构筑着力，还有的则是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式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等等。

总体上，国家认同建构并非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模式和道路取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及国民，可能是基于血缘或宗族谱系的认同模式，也可能是基于文化要素的认同模式，或是基于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模式［3］15。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实体上来分析，要确认选择何种道路来加强国家认同或国家认同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确实是件难事。

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解，应遵循具体的历史情境逻辑。

在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历史中检视，上述之基于“族群”、“文化”和“政治”之认同模式都先后有过明确展现。

这也说明国家认同建构在具体时空架构中的限定性。

而就当下世界之国家认同建构实际来看，确实很难说是以族群血缘谱系还是历史文化传统或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某种单一因素作为国家认同的依据。

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表明，它往往是以某种因素为主，同时综合其他因素而成。

从国家认同之概念或学理角度来讨论其实际形成，或许有赖于对这一概念所采取的一种解构式方法，依据国家认同的概念内涵而将其分解为族群、文化和政治三个认同层面来展开［3］15，以利于我们对国家认同的建构能有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的把握。

首先是族群认同层面。

建构族群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要素，主要来自于血缘纽带或族裔身份。

如果说血缘纽带是一种客观给定的话，那么族裔身份显然更多体现出了主观认定的属性。

也就是说，在建构国家认同时，认同主体所依据的是“我们”之间与生俱来的血缘关联，或者是某些能证明“我”与其他人同属于一个族群的自然或社会信息（当然，其中也不乏有源自现实某种需要的选择）。

但实际上，如古典国家时期血缘系谱或想象族裔身份而来的国家认同，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外群偏见，甚至有时候演变成某些“歧视性”的具体行为。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国家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主要基于血缘或宗族系谱因素的认同并不能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在国家认同的整体结构中，其主体地位逐渐被基于其他要素的认同所取代。

其次是文化认同层面。

建构文化认同所依据的要素主要是人们共同的历史传统、语言、风俗习惯、集体记忆和宗教信仰等。

人们依据这些文化要素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形成了一致的归属感。

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族群认同所强调的血缘关系等生物性内容，文化认同的地域特点更为明显。

因为文化之生成与发展往往有赖于范围固定的土地，强调长期稳定状第36卷暨爱民，彭永庆：国家认同建构：基础要素与历史逻辑态下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

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具有较长历史的国家，一般都对文化认同有着相当的强调。

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更注重于以在共同历史中形成的共同语言、习俗和宗教等文化要素作为辨识自己与他人是否归属同一共同体的主要依据。

最后是政治认同层面。

综观当下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认同都主要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

所谓政治认同，简言之，即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所属国家之政治系统的肯定、服从、赞同和支持。

若说古典时代的国家主要靠文化认同来维持其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的话，那么在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中，虽然文化认同仍为构成国家认同之不可或缺的重要选项，但更多得靠政治系统尤其是合理、良善、高效的制度体系来凝聚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3］15—17。

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认同某个国家，并非主要因为有着相同的血缘系谱、共同的地域空间或历史与文化传统，而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能切实保障国民的利益和生活幸福平安。

也就是合理良善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使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获得了广大民众自愿且持久的支持、信任和效忠，亦因此而成为其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标示。

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上不能为其国民提供这些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话，那么国民就很有可能不愿认同这个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政治合法性之丧失，亦即出现国家认同危机。

当然，不同的认同主体，在理解国家与建构国家认同时有着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