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世纪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以贵霜史料与钱币为中心

海洋史研究（第十三辑）
2019年4月第30 ~61页
公元1 ~4世纟己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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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霜史料与钱币为中心万翔林英*
*作者万翔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林英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方古典中世纪文献中的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批号： 16XSS002）阶段性成果。

①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 China :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 , Band I, Berlin : Dietrich Reimer, 1877, p. 496.
-丝绸之路历史的分期与贵霜时代的
贸易模式
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的经典定义算起，丝绸之路大 约开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凿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随公元1500 年前后大航海时代到来进入尾声。

在此段时期内，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陆上 交通线和海上交通线联结成为一体，组成西方各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网 络。

①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列强主宰了由欧洲开辟，经大西洋前往美 洲和非洲、亚洲的海上新航路，从而使联结中国和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线的 重要性大不如前。

在这漫长的1600年时间里，丝绸之路随着时代变化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

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前提就是分期问题，丝绸之路史应该如 何建立分期，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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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西使固然可以看作是中国与西方各国贸易交往的开始，但此时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已经建立。

①这一贸易网络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以两河流域和埃及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从海路和陆路两方面向东联结印度次大陆与古代近东。

其中从两河流域下游平原经波斯湾沿岸、阿曼沿海到达印度河流域(古代西亚史料中的Meluhha,麦鲁哈)的航线，是一条主要的贸易通路。

②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伴随着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次大陆之间宜接陆路交往的建立，以这一古老的路线为主轴，横贯伊朗高原联结两河流域和中亚阿富汗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和联结红海、亚丁湾与印度次大陆西侧海岸的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线路“西南季风航线”为南北两翼，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西段——从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到地中海世界的路线具备了雏形。

关于后两条路线的重要史料，包括佚名希腊作家所著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公元前后两河流域地理学家卡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所著的《帕提亚驿程志》(Parthian Stations),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的《地理志》(Geography)等，以及散见于希腊罗马史料中的其他记载。

③需要指出的是,《帕提亚驿程志》仅限于介绍当时的交通线和驿站分布，并不涉及任何有关贸易的内容。

④仅有的一条从地中海世界通往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亦即李希霍芬所指的主要路线)完全来自托勒密的记载，后者的史料来源是公元1世纪末推罗城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的记载，后者已经佚失。

⑤这条路线从叙利亚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出发，横穿两河流域
①事实上，张骞在大夏看到了蜀地出产的货物邛竹杖和蜀布（《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中华书局，1959,第3166页），证明此时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已经联结了中亚和中国。

②关于这一贸易路线参见刘昌玉《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一波斯湾海上贸易》，《浙江师范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③参见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Wilfred H.Schoff,Parthian Stations by Isidore of Charax,Philadelphia:Commercial Museum,1914；John Watson MacCrindle,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Ptolemy,New Delhi:Today&Tomorrow's Printers&Publishers,1974o其中《帕提亚驿程志》的中文译注已由余太山先生完成，见余太山《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载《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第169-194页。

④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Writ in Water,Lines in Sand：Ancient Trade Routes,Models and
Comparative Evidence.n Cogent Arts&Humanities2（1）,2015,pp.1-11o
⑤这部分记载在托勒密的《地理志》第1卷第11章。

参见L.J.Berggren and A Jones,
Ptolemy's Geography—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pter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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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朗高原，经中亚大夏(Bactria)的首府巴克特拉(Bactra),从此向东北方向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中国境内。

在李希霍芬的作品中，这条路线被称为"马里努斯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 des Marinus),是作为网络的“复数的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之典型案例所列举的一条。

①以上述视角来看，在“丝绸之路”将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纳入西方视野中的"人居世界"(oikoumene,ecumene)之前，大规模的远距离贸易体系有两个阶段，其一是青铜时代的“近东-印度洋”阶段，其二则是铁器时代腓尼基人、希腊人对环地中海地区开发以后对先前“近东中心”世界格局改造的时代，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称之为“地中海化"(Mediterraneanization)。

②这一时段发展的高峰，即亚历山大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的开端。

自西向东看，上述贸易模式取决于希腊化时代不同地理单元内政治实体的建立。

中亚的独立政治实体应当从大夏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建立(约公元前255年)算起；与此同时，伊朗高原上出现了帕提亚(安息)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公元224年)。

从这一时期起，古典时代波斯帝国控制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即东西伊朗，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深刻影响了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后者则与地中海世界、阿拉伯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联系紧密。

自此时段以降，东西方贸易之所以可行，恰恰是这一路线上希腊化城市中活跃的商业经济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后来学术界称之为“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之于中国域外出现，至少可以前推一百年，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

至于罗马崛起带来的旺盛的东方产品需求催生的罗马-印度洋贸易，则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主要动力。

③
①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 f p.499.对此的讨论参见Daniel C.Waugh,"Richthofen's*Silk Roads':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The Silk Road5/1,2007,pp.1-10o
②Ian Morris,"Mediterraneanization.''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18,pp.30-55.
③参见Walter Scheidel,"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Scale and Productivity of
Roman Maritime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Maritime Technology in the Ancient Economy:Ship-Design and Navigation,ed.,W.V.Harrisand K.Iara,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
84.Portsmouth,RI,pp.21-37;J.G.Manning,"At the Limit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Time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Hellenistic Kings'*,Reconfiguring the Silk Road:New Research on East-West Exchange in Antiquity,ed.,Victor H.Mair and Jane Hickman,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4,pp.5-1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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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罗马作家开始留下的关于丝绸和丝绸生产者“赛里斯人”（Seres）的相关记载，启发了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来代指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通道。

①
当今学界对前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往往以5~8世纪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贸易网络为范本。

粟特人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大量讨论。

②粟特人犹如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是活跃于中世纪各个文明缝隙之间的商业民族。

③据中国史料记载，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东段的主导力量不早于5世纪（中国后凉时代）。

④而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最终影响，集中体现在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

掌握粟特人在华商业-政治资源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试图推翻建立在北朝鲜卑-关陇集团基础上农耕-游牧复合制的唐帝国。

⑤安史之乱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中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剧变。

而就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四年（751）,高句丽人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怛逻斯之战中被黑衣大食的军队击败，唐朝势力退回葱岭以内，中亚的伊斯兰化得以顺利进行。

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安息帝国建立，到怛逻斯之战和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晚期古典-前伊斯兰时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恰好是一千年（前247~公元755）。

⑥这一千年中，除了5~8世纪活跃的粟特人贸易模式已经相对清楚，之前六个世纪的情况并没有相应水平的研究。

本文就其中贵霜帝国时代做初步的探讨。

丝绸之路历史的开端伴随着民族迁徙的历史。

从公元前255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起，到公元1世纪中叶的三百年间，同为伊朗语民族的塞
①对此的讨论参见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读书》2018年第3期；杨俊杰
《“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读书》2018年第5期。

②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法〕魏义天：《粟蒔商人史》，王
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

③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

④著名的粟特人信札（313-314）虽然提到生活在洛阳、金城（甘肃）和新疆的粟特人，但
是从内容来看，当时的粟特人还没有形成5世纪之后的网络状的定居点。

4世纪时，在各个城市中的粟特人更多是点状分布，而非网络分布。

⑤参见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66~
294页。

⑥"后古典-前伊斯兰”（Late Classical&Pre-islamic）是以西亚-地中海世界为中心的时代框
架，对应的中国史代框架则是秦汉-隋唐大一统帝国。

安史之乱撼动了唐帝国的统治根基，从此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改变了中古时代以后中国政治进程；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政策（如两税法）和文化变迁（如夷夏观念的觉醒），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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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Sakas）和大月氏人在中亚的西向迁徙，以及希腊人和塞种在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南向迁徙，构成了主要的流动方向。

在公元1世纪贵霜崛起之前，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发生的另一次迁徙，是印度-帕提亚王国（Indo-Parthian Kingdom）的建立。

与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从大夏侵入印度的希腊人）和印度-塞种人（Indo-Scythians,从中亚侵入印度的塞种人）相比，印度-帕提亚王国的建立源自帕提亚东部锡斯坦（Seistan）的统治者冈多法雷斯（Gondophares I）自西向东的征服。

①印度-帕提亚人和印度-塞种人虽然都是伊朗语民族，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

塞种人从中亚葱岭以北地区南向移动，而印度-帕提亚人从帕提亚帝国的东部边界东向移动。

二者的征服时间相距半个世纪以上到一个世纪之多。

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崛起之前，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政治史，表现为大规模的迁徙和征服。

如果从更广泛的东半球长时段历史来考虑，公元前255~公元40年之间的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历史，是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对中亚和南亚民族影响的余波。

除了直接的民族迁徙之外，秦汉帝国受到西方的影响及其与匈奴联盟的对立，以及由之引发的月氏、塞种迁徙和中亚游牧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不能说与亚历山大东征无关。

然而贵霜的崛起结束了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北部近四百年的混乱情况。

丝绸之路贸易在这一时期发展到第一个顶峰。

贵霜时代的丝绸之路历史，集中体现了当时丝绸之路的贸易模式。

公元1~3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非常活跃。

贵霜帝国作为和罗马帝国、东汉帝国以及帕提亚安息帝国并存的丝绸之路上四大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常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控制者。

②厘清贵霜时代的远距离贸易模式，将有助于说明丝绸之路上曾经流行过不同的贸易模式，其中的因缘际会即构成了丝绸之路史的分期基础。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试图说明以下问题，首先，通过比较两汉至隋唐正史中通西域道的记载，说明贵霜帝国时期和粟特人主导时期远距离贸易路线有着明显的差别。

其次，通过对贵霜史与贵霜钱币的分析，说明贵霜帝国经济的具体模式及其对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控制。

最后，贵
①参见A. D.H.Bivar,"Gondophares",Encyclopcsdia Iranica（伊朗学百科全书）在线版，
/articles/gondophares,2012年2月17日更新。

②持此看法之典型代表如荣新江《欧亚大陆视野下的汉唐丝绸之路》，载李肖主编《丝绸之
路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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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时代的结束与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将公元1~3世纪的丝绸之路史与古代晚期理论结合起来。

不仅在古代晚期结束之时就有了“世界”的概念，甚至在其开端，“世界”就已经形成了。

二丝绸之路远距离贸易模式的变迁
从贸易路径上看，《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的汉与贵霜、安息的外交路线，和同时代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帕提亚驿程志》等西方文献记载的罗马帝国东部经陆路与中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大致包括北南两条平行的路线。

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对于西域诸国是按照路线记载的，首先从阳关开始，自东向西记述南道诸国，在南道到达终点后，再自西向东记述北道诸国。

通过排列沿途国家，就可以大致还原出当时的南北两道。

与贵霜相关的主要是葱岭以西的国家，兹列举如下：
《汉书》
南道：蘭宾-乌弋山离国-（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骞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

转北而东得安息。

）
北道：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
《后汉书》
蘭宾-排持（乌弋山离改名为排持）-条支-安息-大秦①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汉代最重要的通西域南道上，葱岭以西的路线没有改变，只是武帝时期乌弋山离国为南道终点，然后转北而东去安息，到了东汉永元年间，甘英从乌弋山离前进到条支，条支成为南道终点，接着才回头向东去安息。

总之，这条道路始终遵循着關宾-乌弋山离-条支的固定线路。

如果考虑到安息帝国的崛起（公元前247~公元224）,公元1~3世纪正是安息帝国的盛期，甘英到达葱岭以西后，应该沿着伊西多尔《帕提亚
①《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后汉书》卷118《西域传》，中华书局,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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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程志》的路线，①更为便捷地到达安息，但是他却被引导着去到条支国城，这说明葱岭以西的世界的确“不属都护”，汉使在这一地区也要遵循这条固定的线路，先向南行，到达歸宾与乌弋山离，然后绕着圈子，转北而东，到达安息。

而5世纪之后通西域道的描述则与此大相径庭。

《隋书•裴矩传》云：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秣国，达于西海。

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钱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其南道从骞善，于闺，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机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

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

②
由粟特商人主导的通西域道，特点是“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由商人开拓的远距离贸易，追求着“利之所往，无所不在”的目标，结果便是“诸处得达”。

与两汉时期固定的线形路线不同，粟特时代的西域道是网络形的，伸展到各个地方，支撑着这个贸易网络的就是散居各处的粟特聚落。

南北向的道路和东西向的道路共同构成了贸易网络。

而这些南北向的道路与汉代相比，显然是新出现在中文文献的记载中的。

这一点，弥南德《希腊史残卷》记载的蔡马库斯出使，和职贡图从南朝到唐的演变，也可以作为辅证。

③显然，粟特人在一条商路贸易受阻时,会想尽办法寻找新路线，因此在克里米亚半岛也有了粟特聚落。

④问题由此引出：如果说网络状的长途贸易路线是依赖于活跃的商业民族，那么，两汉时期固定不变的线形路线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又是怎样的力量把东西向为主的线形路线转变为南北向路线和东西向路线复合的网格状通
①参见余太山《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载《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
馆，2013,第169-194页。

②《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第1579-1580页。

③〔英〕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中华书局，2008,第
173-174页。

④从唐之前职贡图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从线到网的转变。

参见林英《职贡图与西域传：汉唐时
代丝路文本与图像的互动》，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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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什么力量导致了丝绸之路贸易模式从两汉时代向粟特-突厥时代的转变？
三钱币及史料所见贵霜时代经济与贸易模式
公元1~4世纪的贵霜帝国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经济主体。

简要回顾上一部分的历史：公元1世纪初，印度-帕提亚人自西向东侵入印度次大陆。

不久以后，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的率领下，贵霜统一大夏，并向周围扩张，攻取的主要路线是喀布尔-塔克西拉（Taxila）-旁遮普一线。

本文分析的核心对象，就是钱币及史料所反映的贵霜帝国经济。

古代的地中海世界经济，通常被概括为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中心的古典经济，是以城市与商业经济为特征的。

公元前4世纪，伴随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因素以具有活力的城市和商业经济为一种重要的纽带向东传播。

这一主要经由市场的社会再分配形态与欧亚大陆上业已存在的另外四种社会再分配—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帝国统制经济，主要来自以欧亚草原的游牧民形态—
族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以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印度沿海和东南亚沿海为代表的滨海贸易城邦经济，和主要依靠灌溉农业发展起来的原生农业共同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与都市统治者在文化上同质的原生农业经济是希腊化-罗马城市商业经济和中华帝国统制经济的本地基础，而游牧民族的经济则独立于异质文化的农业经济自成一体。

游牧民族经济的特点之一是控制关键资源，以及与其他经济形态互通有无。

至于滨海贸易城邦，则以商品集散地立国，依赖贸易生存，除了航海业发达之外，仅仅需要小规模的渔业和小手工业就可以在贸易通路繁荣时积累巨额财富，对农业共同体的依赖不大。

铸币在希腊化-罗马城市商品经济和东方帝国统制经济中体现了不同的特征。

在希腊化-罗马城市经济中，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十分明确，相对于其多样化类型（types）所反映的非中心化、竞争性和流变的政治权威，其币值（denomination）基本保持不变，有明确的本位（standard）,极大地保障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多样政治实体之间贸易流通的便利。

相反，在中国式统制经济中，铸币的类型相对单一，但往往作为行政手段来使用，即铸币和谷物、布帛共同充当社会再分配的支付手段。

这种统制经济下，在国家权力强盛，铸币权（mint）强大时，面值能得到保证，一旦国家权威下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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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权就会削弱，此时尽管钱币类型往往不变，但其币值得不到保证，钱币本位制有崩塌之虞。

作为第三种崛起于丝绸之路上的势力，游牧民族政治权威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对资源的控制与再分配。

铸币在其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塔西佗曾讲到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部落“能够辨认和储蓄我们（指罗马）货币中的某些钱币”；“对于使用钱币交易的部落而言，旧币最为通行，而铸有两驾马车图的锯边旧币尤为他们所喜好”，“他们重视银子甚于金子，并非他们对于二者的质量有所厚薄，不过是因为那些购买低廉的一般用品的人觉得使用银子较为方便而已”。

①这些史料简略概述了游牧民族使用定居民族发行的铸币作为储藏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游牧民族的支付偏好一剪边足值旧币，指出了游牧民族在日常交易中更倾向使用较低值金属货币的特点。

但以上特点的发展非常复杂，需要在观察具体的时空框架下游牧经济形态与其他经济形态的互动过程来理解。

对于和两种不同性质经济接触的中亚游牧民族来说，游牧经济的社会再分配作用和商业的使用并行不悖——5~8世纪的粟特人使用萨珊银币作为支付手段；拜占庭金币则在游牧人的经济中作为礼物再分配。

突厥人非常依赖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当然，这与中亚城市本身的发达灌溉农业经济有关。

相反，在统制经济的大帝国，总是试图尽力控制希腊-印度类型的商品经济，将其内化为帝国经济的重要部分。

在以海上贸易立国的滨海城邦，金属铸币是最为方便和适宜的支付和流通手段。

特别是对单个贸易单位—
—船只而言，在其贸易航程中，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贵金属铸币是不二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专业陆上商队如古典时代的帕尔米拉（Palmyra）商队，中世纪的粟特和阿拉伯商队，也大大促进了贵金属铸币在远程贸易中的使用。

具体到丝绸之路贸易来说，伊朗语民族出身的西印度沿海塞种“西部太守”（Western Satraps）王朝，大规模发行基于阿提卡制的足值银币。

“西部太守”银币的质量上佳，且长期保持足值，可以证明这一塞种王朝作为贵霜帝国与罗马印度洋贸易的居间地位。

②位于叙利亚沙漠中的帕尔米拉，在参与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贸易时，也起
①〔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
1985,第57~58页。

②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Ancient Afghanistan and the Indian Ocean:Maritime Links of the
Kushan Empire ca.50-200CE,"Journal of Indian Ocean Archaeology9,2013,p.6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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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西部太守”王朝相似的作用。

最后，对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共同体来说，铸币的主要作用是与外界的交换媒介。

在大一统帝国之外的不稳定地区，农业共同体最需要借由交换获得的商品之一是安全。

作为交换，来自外族的保护者往往通过货币税、实物税 和劳役来为农业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

与分别包含农业共同体人民“死的”(inanimate)和活的劳动力(labor power)实物税和劳役相比，以铸币形式获取的税收本身包含了来自征税者的强制力，因此成为征税者积累财富的最佳选择。

当然，这一前提是有活跃的市场经济，积极的经济预期和稳定币值的铸币。

尽管如此，地方习俗和法制总约束着货币税对实物税和劳役的完全代替。

地方势力与其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使货币税与实物税和劳役往往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以上的分析简要回顾了铸币在古代世界五种经济形态间的主要作用，但中国的情形有所例外。

倘若将中国视为建立在原生农业共同体之上的统制经济大帝国，其与西方各国在货币方面的区别绝不仅仅在于使用模具铸制而非打制钱币一点上。

使用丝织品作为税收和贸易的支付手段，是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不同之处。

模具青铜铸币和丝织品的二元化货币体系，使中国成为古典时代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权力中心。

由于事实存在的(固然并非故意的)对丝织业的上游垄断①，丝绸成为中国独有、币值稳定的国内乃至国际支付手段。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代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于，丝绸来自原生农业共同体，来自千家万户。

从城镇中心到周围的农村经济，都可以经丝绸和铜币作为交换媒介，参与到跨境贸易中去。

而西方各国商业中使用的货币都采贵金属为原料，以铸币形式实现，由于占人口少数、控制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统治民族极端重视垄断贵金属矿产、冶炼作坊和铸币工艺，形成了统治民族宰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原生农业民族的局面。

出自游牧民族大月氏或深受大月氏统治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大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可能也由于来自中国境内的大月氏而得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贵霜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内，试图通过金-铜复本位铸币的发行，将其控制的
①中国对丝织业的垄断只是上游垄断而不是完全垄断。

事实上，早在帕尔米拉发现的公元前
1世纪丝织品里，就有大量当地纺织的丝绸服饰。

至于罗马帝国接受来自推罗和西顿的重
新纺织成紫色的中国丝绸，则是古典作家所耳熟能详的了。

参见Elvind Heldaas Seland,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the Indian Ocean:Maritime Links of the Kushan Empire ca.50-200
CE”，p.71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