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淡如水

原文賞析

這封信分為五段，層次、脈絡分明。

第一段開門見山，說明絕交的原因，開篇劈頭就是“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貴在相知。這裡如此斬釘截鐵地申明與山濤並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礎不復存在了。接下去點明寫這封信的緣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這裡“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於《莊子·逍遙游》，原是祭師多事，主動取廚師而代之。嵇康信手拈來，變了一個角度，道是廚師拉祭師下水，這就完全改變了這個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別強調了一個“羞”字：庖人之引屍祝自助，是因為他內心有愧，因為他幹的是殘忍、骯髒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觸到了山濤靈魂中敏感的地方。這個典故用在這裡，具有“先聲奪人”之妙。行文用典，歷來有“死典”、“活典”之別。象嵇康這樣，隨手拈來，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與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點出，下面就進一步發揮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們相處的原則。文中首先列舉出老子、莊周等十一位歷史人物，借評論他們的事蹟闡發了“循性而動，各附所安”的原則。表面看來，嵇康這裡對出仕、歸隱兩途是無所軒輊的，且以“並介之人”推許山濤，但聯繫上文一氣讀下，就不難體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樣的時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鮮血，那麼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於是，推許成了辛辣的諷刺。當然，這種諷刺是全然不動聲色的，而對方卻心中明白、臉上發燒。古人有“綿裡針”、“泥中刺”的說法，指的就是這種含蓄的諷刺手法，在闡述了“循性而動”的一般處世原則後，作者筆鋒一轉：“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托，不可奪也。”指出人們根據氣節本性選擇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強行改變的。這是承上啟下的一筆。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狀況來。他寫了自己極度懶散的一些生活習慣後，使用了一個比喻：“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真是形象之極！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未馴之鹿，他對山濤說：不錯，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鑣”、“嘉肴”——富貴榮華，但那代價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犧牲掉我最寶貴的東西——“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因此，我寧赴湯蹈火，不要這富貴的圈套。寫到這裡，不必再作抽象的議論，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氣，大義凜然的人生態度，以及不與惡勢力妥協的立場，生動地描摹出來了。

然而，作者並不肯就此置筆。

第四段，他進而舉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與朝廷禮法的矛盾更為尖銳。嵇康把這些矛盾概括成九條，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這九條排比而出，滾滾滔滔，一氣貫注，絲毫不容對方有置喙的餘地。嵇康自己那種“龍性誰能馴”的傲岸形象也就隨之呈現到讀者的面前。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過分一些，而在當時，一則疏狂成風，二則政治鬥爭使然，所謂“大知似狂”、“不狂不癡，不能成事”，所以並不足怪。在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兩種生活環境：一種是山濤企圖把他拉進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囂塵臭處，千變百伎”、“鳴聲聒耳”、“不得妄動”；一種是他自己嚮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釣草野”、“遊山澤，觀魚鳥”。相形之下，孰濁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態度講得淋漓盡致了。特別是“非湯武而薄周孔”一條，等於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為統治工具的司馬氏集團的決裂宣言。這一條後來便成了他殺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轉而談對方，以交友之道責之。在列舉了古今四位賢人“真相知”、“識其天性，因

而濟之”之後，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揚的手法。他講：這個道理只有通達的人才能理解，當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來，是以“達者”相許，然而下面隨即來了一個大的轉折：“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這簡直就是指著鼻子在罵山濤了：我原以為你是夠朋友的“達者”，誰知道你卻象那強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傢伙，象那專吃臭屍爛肉的貓頭鷹一樣。這兩句話罵得真夠痛快，正是嵇康“剛腸疾惡”本色的表現。如果說開篇處的諷刺還是綿中之針的話，這裡則是針鋒相對了。由此可以想見作者命筆之際，憤激愈增的心情。

最後，作者談了日後的打算，表示要“離事自全，以保餘年”。這一段鋒芒稍斂。因為他是一時風雲際會的領袖人物，是司馬氏猜忌的對象，故不得不作韜晦的姿態。但態度仍堅定不移：“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可說是寧死不合作了。而對山濤鄙夷之情，猶有未盡，故終篇處又刺他一筆：野人有以曬背為快樂，以芹子為美昧的，想獻給君王，雖然一片誠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願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動聲色，而揶揄之意盡出。

劉禹錫說：“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與山巨源絕交書》正是魏晉之際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鏡子。《絕交書》直觀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寫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縱情性、不受拘羈的生活方式，又表現出他傲岸、倔強的個性。然而，《絕交書》的認識意義並不止於此。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嵇康憤激的言詞中體會到當時黑暗、險惡的政治氛圍；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賢”的領袖，在士人中有著很高的威望和相當大的影響，因此，《絕交書》中描寫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狀態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當時社會風貌和思想潮流。

文學風格

作為一篇文學作品，《與山巨源絕交書》更為引起我們的注意的，是它那獨特的文字風格。《文心雕龍·明詩篇》給嵇阮二人的評語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5]鐘嶸的《詩品》也以“清遠”、“峻切”評價嵇康詩作。足見是一時之通論。細味作品，這一裁斷實在貼切得很。而且，不唯嵇詩清峻，嵇文也以清峻而名家。何謂“清峻”？大體說來，就是立意超俗，行文精煉，詞義透徹。本文陳說自己的旨趣、好惡，居高臨下，旁若無人，嬉笑怒駡處，涉筆而成文。本來，這封書信是為辭謝薦引而作，但作者沒有粘滯在這一具體事情上，而是從處世原則，交友之道大處著眼，引古喻今，揮灑自如。所謂“清遠”者，正在於此。而從行文之法來看，道論處世原則，標出“循性而動，各附所安”的大義，次述自己生活習慣、精神狀態，繼而推論，自己必不堪為官，只宜退居。接下來轉向對方，也是先標出“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的交友之道，繼而責備對方對不起朋友的作法。表面上揮灑自在，筋骨中卻貫注著極強的邏輯力量。再輔之以“七不堪，二不可”那樣透徹、斬截的言詞，自然可稱為“峻切”了。劉師培評論嵇康的散文是“文如剝繭，無不盡之意”，也是著眼於這種絲絲入扣的內在邏輯性。嵇文的清峻風格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這一方面是漢末魏初講求名法之治，文章普遍趨向簡明透徹之故。另一方面，士人中高傲、放縱的思想潮流影響到文章，便出現了所謂“師心”、“使氣”的創作態度，把主觀情性作為驅策筆墨的主導力量，於是把作者自己的形象熔鑄到了作品中，《文心雕龍》稱嵇康為“雋俠”。我作今天讀此《絕交書》，不是確確實實感到裡面鼓蕩著一股“龍性”不可馴的俠氣嗎？像那隨手拈來的鴛雛斥鴟，美芹獻曝的故事，七不堪二不可的排比，都生動體現出嵇康居高臨下，笑駡任心的氣概。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講，有清峻之人格，方有清峻的文章風格。“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在司馬氏的屠刀之下，“竹林七賢”死的死，降的降，於是象《絕交書》這樣令人悚然動容的清峻風格也就不多見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