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你的幸福-关于人·人性·人生的哲学笔记_第4章 幸福众生相

桑塔耶那在《人与处境》中说：“笑着的哲学家与哭着的哲学家丝毫没有对立，同样的情况使人笑，也会使人哭。”绝对的、统一的幸福观念是不存在的，幸福是一种心态和心境，取决于人生的态度、地位和角色。不要盲目地企羡他人，也不要攀附。当我们羡慕他人的生活境遇时，你自己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幸福的。卞之琳的那首名诗《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佣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你看风景，殊不知你自己就是风景。卡耐基也说：“人性最大的悲哀在于只会憧憬地平线那端神奇的玫瑰花园，却从未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家窗外正盛开着的玫瑰花。”一个聪敏的人就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风景，在日常的平凡中见出新奇，而不是终日以企羡的目光盯着他人，在一种眼巴巴的无奈的倾慕中极自卑地打发着人生。

名人·伟人

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的仆役；名声的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的自由，也没有时间的自由。

——弗·培根几乎所有的人都做过伟人梦、名人梦，这一点只要从孩子们关于理想的作文中就可以得到印证。在平凡人的心目中，名人和伟人的风光的确让人倾心，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着名人梦，“争名夺利”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确，名人与伟人有其风光之处，他们往往是一言九鼎，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兑换成眼见的现实，可以占有较平常人更大的生存空间，在不无贬义而又极具诱惑的“作威作福”一词中。多少可以显示出其中沉淀着的“幸福”意味。诚然，这类人可以享受“威福”的滋味，那种八面来风，四座捧喝，实在让人难以根绝企羡的念头。但名人有名人的苦恼，伟人有伟人的隐痛。当我们渴望着以求和名人与伟人比肩时，当我们梦寐以求着成为名人和伟人时，当我们为不能成名而深深苦恼时，请听听伟人们在想什么。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亨利王的独白至少提示我们：伟人有伟人的苦恼。伟人不一定就比一个牧羊人幸福，至少他们幸福感的差距不像其地位那么悬殊。这便促使我们产生如是之思想：幸福与地位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亨利王：上帝啊！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反倒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分秒积累为时，时积累为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一个人就过了一辈子。

若是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就该把一生的岁月好好安排一下：

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母羊怀胎有多少日子，再过多少星期生下小羊，再过几年可以剪下羊毛。

分分、时时、日日、年年，安安静静度过去，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然后悄然钻进坟墓。

名人的苦恼，莫过于无法享受清闲，他的社会角色往往取代了其他角色的职能，使其变成一个社会化了的某种符号，很难再享受自己。西班牙国王拉曼三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于胜利与和平之中统治全国约五十年，为臣民所爱戴，为敌人所畏惧，为盟友所尊敬。

财富与荣誉，权力与享受，呼之即来，人世间的福祉，从不缺乏。在这情形之中，我曾勤加计算，我一生中纯粹的真正幸福的日子，总共仅有十四天。

李平心在《谈名》一文中说：“名人本来就不算多，然而他们的名气可就像味精一样，成了一切场合不可少的调味品。学校开办，需要聘名人担任董事；会社创立，要请名人担名誉会长；盛会召集起来，要请名人演说；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要请名人训话；舞厅饭店开张，要请名人剪彩；慈善球赛举行，要请名人监场；大公司开幕，要请名人播音：童子军参加什么纪念会，要请名人检阅；少爷小姐结婚，要请名人证婚；老太爷老太太做寿，要请名人发起称觞；闻人阔人死了开追悼会，要请名人主祭；富翁或富婆开吊安灵，要请名人题字；医师悬壶或艺人卖画，要请名人登报介绍；书籍出版或讣文副刊，要请名人撰序题字……这些味精瓶到处洒着开胃的味精，使活得无聊或有聊的人们嘻开嘴巴，皆大欢喜，而名人的头皮也就越来越亮，报纸不愁没有社会新闻，人间不愁没有花絮韵事……古人的‘席不暇暖’比起他们的忙碌来，似乎应该不能专美于前的。”

所以，平头百姓，虽然无缘享受“威福”，也用不着自暴自弃、自轻自贱地一味糟蹋自己，因为你有你的“清福”，足够你享之不尽的了。

王禹傅不是说过“若将闲比贵，此味敌公卿”，“东窗一丈日。且作自由身”这样十分安慰人的话吗？能把觉睡到日出三尺，这恐怕不是名人们所常能做到的，能有此福，足矣。

大款

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

——卢梭眼下，腰缠万贯的款爷款奶奶们是最让人眼馋的。两千年羞于提“钱”的憨厚简朴的国人，大概是穷怕了，一反常态纷纷拜倒在孔方兄的足下，将“安贫乐道”之“贫”与“道”忘得彻底干净。

“笑贫不笑娼”足以显示金钱的分量，倘若过去恪守金钱不是万能的，则现在人深知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财神又一次被虔诚地供奉于案头，人们以各种方式张扬着金钱的意识，牢牢地执著“金钱”是幸福的护身符，是通往幸福之门的入场券。“大款”便是这场追金逐银的竞技中的佼佼者。

英国的约翰·格雷在其著名的《人类幸福论》一书中深刻而刻薄地指出富人生活的荒谬性，揭示出富人因不能正确使用财富而与幸福无缘的滑稽态。原因是富人因为钱的腐蚀而变得极度的虚荣，“习惯使他们成了吹牛和竞争的工具”。作者认为富人非但不幸福，而且恰恰是在排除幸福的条件下生活。他们所一心追求的，是所谓“摩登”，以及更正确点可以叫做“疯狂”的东西——衣服不适宜于保护身体是无关紧要的，衣服不合身或者严重影响健康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它摩登，不管它多么不雅观，都没有关系。这样一来，推行新式样必然就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格雷进一步指出，即使富人们的衣服和住房能符合防止自然现象侵袭的一切要求，能够同样地适应于交际、幽居和家常的需要，他们的住房能够成为公众的休息的地方，难道这样他们就满足了吗？不！它们必须富丽堂皇，它们必须能够表明：“我的主人是一个大富翁。”否则它们就没有什么用处。这自然使人联想到晋代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这种以虚荣心的满足为最大幸福的观念，从根本上把人生导向歧路，人们再难安分守己，必须时时刻刻盯着他人，较劲似地要和他人一比高低，以优越于他人为人生目的。这就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苦苦地挣钱，再用钱去买来虚荣。由于虚荣心的满足是以标新立异为前提的，所以永不满足就成了显见的结果。格雷说：“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他们能够得到可以买到的一切希望；然而我们不承认幸福一般都能买到。如果不能够把才能和爱好引到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