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犯罪情况调查报告

农村犯罪情况调查报告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是国家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80%。中国社会稳定与否，关键看广大农村稳定与否。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因此，农村人员犯案数量不断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农村的高犯罪率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

一、农村人口犯罪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展，各种思想的侵蚀，神州大地迎来了新的犯罪高峰。安分的农民也变的不安分，总是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部分农民因为过度的物质追求而触犯法律的高压。新时期，农村人口的犯罪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犯罪类型多样化

受地域、物质基础、思想等条件的限制，传统的农民犯罪主要以侵犯人身权利和侵犯公、私财物为主。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文化向农村的辐射，现在凡是城市中存在的犯罪类型，基本上农村都有，农民犯罪已呈现多样化趋势。据统计，当前农村人口犯罪共涉及罪名41种，如强奸、杀人、故意伤害、绑架勒索、投毒、制作并贩卖假身份证，破坏电力设施、诈骗、破坏法律设施等。（二）犯罪类型多集中在侵财、暴力、危害公共安全等方面

新时期，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三类类刑事犯罪，成为农村多发现性犯罪。据南和县公安局对2010、2011、2012连续三年全部案件统计显示：在三年全部刑事案件中，农民及农村无业人员故意伤害案件有45件48人，盗窃刑事案件37件58人，抢劫13件21人。

（三）犯罪呈现集团化特征

在农民及农村无业人员犯罪中，多以老乡、亲属结伙为纽带，形成“文化”、结伙交叉，作案呈现集团化趋势。这些犯罪团伙成员因为相互熟悉了解，往往寥寥数语，一拍即合，迅速达成犯罪共意，倚仗人多势大，胆大妄为，作案率高，并且在作案过程中，分工明确，形成一条龙。尤其是在盗窃、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中，多为2人或3人以上的农民团伙作案。

(四)低龄化低文化特征明显

知识文化结构是衡量一个人基本素质的起码标准。在农村无业人员及农民被告人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家庭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农村子女被迫放下了笔杆子，拿起锄头等农用工具，农村辍学正呈低龄化趋势。受自身低文化水平，低年龄因素影响，无一技之长导致就业无门，迫于生存，加之自身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差，从而走上犯罪道路，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二、农村人口犯罪原因分析

（一）文化程度低、法制意识缺乏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犯罪达90%多，也就是说农村青年相当部分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可见当前农民的文化素质是非常低的。

农村青少年离开学校就意味着脱离了政常对教育轨道。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作风懒散，法制观念淡薄，文化水平低，对城市生活缺乏正确的理解是农民的“先天”缺陷，一旦离开原来的生活圈，家乡观念陡增，老乡抱团结伙来反抗外来侵害或争夺务工机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农民一旦结成帮派团伙，就克服了单个对城市生活的胆怯、遇事退让，团伙成员中相互鼓励、刺激，责任相对的分散，能量的增大，就敢做大案，连续作案。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下，文化程度低，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在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保障，加之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差，经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物质的诱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不惜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

（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心理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受政策影响、各地基础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出现了东部富、西部贫，城镇富、农村贫的局面。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一部分人心理不平衡。但是他们不知道究其自身原因，不知道依靠自己的双手致富，缩小差距，反而过激的认为社会不公、世道太乱、个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更有甚者，认为那些先富起来的是钻社会、钻法律的空子。在这些扭曲意识的支配下，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成为农村治安的“地雷”。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年青农民，他们厌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游离于农村生活之外，他们过着有田不种，有活不干，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思想上又崇尚城市人的高消费生活。为了过上城市人的生活，又不想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去

换取劳动果实，而只有采取犯罪手段去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另外，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新主体——农民工。对于农民来说，城市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他们也只是游离在城市的边缘，是城市部落的陌生人。面对繁华的城市，一部分人被眼前的花花绿绿所迷惑，丧失本性，从而实施盗窃、抢劫、绑架、勒索等犯罪行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的农民工在城市犯罪，不是他本身想犯罪，而是被逼的。他们很少或者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双方只是简单的口头协定。当辛辛苦苦付出却没有工资或者出现意外伤亡时，他们这群城市的陌生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只能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进而由权利被侵害人变成新犯罪行为实施者。

（三）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力，侵害行为时有发生

2006年以前农民的经济负担，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农村执行却成了“歪和尚念经”。有的地方政府在农业税、提留等费用标准的定立过程中本身就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在国家明文规定之外又层层加码，雁过拔毛。另外在收取农业税、提留等费用时，基层执行者不是根据规定办事，而是按对方的软硬程度与自己的关系，对那些态度强硬，与自己关系较近的人，在收取费用时大打折扣，反之亦然。2006年来，中央连续以1号文件的形式，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提留等负担，但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一路上涨，而且说涨就涨，价格的涨幅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接受范围。

在有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成员不是农民兄弟自己选举产生的。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有的地方尤其是偏远山区还存在任命村官的现象。上级主管部门总是以“自身太忙，农民太分散，根本聚不到一起”为由，而忽视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草率任命。同时在任命时，任人唯亲不能任人唯贤，缺乏实际的群众调查，没有把那些真正具备领导才能，一心为大家牟利的人任命为农村的管理者；另外有的地方在任命村官时，为了自己工作的顺利开展，直接让那些能震住农民的人充任，这两类人一旦上任，根本不考虑农民兄弟的利益，只想着怎样能完成乡镇领导交付的任务，确保自己在村子里的领导地位。

另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征用农民土地现象十分严重，使得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成了无地可种，无业可就的“新农民”。农民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低保没有他们的份，医保与他们无缘。失去土地，导致日常生活、子女入学、医疗救助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在征地款赔付时，商定的赔偿金额不能及时赔付或者有领导直接用大家的钱办自己大事。另外土地价格、赔付方式都是征地方与村民委员会某几个领导商定，广大农民兄弟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被征地农户得到的赔付金额远不能支付日常开销。迫于生计，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成为城市部落建设的新主力——农民工，他们干的全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脏活、苦活、累活。一些农民工辛辛苦苦的劳动之后，工头、老板却经常无故苛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