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观后感

《遵义会议》有感

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左”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在党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共产国际虽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给中国革命斗争历经挫折且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面临极端危险的时刻，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干预，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与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

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

在整个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在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等同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从此，毛泽东同志便成为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是我们党的英明选择，是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从而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贯彻，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

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