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指看汉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1999年12月鞍山师范学院学报Dec.,1999第1卷第4期Journal of Anshan Teachers College Vol.1　No.4

从隐指看汉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刘　萍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鞍山,114005)

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本文通过对汉语交际中的一种表达方式———隐指的分析,揭示隐指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汉民族的文化模式,即汉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禁忌心理和思维方式。

关键词　隐指　汉语交际　民族文化

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有时选择正面直接的表达方式,有时选择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隐指说的就是后一种情况,即在言语交际中出于某种特殊需要而采取的含蓄影射的表达方式。言语交际中一个人选择了哪种表达方式,不纯粹是他个人的行为,更是其所属民族文化的折光反映。陈原先生说过:“社会文化传统对语言有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看作是语言的文化背景。”①文化影响着语言的方方面面,从语音、词汇、语法到表达方式。

因此,通过对汉语交际中的一种表达方式———隐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层面下汉民族文化的深深印记。隐指中所蕴含的汉民族文化包含着汉民族特定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禁忌心理和汉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等。

一、汉语交际中的隐指折射着汉民族特定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指导着人们的一言一行。中国人一向以谦逊礼让为美德,即使心中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在人前仍不免要故意贬低自己的价值以示谦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尊卑分明、贵贱有序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从古人“草民”“贱妾”的自称,到今人遇到上司不称姓名只称官衔(如果是副职,在称呼中还要为其“扶正”),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价值观念中趋尊倾向之一斑。中国人对自我价值的压抑性低估及潜在的趋尊倾向、官本位意识,常常使隐指成为一种必需。以唐代士子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为例。朱庆余曾多次向时任水部郎中的张籍行卷,以希求其称扬于主考官。考前,他又呈上自己的新作《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诗中,作者谦卑地自比为新妇,在拜见公婆前紧张万分,这确实很符合他的身份和处境———一个还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在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朝中显要面前怎么能不诚惶诚恐呢!

汉民族历来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礼貌、不伤和气、感情融洽,在言语交际中也格外重收稿日期:199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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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表示双方关系信息的传递与接收,这与西方民族重视直露坦率的表达心理迥然不同,在这种民族心理的驱使下,当人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被认为有可能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时,就被期待采取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冲淡火药味儿,避免出现尴尬的场面,这就导致了人们对隐指的需求。以孔融作客为例。十岁的孔融去别人家作客,席间人们都夸孔融聪明,预言他长大了一定有出息。而主人却说:“这孩子是很聪明,但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聪明。”孔融听了回敬道:“看来,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主人在言语中对孔融暗藏贬损,如果孔融对以“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若不你现在怎么这么蠢呢?”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不懂礼貌,即使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而对以“看来,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在反击力度上丝毫未减,但因为运用了隐指却被认为很机智。因此一个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隐指,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的、言语的选择,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选择。

二、汉语交际中的隐指折射着汉民族特定的审美情趣

在汉民族的审美观念中,热情洋溢固然不错,含蓄蕴藉则境界更佳。含蓄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老庄哲学,《庄子・天道篇》:“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含蓄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原则,他提出了“余味曲包”(《隐秀》)、“物色尽而情有余”(《物色》)、

“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宗经》)等说法。《隐秀》篇云:“隐也者,文外“隐以复意为工”。“隐”的最根本意义就是强调含蓄蕴藉。电影《归心似箭》中女之重旨者也”、

主人公对爱情的表达就是委婉含蓄的:“那就一天给我挑两趟水……挑到我儿子娶媳妇,挑到我闺女出门子,给我挑一辈子。”“给我挑一辈子水”与“永远不要离开我”在意义上有什么区别呢?然而中国人认为前者对情感的展露是曲折的、克制的,“发乎于情止于礼义”,因而更对中国人的胃口。

在汉民族的审美观念中,“雅”也是一种美。雅,即典雅,不粗俗。它源自儒家“以和为美”的文艺思想,诚如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千百年来,随着儒家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流布,深入人心,尚雅鄙俗已成为人们在美学观念上的一种必然选择。这种思想体现在言语交际中,就是一些不符合“雅”的要求的表达内容,不能直接说出来,而要委婉曲折地表达,这也是人们需要隐指的一个重要原因。冯梦龙的《古今谭概》中有这样的记述:

大仓一富人宴客,王元美与焉。馔有臭鳖及生梨子。元美曰:“世人万般愁苦事,无过死别(死鳖)与生离(生梨)”客座大噱。

受人宴请又在席间议论饭食的优劣,似乎不是文人雅士所为。然而“死鳖”与“生梨”以谐音入诗,则既诙谐又风雅。似此巧妙地避俗趋雅,非隐指而何!

三、汉语交际中的隐指折射着汉民族特定的禁忌心理

禁忌,即塔布(英文taboo或tabu的音译),原词起源于中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指禁止同“神圣”的东西或“不洁”的人们、事物等接近,否则即会招致超自然力量的惩罚。后来这种禁忌又发展到不但不能接近“神圣”的或“不洁”的人和事物,甚至在言语中直接提及都不可以。今天许多民族仍对“神圣”的或“不洁”的人和事物存有一定的禁忌心理。推究起来,这种禁忌心

理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们把词语与其所指称的“神圣”的或“不洁”的人和事物等同起来。对“神圣”的东西的敬畏、对“不洁”的人和事物的厌恶,“殃及”到指称它们的词语,人们在言语中总是尽量避免提及这些词语,实在避不开时,就改用委婉的词语来称说,采用隐指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汉民族历来对鬼神“敬而远之”,对死亡“讳莫如深”,对生殖器官及排泄物“绝口不提”,遇有语言涉及上述不便谈及的内容时,就要变通,换用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不失为一种聪明之举。例如,刚上课不久,某小学生就要求上厕所,教师(尤其是女教师)可能会不满地说:“就你事儿多!”而一般不会说:“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尿呢?”因为排泄物在汉民族看来是不洁的,对有教养的人(尤其是女性)来说这是个言语禁忌,应尽量避免提及或直接提及。

从隐指的形成原因看,我们使用隐指无论是出于语境的需要,还是出于修辞的需要,归根结底都是出于汉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及禁忌心理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指出:“文化深深地、持久地制约着人的行为,许多时候这种制约是不知不觉地进行

的,因而个人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②霍尔的论述为人们看似随意的言语行为找到了文化的注释。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世界中,每个文化世界都会基于自己特定的文化模式而对人们提出一定的文化规范,包括言语规范;而为了确保交际活动顺利正常地进行,交际双方也必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一定的文化规范。这样看来,一个人在言语交际中说什么、怎么说,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体现的也不仅仅是他个性的特点,更反映了他所遵从的一定的文化模式。

四、汉语交际中的隐指折射着汉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

从隐指的存在、运用的方式看,它是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适应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人对表达方式的选择。当然,这不是说不能直陈,只是说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很适合于隐指的,至于具体运用时是选用直陈还是曲说,这要视语境而定。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说到这样一件事:夏天,长妈妈睡觉时总是伸开手脚,摆成一个“大”字,挤得鲁迅没有翻身的余地,无奈他只好求助于母亲。面对阿长鲁迅母亲的措辞是很委婉的:“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吧?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吧?……”鲁迅母亲的这段话是典型的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产物,它调动起了发话人与受话人的联想与想象,含蓄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打比方,作为一种建立在相似基础上的类比,是人们在修饰言语时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墨子・小取》:“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比喻是人们在各种语言交际中最常用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辞格,我们汉民族对这种能够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思的修辞手法更是情有独钟。本文前面曾提到唐代士子朱庆余写了一首《闺意献张水部》,投石问路以打探这位水部郎中对自己诗作的看法。由于朱庆余的诗整体运用了比喻,委婉曲折地表示了自己急于得到张籍及主考官认可的心境,所以很受张籍的赏识。张籍给朱庆余的答复也是一首诗,也是整体运用比喻,隐晦曲折地表示了对朱庆余的欣赏: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诗中,作者把朱庆余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暗示14第4期刘　萍:从隐指看汉语交际中的民族文化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