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十七年文学 自己整理

第四章50至70年代文学（1949——1977）
第一节概述
1、十七年文学：1949——1966，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左倾思潮不断干扰
2、建国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标志着
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文艺工作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3、50年代前、中期，三场思想批判运动：
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政治过多干预文学）；
②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政治性围攻深入到岁胡适学术思想的前面批判），
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批判胡风的三个方面：立场、态度、观点；胡风文艺理论：
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处处有生活）。

4、1956．5．2，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1）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和自由
（2）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3）推动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判自由
受其影响，一批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或真实描写人性、人情的作品冲破“禁区”应运而生；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也摆脱教条，产生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等有一定独立见解的文章。

5、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公开发表，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

6、1953.9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准则，有积极影响，但导致十七年文学基本呈现出现实主义一元化格局，失却了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多样性。

7、创作流派：
①“山药蛋派”：小说领域，以赵树理为代表，由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等作家组成的山西作家创作群落，恪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品质朴无华，幽默活泼，极富山西农村的乡土气息；
②“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包括刘绍棠、从维熙、林斤澜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善于以轻盈的散文笔调描摹时代风云，以简驭繁，白描传神。

8、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不足：
（1）因政治宣传、中心任务的制约被迫付出真实性缺失的代价了，一系列政治性批判运动之后，作家们被不能写劳动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表现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束缚。

（2）“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的功利目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仍客观存在，受“大跃进”影响，这种创作方法带有浓重的理想化乃至空想化的倾向；
（3）一些作品严重脱离现实，助长浮夸风和共产风，影响了现实主义的深化，逆向冲击了现实主义创作；
（4）1962年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更是造成了现实主义的之越走越窄的局面。

9、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文化蒙昧主义——创作衰败萧条，除“革命样板戏”和一些属于“阴谋文艺”的作品。

革命样板戏：1967年5月，在江青主导下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这8个剧目冠以“革命样板戏”称号。

“革命样板戏”以政治乌托邦的方式讲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历史和巩固这一成果的现实。

斗争哲学和道德理想是它的主要思想资源，它从理想化出发，设计情节和戏剧冲突，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因为戏中没有家务事、儿女情，人物成了阶级的符号，“革命样板戏”被江青一伙据为己有作为政治资
本，并在“文革”中把推广“样板戏”作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反革命政治阴谋的重要手段。

10、江青等人鼓吹“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和“主题先行”论等观点
“根本任务”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11、衡量十七年文学的标准：“人的失落”、“自我”的失落以及文学本体的失落。

12、台湾文学、香港文学P258—260
第二节“十七年”的小说
一、概述
它主要继承此前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坚持这一时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方向，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展现中华民族除旧布新的时代风貌。

1、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革命历史特指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

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具有为革命作合法性论证，将革命斗争历史化，打造国民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等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

历史题材：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
（1）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短篇小说：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

P261 （2）描写抗日战争和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孙犁《风云初记》、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小城春秋》、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梁斌《红旗谱》；中短篇小说：孙犁《铁木前传》和《山地回忆》；革命斗争生活速写：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

P261—262 ☆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人”（“非战争化”、淡化硝烟、抒写情感与个性）
《铁木前传》（合作化小说中的另类、背景：农业合作化）
两大阵营：个人发家VS“合作化”
（木匠黎老东、六儿、小满儿）VS（铁匠傅老刚、九儿、四儿）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

问：《铁木前传》与“百花时代”有何精神关联？（“百花时代”的文学精神：揭露人性阴暗面；人性美、人情美）
（3）抗美援朝：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长篇小说《上甘岭》、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一段无法实现的“跨国爱情”，朝鲜姑娘金圣姬、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班长王顺）P262
（4）近代历史题材：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张劼力《大波》P262
（5）古代历史题材：短篇：陈鹤翔《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杜子美还家》、徐懋庸《鸡肋》（代表作）；长篇：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

P262 △借历史事件来传达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忧患意识，如黄秋耘《杜子美还家》、冯至《白发生黑丝》；
△对知识分子自身现实处境、心领状态的关注是这批小说更为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如陈鹤翔《陶渊明写<挽歌>》（颜延之、慧远法师、庞迭之）、《广陵散》。

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现实题材：反映农村生活
（1）短篇开端：马烽《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登记》、康濯《水滴石穿》、谷峪《新事
新办》、高晓声《解约》；李隼《不能走那条路》；秦兆阳《农村散记》、康濯《春种秋收》、马烽《三年早知道》、西戎《宋老大进城》等；P263
（2）长篇反映农业合作化具有代表性的：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第一部）；P263
（3）农业合作化之后短篇小说：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李隼《李双双小传》；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娟《静静的产院》、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张庆田《“老坚决”外传》；60年代前期问世的两部长篇小说：浩然《艳阳天》、陈科登《风雷》；P263
三类不可忽视的小说：①反映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如：周立波《铁水奔流》、雷加《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等；②“干预小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田野落霞》等短篇小说；③爱情题材：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等短篇小说。

（②③类被称为“百花文学”）
“萧也牧创作倾向”：作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提炼、集中、概念，重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不回避那些幼稚的、粗糙的、有缺憾的事物，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常常鲜活的，但大致都给人一种质朴的真实感，不像那种高调子的神和脸谱化的鬼，无论先进的、一般的或反面的人物，都使人觉得那正是我们熟悉的同时代人。

《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表现了一对由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夫妻进城后的一些生活矛盾，结果二人相互理解，重归于好。

认为作品歪曲和丑化了工农干部的形象；认为是“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

1956年，由于“百花齐放，百花争鸣”方针的提出，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

许多作家敢于正视现实，独立思考，创作的题材领域也得到拓展，出现了一批“干预生活”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短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些作品也被后来的文学史家称为“百花小说”。

干预小说：揭露社会阴暗面，对现实中不健康的方面针砭、揭露，同时也赞扬好的方面，有积极与针砭意义。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世吾、林震、赵慧文）：理想的人生是永不衰退的青春热情加上成熟复杂的人生经验。

“成长小说”——教育小说。

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冲破50年带前期颇为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抓住爱情生活所特有的内容，大胆探索人物内心的隐秘，深入揭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宗璞《红豆》（江玫、齐虹、萧素）
“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1）革命与爱情的冲突：江玫一边改造自己接受革命，一边反省陷入爱情漩涡的脆弱；（2）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道路的选择与“历史”的抉择：江玫与齐虹的分离。

宗璞对“革命+恋爱”模式的转化：追忆、空间的撕裂、将敌人妖魔化、将革命圣洁化、神圣化。

2、怎么样理解十七年小说创作实绩和文艺政治之间的矛盾现象，乃至怎样理解整个十七年左倾文艺思潮逐步升级，而小说创作却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呢？
答：（1）“左”的政治运动、文学批判与文学创作，毕竟分属两个范畴，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并不总是或者绝对地决定后者的全部状况；
（2）左倾思潮本身有一个萌发、演进、膨胀的过程，一方面他们不断恶化，一方面党和政府又不断调整文艺政策，如提出“双百”方针，纠“左”抑“左”；
（3）一些作家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左倾思潮，或公开，或隐蔽，或清醒直接，或听从生活的
召唤，在创作实践中进行非自觉的抗衡。

总之，本时期小说在左倾思潮愈演愈烈中，历经坎坷，曲折前进，不能因此而片面地抹杀其成就。

3．十七年小说的缺失：P265
（1）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与政治；
（2）由于从抽象的政治结论出发，一些小说采用非文学的构思方法，形成了同一的图解理念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3）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不够多样，更缺乏有批判现实主义深度的作品。

4、这一时期的台湾小说创作作家及作品P266—270
二、长篇小说
1、《红日》（革命战争的史诗叙述）
史诗：某种历史条件的美化（理想化）的表现：这种历史事件必须是由全体人民参加的事件，必须贯穿着人民的、宗教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生活，并且对于人民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这件事不只涉及一个民族，而且涉及整个人类，那么，描写这件事的诗必然就愈加接近史诗的标准。

史诗品格是由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思想、令人景仰的英雄形象、庄重崇高的风格构成的。

（注意理想化、全民性、超越现实的时空界限、“包含历史的”）
作者：吴强，亲身经历涟水、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红日》就取材于这段生活。

《堡垒》也是其作品。

人物：沈振新、梁波、刘胜、石东根、张灵甫P272--273
事件：小说以解放军沈振新新军与张灵甫率领的国民党整编的七十四师的两军对抗为焦点。

以孟良崮战役为重点。

《红日》的显著特色：
（1）将历史纪实与艺术创造相结合，表现广阔的战争画面和生活图景。

部分使用真实姓名，增加真实感；源于历史，高于历史，“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战史。

”
（2）力图生活化、个性化地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

采用互补手法，从侧面、正面，通过一系列情节和细节，表现人物个性。

2、《红岩》（人物的英雄化、信仰的绝对化、情节的传奇化）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还一起合作报告文学《圣洁的鲜花》、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事件：是一部反映光明与黑暗最后决战的长篇小说，以重庆地下党和被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人的斗争事迹为题材。

主要人物：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
艺术特点：（1）小说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刻画人物形象。

许云峰舌战群敌、难友集体绝食、狱中新年联欢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增添了传奇色彩；
（2）采用了多线索的网状结构方式。

3、《红旗谱》（具有民族风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革命的合法化和历史化）
作者：梁斌
事件：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村开展的“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斗争。

朱老忠的成长史：将革命历史化
主题：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人物：朱老巩、严老祥、朱老忠、严志和（农民）VS冯兰池、冯贵堂（地主）
朱老巩的人物形象：
（1）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
（2）二十余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使他增添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
（3）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养出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

总之，朱老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叶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农民英雄形象。

他的身上既保留了旧时代豪侠的特张，又增进了新时代英雄的精神。

一些成就：
（1）就人物而论，《红旗谱》在特定的历史内容和深厚的地域土壤上，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具有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人物形象，如朱老忠的形象；
（2）在艺术上，重视文学的民族形式，作品“比西洋小说写的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古典小说要写的细一些。

”；
（3）在语言方面，从词汇到语法，都注意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生活化，来自农民群众，又进行必要的提炼加工，尽可能通俗易懂，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

4、《青春之歌》（革命历史的女性叙事）
作者：杨沫
总括：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以林道静的生活轨迹为主线，展现了她从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事业，最终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艰难旅程，从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林道静形象：是一个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成长，从追求个性解放到献身社会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华名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小说艺术特点：
（1）以林道静为中心组织情节结构，右派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时间和纷繁的生活场景，从而概括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2）浓郁的抒情笔调。

“女性文学”：女性主义者倾向认为，对“费勒斯中心主义”充满怀疑与警觉，对男性意识形态具有批判眼光与立场，力图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的真实生命经验传达出来的女性写作，都可以称为“女性文学”。

《青春之歌》与女性写作：
（1）女性的解放之路
（2）“性”与“政治”并置
（3）准自传体：个人记忆
（4）女性经验的转移：王晓燕和戴愉
5、《创业史》（中国乡村变革的历史叙述）
作者：柳青
人物：梁三老汉（中间人物）、梁生宝（灯塔式人物）、姚士杰（富农、妄图扼杀互助组）、郭世富（富裕中农、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郭振山（背离党，走资本主义道路）。

梁生宝形象：（笔记）社会主义创业者、具有新农民的品质、“灯塔式”人物（以其理想、热情、骨气、胸襟照亮过去生活的苦难、心酸、耻辱，以及现实人生中的种种自私、猥琐、倒行逆施，他是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体现了柳青理性地把握复杂人生的能力与力度）。

（书）这是以个完全摆脱了小生产者私有观念羁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身上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美学观念，历史性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追求。

梁三老汉形象：淳朴、厚道、勤劳，想发家致富，但自卑保守；“概括了几千年来中国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的双重性格和摇摆性。

是一位动摇于集体致富
和个人发家两条道路的中间人物。

“中间人物论”：先进的、落后的群众数量始终是少数，中间群众占大多数，创作文艺作品时要更多地反映中间人物，60年代文坛在对于柳青的《创业史》中“中间人物”梁三老汉形象的讨论中，邵荃麟提出写中间人物的见解。

他强调描写英雄是应该的，但两头小，中间大；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

这些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但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该见解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以“中间人物”反对“英雄人物”，被江青等人列入“黑八论”并遭到严重批判。

《创业史》艺术特色：
（1）将宏大的结构与精细的描写、深刻的心理刻画与哲理性议论相结合；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

不足：P283
6、茹志娟《百合花》
取材于人民解放战争，通过“我”、“通讯员”、“新媳妇”三者之间的生活片段的描写，赞美了英雄战士与人民群众的高贵品质，揭示了军民的血肉关系的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保证的主题。

风格：清新俊逸
百合花：象征着纯洁与爱情
茅盾评：结构严谨，没有闲笔，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规范性”主题：“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安琥解放军的真诚”、“许多作家曾付出了心血的主题”（茅盾）。

①军民的鱼水情；②战争时期的人际关系，作者想借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与赞美，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

游离于“红色经典”之外：
红色经典VS 《百合花》
（1）正面描写战争——以战争为背景，展露美好的人性；
（2）英雄人物——凡人凡事
（3）严肃、慷慨、阳刚——清新、俊逸、柔美
《百合花》的成功启示文坛：反映悲壮的战争题材，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之外，还可以有其他风格的笔调。

7、峻青
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小陈及其一家P284--285）、《胶东记事》，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雄关赋》，长篇小说《海啸》、《决战》等。

8、赵树理（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革命者、“文摊文学家”与“鲁迅笔法”）
“赵树理方向”：人民的立场、强烈的阶级情感，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并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人民大众所欢迎的新民族形式。

“赵树理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起伏跌宕、持续不休的话题。

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红极一时（赵树理方向），到50年代中后期的屡遭批评（《三里湾》、《锻炼锻炼》），从60年代初的“翻案”（大连会议），到文革期间的迫害致死，从80年代的新启蒙语境中再次被确认为毛泽东时代文学的典范，到90年代从民间文化形态的角度凸显其知识分子立场，一直到近十年以来，赵树理的创作和“评价史”仍然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对象。

其实赵树理本人的创作不论从思想观念还是艺术手法来看都是比较单纯的，前后期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时代和文学观念。

从关于他的各种言说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时代如何影响到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接受与批评又如何塑造了一位作家。

《登记》（张木匠、小飞蛾）：揭示了包办婚姻的野蛮性、写出了妇女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惨遭遇。

《三里湾》（第一部描写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
情节：秋收——扩社——整社——开渠
四个家庭：合作化带头人，支书王金生家；热中个人发家的村长，党员范登高家；富裕中农糊涂涂家；党员袁天成家。

主题：生动真实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道路的斗争，显示实现合作化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

第三节“十七年”的诗歌
诗歌基调：颂歌的时代
颂歌是诗人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集体构建，人们把一切美好的希冀寄托于党、领袖、国家和人民，由衷地发出对一个新时代的讴歌赞颂。

这种时代颂歌以胜利的欢乐为基调，以热烈的肯定投向现有的生活。

抒情主体：
“大我”：“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

‘诗学与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

”
郭小川：“只能抒革命之情，抒人民之情，抒无产阶级之情。

”
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生活抒情诗、叙事诗
政治抒情诗：用贺敬之的话来说，是“‘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它是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迅捷的时事政论性为特征的自由抒情诗体。

时事政论和社会运动时政治抒情诗的主要功能，其抒情方式和审美特征均受其政治功能的制约。

例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郭小川《致青年公民》、贺敬之《放声歌唱》等。

代表诗人、诗歌：
1、闻捷《天山牧歌》、《苹果树下》（劳动中的爱情）、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P289--291
2、郭小川（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战士兼诗人，“我是个战士，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致青年公民》：诗与政论相结合；
《望星空》、《将军三部曲》；
《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日瓦戈医生》、《团泊洼的秋天》……
艺术特色：
（1）时代激情和人生哲理的有机结合，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坦诚的心灵，是郭小川人格和诗品的主要特征；
（2）抒情中蕴含着深刻哲理，探求人生的真谛；
（3）重视诗歌形式的创造与创新。

3、贺敬之：新歌剧《白毛女》、《回长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

余光中等P295
4、何其芳
主要作品：散文集《画梦录》、诗集《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
《预言》：写初临爱情时的惊喜，对于爱情的憧憬与态度；
《回答》（徘徊在歧路上的缪诗）：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苦闷，他们热爱新的生活，却又不能放弃个性，特别是与生命相扭结着的长期养成的审美习尚。

“何其芳现象”：何其芳在建国时期到延安时期重要的思想改变，过程是十分曲折的。

这种思想进步与艺术退步的“反差现象”、“宣传、批判的理论家”与“探索的理论家”之间的矛盾现象。

曾说过：“当我的生活或我的理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一种向前迈进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或杂文却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退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