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湖北的发展楚旭东

张之洞与湖北的发展张之洞简介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清直隶南皮（今河北境内）人。

是后期洋务派的首领，清末著名“能吏”。

从1889－1907年，他在湖北执政近20年。

这个期间，他奠定了湖北重工业发展的基础，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兴城市，“湖北新政”成为全国示范，让武汉首次进入早期现代化的行列。

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兴实业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

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湖北枪炮厂：枪炮厂1890年4月筹建，1895 年8月落成，刚开始每月出枪500支、枪弹10余万发、炮弹7000余颗，后来月产量有所增加。

到1907年，共造枪10万余支、子弹4000多万发、炮900余尊、炮弹60余万颗。

大冶铁矿：1890年（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钢铁，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和人才，建成中国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成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冶萍公司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世界瞩目。

湖北织布局：创办了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

此四局一建，棉、毛、丝、麻齐全，纺与织俱备，湖北纺织行业顿成国内翘楚。

纺织厂的纱锭1893年1月开工时占全国纱锭总数的77.1％；缫丝厂为中国内陆腹地工厂之冠；制麻厂则为“吾国机器制麻业之滥觞。

”湖北现代棉纺织工业的设备与产量，在19世纪90年代的前期占第一位，末期仍居第二位。

办教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离开湖北之前，张之洞登上蛇山之巅，眺望欣欣向荣的武汉三镇，为黄鹤楼题写了这副楹联，欣喜之情溢于笔端： 18年心血没有白费，湖北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追赶亚欧先进地区已不再是遥远的梦。

汉阳铁厂无疑是张之洞兴办的实业中最重要的一个。

钢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国家实力的象征。

早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就高度重视发展钢铁工业，上奏《筹设炼铁厂折》，制订了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并在英国订购了炼铁设备。

1889年底，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将拟建之铁厂移至湖北，定址汉阳。

1890年11月，汉阳铁厂动工兴建，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十个分厂建成，次年6月投产。

据1899年的汉口贸易报告，汉阳炼铁厂除提供15000吨钢材用于制造钢轨、铆钉外，还向日本出口价值82000海关两的钢铁。

汉阳铁厂的设备、技术距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过10年左右，在当时的亚洲是最先进的，规模也是最大的。

西洋报刊曾有评论：“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

”和汉阳铁厂一样，湖北枪炮厂也是张之洞从广州带来的项目。

枪炮厂1890年4月筹建，1895 年8月落成，刚开始每月出枪500支、枪弹10余万发、炮弹7000余颗，后来月产量有所增加。

到1907年，共造枪10万余支、子弹4000多万发、炮900余尊、炮弹60余万颗。

办枪炮厂的过程同样体现了张之洞“器必求精求新”的思想。

枪炮厂的设备是从德国引进的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的武器仿自世界最新款式。

不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湖北枪炮厂都高居全国军事工业之冠，执当时中国军工之牛耳。

而它出品的“汉阳造”步枪，更是闻名遐迩的一代名枪。

“汉阳造”鸣响在武昌楚望台，鸣响在南昌城头，鸣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半个多世纪几乎无役不与，见证并参与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史。

“汉阳造”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名牌和代表。

“汉阳造”作为汉产工业品牌，一直是武汉、湖北人民的骄傲。

上述两厂以外，张之洞还创办了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

此四局一建，棉、毛、丝、麻齐全，纺与织俱备，湖北纺织行业顿成国内翘楚。

纺织厂的纱锭1893年1月开工时占全国纱锭总数的77.1％；缫丝厂为中国内陆腹地工厂之冠；制麻厂则为“吾国机器制麻业之滥觞。

”湖北现代棉纺织工业的设备与产量，在19世纪90年代的前期占第一位，末期仍居第二位。

据专家统计，张之洞在武汉主持奏准并办成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厂、矿共有19个，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

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

从新昶机器厂算起，到1907年，湖北地区商办的厂矿已达100余家。

在张之洞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交通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

这个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先重后轻，以轻挹重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格局，并使武汉一跃而成为全国的工业基地。

“工为体，商为用”，商业与工业相因而成，如环无端。

张之洞多管齐下扶商恤商，大武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赢得“东方芝加哥”美誉历史上，湖北的商贸集中于武汉，武汉的商贸集中于汉口。

汉口于明嘉靖年间正式设镇，万历年间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的商贸中心，清“康乾盛世”时期成为“天下四聚”之一。

《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但直到张之洞督鄂之前，虽然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有不少年份在全国位居第三，占全国的比例却很小，浮动于0.41％—5.32％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同期上海占47.85％—63.63％），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同期广州占10.50％—13.39％）。

张之洞不赞成“以商立国”，但对发展商业是高度重视的，视“商务为当今之要政”。

他认为商业与工业的关系是相因而成，如环无端。

一方面是“工为体，商为用”，商业通过“货畅其流”，来促进、刺激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和产量提高；另一方面是“商为主，工为使”，通过商业搜集市场信息，以引导工业生产。

不仅是对工商关系，对农工商三者的关系他也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他说: “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

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

”因此，“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

武汉商业基础良好，张之洞借势发力，推出扶商护商系列大举措：其一，在武汉设立商务局，并指示各府州县设立通商公所，指导商务。

他将商务局的主要职能归结为八个方面，即对商业进行“启发”、“倡导”、“合力”、“塞漏”、“祛习”、“保护”、“体恤”和“奖励”。

其二，创办商务学堂讲商学，培养商务人才。

他着重指出，开商学的目的在于开商智，“商智渐开，自必多出新意，自辟利源”。

不仅是专门的商务学堂讲商学，自强学堂、算学学堂等学校也开了商务课。

其三，创办《湖北商务报》，沟通商业信息，宣传商务政策。

该报设有局收文牍、局发文牍、中外商情等栏目，内容十分丰富，为湖北商人了解国际国内、省内省外商情，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其四，订“商律”规范商业活动。

张之洞痛感中国缺少护商之法，他说：“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

”1901年，汉口商务局拟定《关于汉口商务情形条议》，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行业管理、市场管理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它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部省一级商业法规。

其五，兴办商品博览会、交易会推介商品。

史料记载：1898年，张之洞在汉口成立商务工所，建“宽敞明洁之屋”，将湖北全省各州县的名产、土特产运来“分别陈列，标明出产地方，价值成本”，招徕中外商人参观订货。

同时邀集有阅历的行商坐贾开展座谈、研究，比较物产之精细、工艺之优劣，考究制造方法，以提高质量、扩大销售、占领市场。

1902年，又在武昌兰陵街(今解放路中段)创设两湖劝业场，场内分三个展厅，即“内品劝业场”，陈列湖北的机器工业品及手工业产品；“外品商业场”，陈列外国及外省的机器产品；“天产内品场”，陈列湖北湖南所出的土特产、五金矿产等。

各种产品都明码标价，并邀请中外商人前往参观购买。

劝业场中还辟有公园和水楼，养有各种珍禽异兽，以广招顾客。

其六，减免厘税，恤商养商。

为了保护本土商人，增加土货的竞争力，张之洞还积极倡导减免厘税，“厘税尤需以轻，新出式样并免厘税三年”，“华商用机器造货，请缓加税并货物免储关栈”。

不仅如此，张之洞对新开办的燮昌火柴厂还给予专利政策，“准自开办起，专利十年，不准别家在湖北地方续开公司，用示体恤”。

该火柴厂后来年产火柴1亿盒，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火柴厂。

在张之洞全力呵护之下，武汉商业空前繁荣——传统商业屡创新高。

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担。

自此汉口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

对外贸易飞速增长。

张之洞移督湖广的当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581695海关两，间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7600898海关两。

到1907年张之洞离开武汉的当年则分别上升至31683214海关两和115071383海关两，增长了567.6％和306％。

20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驾乎津门，直逼沪上”。

汉口也由此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

其时，武汉已经由一个以内陆内部循环为主的传统商业市镇嬗变成面向海外市场，进行国际大循环的国际性通商口岸。

1908年，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他的著作中，以欣羡的口吻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誉：“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从此，“东方芝加哥”名扬四海，成为人们对大汉口的流行印象。

国运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自强之策以教育为先”。

张之洞革故鼎新，大办新式教育，武汉成为全国瞩目的近代教育中心，湖北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强省张之洞不但是一位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公认的大教育家。

清末管学大臣、户部尚书张百熙称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甚至认为，张之洞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在工业，而是在教育方面。

张之洞对湖北教育的贡献的确至大至伟。

张之洞崇尚“经世致用”，主张“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

”到湖北以后，他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实业救亡”。

但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他痛感“无人才可任，奉行者不力”。

于是便不遗余力，发展实业教育。

从1891年到1906年，他先后创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两湖大学堂、湖北铁路学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