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思想

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思想，于建德三年(574)下敕禁断佛教。此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之厄"之一。

北朝的皇帝及王公贵戚大多佞佛，门阀土族也多信仰佛法。由于各族统治者提倡佛教，加之百姓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走投无路，纷纷出家当和尚，故僧尼人口剧增。至北周和北齐时，两国僧尼人数几达三百万，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佛教在北朝的影响之大。

与此同时，佛教信徒拥有独立而又强大的寺院经济，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使用了众多的劳力，享有和门阀士族同等的特权，又常与统治集团上层相互勾结，干预朝政，危及王朝的统治。因此，佛教寺院成为与政权对立的独立王国，使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引发了政教之争。北周武帝宇文邕崇儒灭佛，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周武帝早年受父兄的影响，也信佛教。天和二年(567)，卫元嵩上书，要求废除佛教。天和四年(569)，武帝召集百官、僧、道，讨论佛教的兴废问题。前后讨论了四次，都没有结果。建德二年(573)，武帝再次召集群臣、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定儒家为先，而佛教为后，将佛教压到末位。次年，武帝终于下敕禁断佛、道二教，"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577)周灭齐后，武帝又下敕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的崇儒灭佛，主要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想彻底消灭佛教。北周政权借此达到了强迫300万僧侣"还归编户"、没收寺院财产"并送官府"、使"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的目的，没有采取坑杀僧尼的措施。它是统治阶级的内讧，为政权对教权的一次反攻，缓和了由政教之争引发的社会危机。

南朝时，梁武帝为抬高佛教的地位。倡导儒佛道三教同源说。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南朝诸皇帝中，他在位四十八年，统治时间最长，也是比较有所作为和最富特色的统治者。梁武帝多才多艺，文武全能，史称："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梁书·武帝纪下》) 东晋南朝时代，宗教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道教信徒改宗佛教。萧衍一家世代信奉天师道，但他在即位的第三年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亲制《舍道事佛文》发愿信奉佛教，鼓动和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梁武帝舍道归佛，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对道教并未采取打击政策，对儒学也依然发挥其治理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三教兼弘的，为此他还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其核心是指儒教和道教同源于佛教。他认为，老子、周公、孔于是佛祖释迎牟尼的弟子，释迎牟尼和老子、孔子是师徒关系。他还把最高的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月亮，把次等的儒教、道教比作众星，彼此既有高下区别，又互相烘托，交相辉映。梁武帝宣扬，

儒、道之所以低于佛，是因为只能求世间的善；佛之所以高于儒、道，是因为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儒、道和佛是世间和出世间的区别，是凡圣的区别。这样就可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互相贯通，在实践上互相补充，即既用儒、道的道理教人在世间行善，又用佛教教义劝人出世成佛。如此三者合用，对封建统治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梁武帝有时又把释巡牟尼、老子、孔子同称为"三圣"。

梁武帝博览群书，勤于著述，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大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十六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等。他的著作大多佚失，现存的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和《全梁文》中。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便是由这些著述中阐发出来的。东晋南朝时期，佛学由于和玄学合流，进而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作为宗教来说，佛教既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适应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又有'套因果报恩迷信的教义，可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因而极大部分上层人物都提倡这种宗教，致使此时佛教大盛。而道教此时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仪式，与佛教并存不废。同时，儒家的礼法观念始终在整个社会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对经学的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甚至有时儒学还占据优势。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三教之间互有影响，在思想上也相互有了融合。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正是这种历史事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它的产生，不仅表明南朝佛教几达国教的地位，更为以后的儒、佛、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具胡十分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对原始道教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与儒家思想同样重要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以道家学说、神仙思想为主，广泛地吸收了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传统的鬼神祭祀，原始宗教的巫术迷信、禁咒、符篆，汉代的谶纬神学，导引行气、服食炼养、辟谷延年的方术，综合起来形成了道教复杂的内容。它的势力相对而言较弱，故往往跟儒家联合，与佛教抗争。因为它吸收儒家的伦常观念，重视封建道德修养，认为伦理道德修养是修道成仙的必要条件；也不否定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只是以其为末，而以成仙为本，有本末轻重之分。因此，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儒道两家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也是历代封建帝王儒道并重的根本原因。

东汉末年的原始道教，因黄巾起义的失败而开始分化。伴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又同时陷入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紊乱的状态。两晋南北朝时，这种分化日益加剧。

一部分信徒向上层发展，参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活动，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民间早期道教进行改造。东晋葛洪系统地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在《抱朴子》中为道教构造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并建立了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对后来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他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宣扬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这为儒家化的官家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高级士族参加道教的也日益增多，出现了许多天师道世家。这些世家大族参加道教以后，必然把他们的思想也带到道教中来。反映这种思想的上清、灵宝等派别遂相继出现，并迅速得到了发展。

与道教逐渐上层化的同时，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并不断发动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东晋末，孙思、卢循利用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发动起义，提出了"诛杀异己"的口号，诛杀了高级士族中"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的道徒王凝之，表明此时道教内部也存在着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

对原始道教的成功改造，是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平真君年间(440一450)，高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儒生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制订乐章诵诫新法，"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佐国扶命"，代张陵为天师，是为北天师道。在南朝刘宋，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尽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经典，遂"总括三洞"，汇归一流；又依据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并吸收佛教修持仪式，广制斋戒仪范，以改革五斗米道，"意在王者尊奉"，称为南天师道。道教的教规、仪范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修订之后，便逐步定型。在此基础上，陶弘景继续吸收儒、释两家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主张三教合流，对以后道教的发展影响甚大。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利用儒家思想对原始道教的不断改造，遂使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得以健全和充实，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以后便一直受到封建统治的崇奉和扶植。封建统治者也由儒道合流走向了儒道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