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第３２卷第１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月Ｖｏｌ．３２，Ｎｏ．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１政治学研究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

杨文华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在宽松的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存在。跨境交流的网络信息、宣泄情绪的网络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思潮正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优势。

为此，应运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以科学的信息预警维护网络主权，以有效的舆论疏导赢得网络认同，以多样化的红色文化传播拓展网络阵地，以文化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提升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渗透功能。从而建构全方位的风险防范机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

关键词：网络风险；信息预警；舆论引导；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６－０４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ＨＢ１０ＧＪ００９）

作者简介：杨文华（１９７０－），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网络的意识形态控制，全面展开了对网络信息、网络舆论和网络思潮的牵制。它们充分利用技术的尖端优势以及全球化的竞争机制获得了巨大收益，使网络资源不断向自身集中，并且以物质的强势奠基了文化攻势。对于执政党而言，建立意识形态的网络风险防范机制，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

一、网络信息的预警机制

网络信息是跨境自由交流的。开放、无国界、无政府的网络信息突破了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范围，极易为各种不法分子和敌对势力所利用。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信息向我国倾销它们的精神文化产品，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思想，使民众在无知无觉中接受西方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主流文化。要赢得这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应建立一种科学的信息预警机制，守护信息边疆。对特殊信息的传播进行检测，对信息传递进行有序化管理，以降低网络使用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一）预警环节的设置。网络技术设计的初衷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自由领域，因此，在网络中用户极易隐藏自己的身份或通信内容。网络信息无源可查，但却可以深层次地影响网民的心理和价值判断。伴随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带宽的增长，网络用户数量急剧暴涨，大量网络工具软件被迅速应用，而网络协议安全性却日趋滞后，使得网络无序化问题日益严重，意识形态的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尽管我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已经开发了大量的应用软件，但是，它们都只限于对来自一侧攻击者的防范，对于大范围的意识形态渗透并无显著效果。境内外一些组织或团体仍然可以通过公告和发匿名信的方式向安全网络中随机地发送秘密信息。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信息传递不是通常的网络安全系统所要防范的，但却是意识形态安全检测的重点内容。

为此，必须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它包括检测、分析、判断、预测等环节。在检测环节，严格信息过滤，把好网络端口，通过路由路径控制系统进行信息源追溯和查究；完善网上信息实时监测和跟踪系统，收集特殊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发掘，及时把握网络信息动态。在分析环节，对现有的网络信息渗透手段进行分类总结、统计和技术分析，从中找出有害信息分布的规律、栏目、网站、重点时段和重点地址段，根据有害信息的蔓延规律和分布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封堵，寻找弱点进行突破。在判断环节，判断信息对抗的总体形势，提出技术防范对策。在预测环节，结合数据挖掘与数据分析技术，进行网络信息反馈，对可预见的、可能出现的网络信息渗透手段做出预估，评价不同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四个环节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后继起，形成一个互动、互补的预警机制。

（二）核心技术的开发。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是决定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关键因素。我国应从技术层面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有效防控。开发自己独立研制、拥有知识产权的网络信息渗透检测技术，创造技术优势。网络信息渗透技术特指以有效传输特定信息为目的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渗透技术的目的不是攻击计算机系统，而是传递特定信息，属于内容安全的领域。而以发现渗透技术为目的的计算机技术称为网络信息渗透检测技术。复杂巨系统是指一个系统的子系统数量庞大，且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和规律性的层次结构。以有意识活动的人作为子系统而构成的社会系统是最复杂的巨系统。根据这一原理，互联网和用户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系统，这是“人—网”结合系统。而用户本身又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用户就把互联网和社会系统耦合起来，社会系统的体系结构特点和复杂性通过用户也必然反映到互联网中来，“人—网结合”系统就具有了社会属性，体现出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因此，互联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网”结合的复杂巨系统。

互联网复杂巨系统的宏观有序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保证，这就要求其信息传播是可控的，共享是经过授权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巨系统中的“人—机”关系问题。由于所有的网络安全功能都是人设计和实现的，因此人也能破坏和干扰各种安全功能。信息渗透检测技术即是人的对抗在互联网上的体现，由于引入了人的因素，使得这一技术本身体现出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巨样性以及层次性。因而需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对形形色色的信息渠道及其流动趋势进行早期把握，加强技术的严密性，提升信息预警的技术水平。

二、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

在网络空间中，千变万化的舆论风潮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的方式。网络舆论传播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运用网络舆论作为媒介表达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就使得它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舆论操纵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人为地引发意识形态危机。巩固意识形态网络领导权，应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制造同意，形成普遍认同。这就要运用灵活的行政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因素进行鉴别、分化和引导，把可能构成的冲击降到最低。

（一）网络发言人的整体引导。网络发言人是党的主流话语平台，是政府与网民进行正式交流的官方渠道。作为一种柔性的行政治理手段，网络发言人是一个对话过程。“合法性原则是普遍讨论的结果，而不是普遍意愿的表达。”［１］（Ｐ２３）网络舆论是不可能强制的，不能抓住网民心理的思想灌输所能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政府引导网络舆论应通过平等的对话，明确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之所在，达成党与民众之间的网络共识。网络发言人面对的是不特定的网民群体，不仅人数众多、关注的问题多，而且信息来源复杂，信息真假难以确认。因此，网络对话不可能通过对某一个人、某一群体的思想沟通来实现。发言人必须有极强的判断能力，从众多的信息之中甄别出重要的、真实的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将权威的消息公之于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压缩炒作空间。而且，发言人必须态度真诚，有较高的发言技巧，能够以足够的亲和力取得网民的信任，缓解网络舆论的压力。最终达到一种共鸣的效果，形成网络中的普遍反响。网络发言人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网络舆论多元化、冲突尖锐化的现状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网络发言人唯有制度化才能实现稳定运行。

（二）“意见领袖”的局部推动。在自主的网络世界里，等级权威不复存在，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信息的传播者，网络的拓朴结构使得网络联系四通八达。这使舆论传播有了极大的自由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网民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传受一体”的信息传播主体，“意见领袖”不再为传统媒体的特邀专家及权威人士所专属，任何网民都可能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多元化甚至全民化，使其在舆论生成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意见领袖”是在意见交流过程中从参与网络话题的网民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在知识面、责任感、人际交往能力、信息接触量等方面超过一般人，在受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针对各种话题，总会在网民中涌现出“意见领袖”。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他们发表有影响的意见，提出导向性见解，鼓动并引导公众认识社会问题。其意见对事件发展有较强的助推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

就目前我国一些较有影响力的论坛的参与情况看，多数“意见领袖”的观点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主流渠道有时难以被理解和接受，但“意见领袖”的表达方式既适合网络特点又适合受众特点，往往能够被网民接受。因此，应在网络群体中扶植符合要求的“意见领袖”，以把握群体意见走向。“意见领袖”的培育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业领导者。行业领袖往往具有无形的号召力，他们的意见对于网络舆论的影响至关重要。引导网络群体意识，行业领袖的作用不容忽视。二是某领域专家学者。专家学者的身份对于大众具有暗示性的影响，他们的分析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够对群体意识产生方向性影响。三是事件参与者。事件参与者一般在网络群体中发言频率、次数较高，与群体成员的互动比较频繁，在群体中有一定的人际传播效应。把握好事件参与者的言论导向，可以对网络群体意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卫机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初期，针对蜂拥而至的西方社会思潮引发的思想危机，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２］（Ｐ４５）他分析

７

０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