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悲伤情感与悲剧心理解析

司马迁悲伤情感与悲剧心理解析
鲁迅先生曾讲过，《史记》是“无韵之《离骚》”[1]。

如果说《离骚》是屈原对自己心灵创伤凄风苦雨式的吟唱的话，那么，《史记》也同样表现了司马迁的心灵矛盾、心灵痛苦、心灵悲剧。

刘禹锡称《史记》为“司马子长之深悲”[2]，刘鹗也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3]，他们都指出了《史记》中所蕴含的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悲剧心理。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这时，西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楚汉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是春秋战国以来最安定的历史时期。

而且，高帝、吕后以来实行的休养生息的政治，已初见成效，出现了后世称之为“文景之治”的局面。

然而，这种“安定”的社会却有它特殊的时代气氛。

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包括那些“从军归者”，又回到了比昔日更萧条冷落的土地，在刀光剑影中绷紧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往昔可怕的阴影、死者的幽灵就不时袭来，回想过去的一切，他们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大梦。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于是恐惧、失落、空虚、人生如梦、命运难测，种种颓废的思想应运而生。

我们只要看汉墓中那众多雷同的导引升仙的图画，只要看弥漫于所有社会阶层的方士求仙思想，就会明白，肉体一旦在战乱平息后恢复了它本来的价值和尊严，人们就把肉体的毁灭看成极大的痛苦。

因而，人们对生命的执著更强烈了。

而且，政治由割据而归于独裁，思想文化由百家争鸣而至于万马齐喑，人们的思想、言行被引向一个狭窄的黑胡同。

人们一方面回首往昔血雨腥风的开阔和自由，一方面又瞻望未来平静而又可怖的幽深，矛盾、痛苦、悲凉、慷慨，组合成了这个时代的气氛。

司马迁，这位站在时代制高点的英雄，对这种忧患气氛的感受，一定是很深刻的；他的悲剧心理，无疑可以在这里找到现实根据。

本文则试图从司马迁对他笔下人物所倾注的同情入手，探求这位历史、文学巨人悲剧心理的内在机制。

司马迁悲剧心理的渊薮
司马迁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略后于他的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就说“多爱不忍，子长也”[4]。

这一点我们从《史记》人物传记里看得明白。

他读“石室金匮之书”[5]，历史上无数仁人君子的不幸遭遇令他同情不已。

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6]，太史公对他们的同情表现为浓厚的精神迷惘和强烈的激愤之情，本来是作传，结果却“颇似论，不似传”[7]（陈仁锡《陈评史记》卷六七）。

对于晏子脱越石父于缧绁之中，太史公更是洋溢着满腔的倾慕之情，“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8]对于屈原高洁的人格和伟大的作品，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9]；一篇《屈贾列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10]（李景星《史记评林》卷三）。

对于韩非子，也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11]。

对苏秦，称“其智有过人者”，“毋令独蒙恶声焉”[12]。

对于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的游侠，太史公更是怀着满腔同情，“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13]。

对于鲁仲连，“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誳于诸侯”[14]，一片敬仰之情。

对于刺客，称赞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15]。

对田横不臣高祖，壮烈就死，史公称之为“高节”“至贤”。

对于季布，称赞他大义凛然，敢做敢为，“栾布哭彭越，趋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

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16]对袁盎，称“仁心为质，引义忼慨”[17]；对晁错，惜其“为国远虑，祸反及身”，仍倾注着同情。

对于李广，太史公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惋惜
之情，“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18]。

至于司马迁在行文叙事中对所写人物寄寓的深厚同情，“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19]（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更是随处可见。

《项羽本纪》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嗟惜之辞”[20]（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十九）。

巨鹿之战，司马迁纵笔讴歌，描绘出了一位举世无双的英雄；鸿门之宴，极力突出项羽的憨厚诚实；四面楚歌声中，司马迁写项羽慷慨悲歌、悲壮别姬，更是充溢着同情的泪水。

即使是李斯这样“恶”的人，司马迁也着重写他灵魂的痛苦不安，在显示他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同时，也显示出隐藏在恶下面的“善”来。

《史记》中，司马迁废书而叹的地方也有很多。

他读《孟子》，至“何以利吾国”，废书而叹；读《春秋历谱牒》，至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读到功令，广利学官之路，也废书而叹；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21]，又因此垂泪。

康发祥《伯山文集》卷一写道“迁《史》一书，为古今人叫屈”[22]。

司马迁性格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丰富的激情，以及基于这种激情所产生的同情与爱。

但这又恰恰是他的弱点，他被丰富的激情和深厚的爱所征服、所折磨，他的全部心灵悲剧都产生于这种心理基素。

二、历史兴亡意识
司马迁悲剧心理形成的契机
我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我国最早的历史著作《春秋》，着重表达的即是国家兴亡的意识，所以刘向说：“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23]。

一部《周易》，就充满了历史的困惑和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24]（《周易·系辞》）之后，在《左传》、《战国策》中，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历史衰亡的悲悼。

司马迁作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25]的历史学家，他不断地用双手剥落着生命和鲜血淤积的历史陈迹，他正视和直面了太多的惨淡的生命和淋漓的鲜血，所以他对历史的悲剧洞悉明了。

因而，他伟大、正义的胸怀中，就孕育出了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

这种对人类不合理命运的痛感，贯穿在《史记》全书中，而以《伯夷列传》最为突出。

该传写道：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

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

天之施报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

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或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26]
有人据此而否认司马迁相信天命，是没有道理的。

对天道的怀疑，并不是对天命的否定，正因为相信有天命，才怀疑天道的施报善人。

怀疑，是矛盾，是迷惘，是无可奈何，是说天命难知。

惟其不可知，更见它的可怕。

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指出：“一篇之中，忽序忽断，如论如赞，若吊古，若伤今”[27]。

郝敬《史汉愚按》卷四说：“伯夷一传，诸传之本叙也”[28]，章学诚《丙辰札记》也说：“太史《伯夷传》，盖为七十列传作叙例”[29]。

他们都指出了《伯夷传》的
思想笼罩《史记》全书的特点。

《伯夷传》的主旨是对天道的怀疑，对命运莫测的焦灼和质问。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史记》传记中，太史公为什么把人物摆在命运难测的恢恢天网之中，描写他们被命运吞噬的悲剧。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

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30]命运的陷阱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郑世家》中，史公又深有感触地喟叹道：“变所从来，亦多故矣！”[31]《外戚世家》中，又一次对命运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人能弘道，无如命何。

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

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32]这种由于人类命运所感而生的精神迷惘，是司马迁的心理导入痛苦之渊的契机。

马迁矛盾心理的两极
司马迁的精神迷惘，体现在《史记》全书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既高扬英勇就义，又称颂隐忍苟活。

《史记》中最成功的人物是那些悲剧英雄，而司马迁尤其善于描写这些英雄们的悲壮之死。

比如李广，一生几乎没有打过胜仗，但他的意志和气概决定了他仍然是英雄。

他治军，让人人自便，他有的是胆识与智慧，还有高超的箭法。

他可以把石头当虎来射，“中石及镞”；他可以在四万敌人的包围中，在自己的人马矢尽粮绝而敌人矢下如雨的情况下，意气自如；他可以在匈奴数千骑面前，“解鞍纵马卧”，并“奔射杀胡白马将”；他可以在重伤被俘，敌人把他“络而盛卧”两马间时，“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鞍马南驰数十里”[33]，“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34]。

他的结局是“引刀自刭”。

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曰：“李广每战辄败，因踬终身。

今看其传，英风如在。

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35]项羽神勇，千古无二。

勇斩宋义，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分封王侯，一切全凭兴致，何等英雄，何等力量。

即使在四面楚歌声之中，悲壮别姬之后，仍一路斩将搴旗，所向披靡。

当乌江亭长请他过江时，他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为理由谢绝渡江。

最后，他碰到汉骑将吕马童，“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尔德’，乃自刎而死”[36]。

谈笑而死，视死如归，使人“惊动悲慨，千载下如昨日事也”[37]（吴敏树《史记别钞》下卷）。

荆轲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38]的慷慨悲歌，仗剑长驱，入“不测之强秦”，在九宾之仪上，他谈笑风生，神情自若，“图穷而匕首见”，最后“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坦然就死”。

齐人王蠋面对入侵燕军的利诱和威胁，慷慨陈辞，并“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

秦观说：“予读《史记》，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以为推蠋之志足以无憾于天，无怍于人”[39]（《淮海集》卷三四《书王蠋后事文》），可谓知言。

赵人贯高在朝庭狱中，“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40]，真是铮铮铁骨。

当高祖刘邦认为他“为人能立然诺”而赦免之后，他却“乃仰绝胎，遂死”。

这些英雄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死亡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征服了对死亡的畏惧，显示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和英雄气魄；而《史记》中的英雄之死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到的牺牲，是因为司马
迁朴素地认识到了超出悲剧世界之上的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因而也就极力描绘这种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人生价值、人格尊严的行为。

就悲剧的象征意义来说，他们的死正是人类走向那更高标准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由司马迁笔下流泻出来的悲剧英雄的灵魂力量，总力图支撑起一代历史的负荷；司马迁正是通过众多英雄视死如归气概的呈现，宣示着一个至大至刚独立人格的确立。

然而，司马迁对这种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始终抱着迷惘的态度。

他认为，以生命为代价的对人的自由价值的肯定，是同人性人情相违背的，因为“人情莫不贪生恶死”[41]，要驱逐求活这样一个极为强大的自然生物本能，对一个血肉之躯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

荆轲、李广、项羽之所以能英勇而死，并不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死能肯定生命的意义，而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生的恐怖战胜了死的恐惧。

因此，司马迁并没有把他们的死写得毫不痛苦，相反，却极力渲染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内心折磨。

荆轲的坦然大笑中，包含了无限的悔恨之意，所以他的临死之言是：“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42]项羽的《垓下歌》，那种天荒地老的大悲哀，不正是对生的执著和留恋吗？他在乌江边上的犹豫狐疑，不也表明他内心生与死的矛盾斗争吗？至于李广临死前那段声泪俱下的陈辞，显露的也是“欲生不可得，欲死无奈何”的百结愁肠。

他们最终选择了死亡，司马迁认为是“不得已也”。

一方面是人求生恶死的自然本能，一方面是人力求自由自主的社会本性，而司马迁力图使二者协调的良好愿望，同它们之间不可能调和的矛盾，把伟大的太史公推向了无可奈何的悲剧深渊。

所以，他一方面极力讴歌那些为了自由与尊严而英勇就死的人，一方面又“于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啧啧不容口”[43]。

在司马迁心目中，人的生存只有两种方式，或者隐忍苟活，或者英勇就义；而英勇就义违背人性，所以更多的则是隐忍苟活。

隐忍苟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不应受到指责，关键在于保持内心的生存意志，即一种虚幻的目的性和使命感。

他在《报任安书》中明确地说：“勇者不必死节”，“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44]人既要生存，就免不了要受辱、受折磨、受痛苦。

了解了司马迁的这种心理，我们才可以理解萧何、曹参、李斯等人的悲剧。

萧相国之功，莫著于关中，所谓“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45]者是也；其次，是为汉家定律令；再次是受遗命辅佐惠帝。

一篇《萧相国世家》，对这些政治功绩都一笔带过，却大写特写他的三见疑三自脱。

显然，司马迁是把他作为一个在君忌臣谀的谗海疑河中奋力挣扎，从而被扭曲了灵魂的悲剧角色来写的。

曹参也是如此，他随刘邦起事，东荡西杀，“身被七十余创”，功勋卓著。

司马迁于这些，写得极简洁，从某处，战某处，如是而已，但对他的饮酒自颓放处，却写得详细。

钟惺说，如此的写法，“似顽钝，复似滑稽，一段深心妙用”[46]（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引）。

是的，萧、曹本是一代英雄，但司马迁却重点写他们平凡的举止，借以表现他们内心的苦楚，让读者在他们心灵痛苦不安的挣扎中慢慢咀尝人生的苦味。

李斯似乎是“恶”的化身，但一篇《李斯列传》，写李斯“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八
九”[47]。

在这十之八九中，太史公将李斯放到赵高的对立面，写他在善与恶之间
的犹豫、动摇，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对比、选择、拼搏。

正是由于李斯心中“同时存在着的犯罪和无罪之感”[48]（华西尔《悲剧形式》），造成了他的内心分裂，造成了他心灵的痛苦、不安和忏悔。

司马迁之所以把李斯放到万难忍受的苦境中，就是为了通过矛盾和痛苦的试炼，在显示出他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同时，也显示出隐藏在“恶”下面的“善”来。

正是从这些隐忍苟活的人物身上，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那种独立人格的夭折，那种自主意识的泯灭。

司马迁陷入悲观绝望的直接原因
历史的悲剧感受得多了，人生可怕的方面看得多了，但出现在司马迁眼前的，正好是与他的愿望相反的那种世界，于是他迷惑、怀疑、矛盾重重。

就在这个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

天汉二年（前九九年），汉武帝命令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攻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

不久，又命令李陵到东浚稽山“徘徊观虏”，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至浚稽山，与单于相遇，“陵搏战攻之”，“击杀数千人”；单于于是“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49]，“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50]，又“斩首三千余级”；他们从芦苇的火海中逃出后，在一片树林中同匈奴击斗，“复杀数千人”。

但是，匈奴人多，“战一日数十合”，李陵所带军队虽曾又“杀虏二千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矢尽粮绝，全军覆灭；李陵也因“‘无面目见陛下’，遂降”[51]。

（以上引文见《汉书·李广苏建传》）李陵的失败投降，对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惨凄怛悼”，那些在李陵初战告捷时“皆奉觞上寿”的汉公卿王侯，此时却“随而媒孽其短”，一片骂陵之声。

司马迁却出人意料，在汉武帝面前慷慨陈辞：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

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52]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这件事，两千年来，聚讼纷纭，直到今日，仍有人指责史公为叛徒歌功颂德。

我认为，司马迁对李陵的态度，是很矛盾的，这正是太史公的精神迷惘。

究其原因，是司马迁在心中不自觉地使李陵的降敌在不同的价值天平上游移摆动的结果。

李陵的降敌，如果放在国家利益的价值系统中，或放在军事原则的价值系统中，无疑是一种叛变行为，作为清醒的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是曾将李陵放在这个系统中进行过价值判断的，《报任安书》中就说过：“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53]。

但是如果把李陵的降敌放在伦理道德的价值系统里，放在审美价值系统里，放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放在人之常情的天平上，就会觉得，李陵的投降，确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有其合乎情理的成份在，甚至表现为一种深邃的人性美。

正因为司马迁把他放在这个价值系统里，他才会如此同情李陵，并以之心为他辩护。

但汉武帝乖张暴戾，误把司马迁的“拳拳之忠”以为是“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遂下于理”。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于是“下迁腐刑。

”（以上引文见《汉书·司马迁传》）
“腐刑”，是对人格的极端侮辱，是对人的价值的极度践踏，多少正义之士，宁肯死掉也不愿接受这种最下的极刑。

四十七岁的司马迁，仅仅因为他的良心、公正和直言，便遭到如此不幸的冤狱，在死与受刑之间，他确实斗争了好久，他想起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54]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人物，都为了自己的事业，忍辱含垢。

为了《史记》的写作，为了鸣不平于天下后世，他甘心下“蚕室”，接受残酷耻辱的宫刑。

然而，这次奇耻大辱给司马迁心灵上造成的巨大创伤，终生没有愈合。

太始四年（前九三年），离李陵之祸已六年了，但就在这年十一月，他给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还一再沉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55]又说：“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56]更说：“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57]“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

”[58]总之，他是陷于最大的悲愤和耻辱中了。

伴随这种耻辱感的，则是他强烈的孤独感。

在司马迁看来，现实中太孤独、太寂寞、太缺少友情了！不是吗，遭李陵之祸，交游不救，同僚不说半句好话，“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59]自己是这样，别人呢？李陵未没时，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及兵败被俘，“群臣皆罪陵”。

自古就如此，“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

后召而复之。

”[60]“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

及復用为将，客又复至。

”[61]“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

”[62]“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

”[63]“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

”[64]
孤独感的产生是由于渴望理解和沟通的强烈愿望与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之间
的矛盾。

博大无私的爱是司马迁最大的心理特征，爱人类，希求与人类融为一体而又不得不独自咀嚼寂寞的痛苦，无所不爱而又无所可爱，司马迁的心灵就处在这种挣扎之中。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65]。

司马迁的人格力量，正是在他同矛盾的抗争中显示出来的，不过他始终未能克服矛盾。

人的需要越是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越加强烈。

友情，是枯燥冷冽的人生中的甘露，现实中没有友情，有的只是势利和孤独，这怎么了得。

我们的太史公开始寻找了，真是如饥似渴啊！我们看他在《管晏列传》中写友情的一段是多么动人：
管仲曰：“吾始困时，常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66]
晏子脱越石父缧绁之中，司马迁禁不住愿为之马前卒。

管、晏是春秋时的大政治家，功劳煊赫一时，而司马迁不记他们的政绩，独于知己之处三致意。

刘知几《史通·杂说上》批评司马迁“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67]，从纯史学的角度看，刘知几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司马迁本来就不是为了纯粹作史。

徐与乔《经史辨体·管晏列传》指出：“两传绝不叙事迹，于仲则入自陈一段，可歌可泣，于婴则述两逸事，竟结总写知己悲感之情，即赞中为之执鞭，所欣慕之意，风神超隽，与《伯夷传》同绝。

”[68]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更明确地说：“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两篇合叙联结之真谛也”[69]
在孤独的幻想和奋争中，司马迁力图“找到一个自由空间从而使我们从那个强迫我们成为我们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70]于是，司马迁把他的笔锋伸向刺客和游侠。

晋国豫让因为“事智伯”时，“智伯甚尊宠之”便“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世。

其妻不识”[71]，以求杀赵襄子。

这无非表示他太孤独、太寂寞了，友情太难得了，于是一遇点滴友情，就足以值得抛头颅，洒热血。

聂政只因为“严仲子奉黄金百溢”[72]为其母寿，便仗剑至韩，刺杀侠累，“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73]。

高渐离更是孤寂至极，他失去了知己，失去了友情，“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

”[74]他“举筑朴秦皇帝”，无非是发泄这种孤寂的苦闷而已。

樊于期一听可以摆脱耻辱和寂寞，便“仰天太息流涕”，“偏袒搤腕”自刭。

侯赢在魏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杀。

为知己而死，是值得的。

至于司马迁写游侠，更是因为士大夫中有血性、有感情的人太少，倒不如市井之人，“言必信，行必果”[75]，“振人不赡”。

友情，既然在士大夫中茫然不可求，便只好求诸江湖之士了。

然而，“消除痛苦的不断努力除了改变痛苦的形态外，再也作不出什么”[76]。

当司马迁一次又一次从充满温情的理想世界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时，他便一次比一次更深地堕入孤独绝望之中。

但是，司马迁并没有陷入像叔本华所说的“世界和人生不可能给我们以真正的快乐，因而也就不值得我们留恋。

悲剧的实质就在这里：它最后引导到退让”[77]那样的境地，他虽对人生的欢乐及外在价值持怀疑悲观态度，却仍然肯定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内在价值。

人活了一世，难道不应在人类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占有一席地位吗？难道人的一生毫无建树就这样白白消逝了吗？在史学发达的中国，在一个不仅关心过去和现在，而且还关心自己未来的国度，这个问题尤其让太史公警醒。

他忍辱负重地完成了《史记》，并且坚信“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78]，就是确证。

因而，司马迁晚年的“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79]，这种痛苦的旷达，是对无所不爱而又无所可爱的一种升华和超脱。

升华，是一种解放，极度痛苦近似解放，极度寂寞近似超脱。

司马迁的人性深度，就在于不仅流露着爱的痛苦和怨愤，而且流露出爱的升华和超脱。

正因为这种使司马迁站在凌驾人世的高度来俯瞰茫茫人间的升华是建立在他直视中华民族苍
凉幽咽的历史和苦涩艰晦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呈现在整个《史记》中，则是“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80]（刘熙载《艺概》卷一）。

注：
[1] 鲁迅著《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0页。

[2]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