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

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

纵观整个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围绕王权和商业建造发展的，“城”是“王权”，“市”是“商业”。

我国最早城市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考古文化上说，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从我国历史上说，相当于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朝前期。其间经历数百年之久。主要产生在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等四大区域。这段时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也就是产生了私有制，手工业及商业从农业畜牧业中分化出来，这就是城市产生的基础，精神文化相应的繁荣发展起来，频繁的战争也是促使这一时期城市产生的原因之一。作为刚开始时产生的城市，其规模一般都还不够大，内部设施也很不完善，远不能与今天意义的城市相提并论，还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严格说来只不过是些城堡而已，但是以后发展的城市，以至今天现代意义的城市，正是在这些最原始的城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不妨把这一萌芽时期产生的城市称为“雏形城市”。

我国早期城市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产生以后，但还不能认为其就此已经形成。经过夏朝中前期300年左右的发展，大体至夏朝后期已基本形成。早起城市已经具有以下这些特点：

1、城市需具有一定的规模

2、需具有一定的永久性大型建筑——以行使一定的政治和文化职能

3、需具有一定的手工生产场所和交换贸易场所——以体现城市经济中心的职能

4、需具有一定的城市基础设施

5、有比较密集的居民居址

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朝后期城市形成实例：二里头城址位于洛阳市区东20公里，偃师市区西南9公里，伊水和洛水交汇处附近。布局大体是：宫殿区位于遗址中部，南部为冶铸青铜器的作坊区，东部为制骨器的作坊区，并有大道与宫殿区相连。

春秋战国时写成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这一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规划的主导思想是突出天子为中心，强调都城方正、对称，宫城居中，这种城制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周人以农立国，因此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上也打下了烙印，这里记述的王城规划意匠显然与“井田制”的土地制度有关。商周春秋时期，城市数量较前增加，分布范围扩大，但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度，推动了周代筑城高潮的兴起。然而由于城邑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形成三级城邑网。即周天子所居王都——诸候国国都——卿大夫都（采邑城）三级。城市总体布局较为松散和缺乏统一规划，这与城市经济结构上农业尚占很大比重、政治结构上尚保留着氏族宗族组织有密切关系；最具特色的是地缘政治并未伴随文明时代的到来而立即出现，城市居民仍聚族而居。秦汉时期，郡县制推行，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城市体系，即首都—郡城—县城。城市建设方面，改变了战国时期两城相依的局面，将宫殿、官署、市场、居民区置于同一个大城，市场位置从

城北移迁到城南，形成“前市后朝”的布置格局。城区居民住宅开始按闾里制修建，都城实行的是多宫制，并且占据城市很大空间，且集中在城的中南部，因此，广大平民和部分官吏就只能居住在城的东北部靠近宣平门的地区。

三国时期，在曹操统治的中心，建成了一座都城邺城，其规划布局在古代城市的规划中有重要的印象，城市中间有一条通向东西主要城门的干道，把城市分成两个部分，北半部分全为统治阶级专用地区，南半部分为官衙和一般的居民住区，划分为若干正方形的坊里，有三个市，还有手工作坊。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城与郭的区分，也直接继承了汉代宫城与外城的区分，但是区分更加明确。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城市规划在宫殿方面废除了东汉以来分为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魏明帝时在城西北角建的金庸城这时仍被保留延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的外围新筑郭城，即外城。在整个外郭城的范围内，划分为323个“里”，四周筑围墙，居民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外郭城中除了主要作为居民居住的坊里以外，作为工商业区的“市”也设在外郭城中。

唐长安城在隋大兴的基础上建立发展的，不但是中国中世纪城市的典型，也影响了当时邻近其它国家都城的形制。城市按照规划图纸进行建设。主要参考了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即废弃了汉代的多宫制和宫殿区偏在南面，且与民居相杂的情况，把宫苑区和官署区集中到城的北部，而以宫门南出的大道（朱雀大街）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在城的中部和南部的居民区，则实行了一种整齐划一的里坊制度（共109坊），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商市区（都会市和利人市，即唐代东市和西市）。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平面成规整的长方形。它的这种方正宏大、宫城居中、对称严谨、分区明确、街道整齐、坊里匀称的规划格局，把我国传统城市的空间结构推到十分典型的阶段，不仅影响到当时国内其他城市的建设格局，对当时的日本、朝鲜等都城的建设也发生很大影响。但是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缺点：

一、是规划的面积太大，周长达36.7公里，城内面积达84平方公里，超过实际需要很大，以致城南一带里坊空有其名，很少有人居住。由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太大，使道路宽度、坊里面积也都大的惊人，处处以大来反映当时大一统的强大威力，企图超越前代。

二、是根据长安城的具体形势，东西大道应成为主要的干道（东至关东，西至成都、河西，新疆），但由于强调了南北中轴线，设计了以朱雀大街为中心9条宽广的南北大道，而东西的14条街道除南半部1条以外都比较窄，以致对城内交通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三、是盛唐时改用东北部的大明宫作为政治中心，玄宗李隆基时又以更偏东的兴庆宫为中心，这样就打乱了原有规划，使城市人口大量流向东北部，造成这一地区的交通紧张和居住拥挤的特别状况。

我国在唐代以前，历朝历代坊里和市场都是严格分开布置，整个城市由方格状道路系统划分成若干个封闭的居住小区和几个特定的商业市场，直到唐朝晚期在个别城市有所打破，如扬州出现“十里长街市井连”和“夜市千灯照碧云”的情况，但这只是个别城市。到宋朝时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数量增多，从商人员增多，商业活动不再在特定的地点集中设市，时营业也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出现了商业可以随街布置，店主可以昼夜营业的局面。整个城市商业面貌逐渐向近现代型转变。坊里制度也被打破，变成由街道划分的街巷制，坊里只作为地名标志，已没有了坊墙，坊门。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形式，宋王朝开始在城市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管理机制，设立“厢”一级的管理机构。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