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

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

究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起义前期准备。

1、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国民民智开启，先进的革命党人深入基层的宣传，传播了先进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亦正是这一教育方式的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张之洞，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还创办了两湖书院。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湖北新军”，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

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革命士兵们在起义中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2、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

湖北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武汉是列强入侵较早的地区，受到深重的压迫，人民反抗意识很强。1911年9、10月间，全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革命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

3、四川保路运动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鄂军西调，武汉空虚，又给武汉的革命党人造成了一个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这是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二、起义战斗过程

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三、起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1、各地革命党人在极短时间内纷纷举行起义响应武汉光复是其取得胜利的主导客观因素。

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与会党起义响应，各地群众自发性起义也风起云涌激荡中华大地。

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与会党起义，有力地巩固了湖北后方，并且派遣了军队赴武汉；陕西革命党人景梅九等起义，攻入山西，切断了北方清军南下之途及清政府与西北地区的联系。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29日，山西起义，11月3日上海起义，4日杭州、贵州起义，5日安徽起义，9日福州、广东起义。短短一个月内全国有13个省宣布起义或光复。同时，革命影响下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走向高潮：江苏苏南部分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竖起了“革命大都督”的旗号，广东地区农民组成各路民军围攻官署衙门和豪绅住宅，四川农民反抗清军斗争发展至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共和的起义。

应该说，革命在全国各地的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分散了清政府镇压革命的力量，使得处于风尖浪口的武汉有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军事环境。设若没有这些短期内风起云涌般的起义，清政府是完全有能力全国军队，开赴武汉镇压起义军，以当时武汉三镇之新军起义力量，是根本无力取胜的。

2、立宪党人、旧官僚等人在武昌起义后采取的墙倒众人推的态度是起义胜利的重要条件。

立宪派与部分旧官僚是主张实行立宪的，他们不想革命，也不希望革命的发生。但是，第一，在新政和立宪中有所转变并具有一定能量的他们，急切希望在全国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政府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二，他们虽然不革命，但对满族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不满，就是说，他们也有反满情绪，虽然这种情绪远远不能与革命派相比。他们尤其不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以后少壮亲贵把持政权的局面，他们不相信这些纨绔子弟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走向富强。能够完成这样的艰难任务的，只有他们自己。清政府中的当权者们不会意识到这些既没有枪也没有炮的立宪派人士能够对清王朝的生存造成威胁。所以，当清政府不肯立即开国会之时，当皇族内阁

成立之时，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有限支持也就宣告终结了。立宪派离心倾向的加剧以及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立宪派加入革命阵营，使革命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立宪派人在地方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是对民众的，也包括对相当多的地方官员。武昌首义后，北京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当时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党人对此时局势发展虽有不同认识，但不久以后即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福建、贵州、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

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应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3、袁世凯利用起义伺机夺权，对武汉三镇进攻半真半假是起义胜利的主要客观原因。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曾派萌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萌昌调度。

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袁世凯刚刚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且取得了不小胜利：11月2日攻克汉口，11月27日，又攻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危险。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即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在政治上，10月29日，袁即派与黎元洪同乡的湖北道员刘承恩致书军政府，表示愿与革命军言和，11月2日，冯国璋攻占汉口，复命刘再次致书黎又云言和，11日，袁第三次让刘与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再往武昌表示商议和平。同时，袁又指使驻直隶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卢永祥等电奏所谓的政纲二十条，要求“速开国会、定宪法、特敕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12月初，得知赵凤昌参与南方革命党人事务后，即派赵秉钧之幕僚洪述祖致私函赵，探听南方动静，谋求和谈。此后，又在南方筹备临时政府成立之际，与南方革命党人联络出一个共同倒清方案，并派唐绍仪赴南方谈判。

由此，人们也可以理解：20世纪初，革命党人屡次起义且作了长期准备，均以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武昌起义事起仓猝，却能取得成功，难道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精神所导致的吗？或者当时军事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了吗？历史证明，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汪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4、帝国主义分子迅速放弃清政府也是起义胜利的有利客观因素。

长期以来，在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19世纪末，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光绪帝实行改革表示支持，戊戌政变后一度曾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许正是认识到当时清政府力量不足以形成对广大人民真正的高压统治，故此希望清廷通过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增强有限力量，更好地充当其“以华制华”之工具。

义和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更加衰弱，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