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研究到比较教学——评傅惠钧《修辞学与语文教学》

76•初中 ２０１９．２ 从比较研究到比较教学◎彭小明（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书目推介——评傅惠钧《修辞学与语文教学》摘要：比较法的创新应用是傅惠钧《修辞学与语文教学》的一大显著特色。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一是对比较法在修辞研究与教学中的价值的重新认识；二是对比较法作为方法论的探讨与创新；三是以比较法为基础全面建构汉语修辞分析系统；四是充分展示比较法在教学应用中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傅惠钧　《修辞学与语文教学》　比较法傅惠钧教授长期从事汉语语法修辞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著述颇丰，影响很大。

他“在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治学特色：材料与方法并重，本体与应用兼顾，共时与历时结合，打通学科界域，以开阔的视野把握汉语的规律”①。

作为一名师范大学的教授和教学管理者，他尤其注重将前沿的语言学理论对接基础教育的研究。

他的新著《修辞学与语文教学》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这部书出版之后，在修辞学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已有一些学者对其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作出高度评价。

本文仅从比较法应用的角度谈一点读后感。

运用比较法分析汉语语法修辞现象由来已久。

经历代学者不断探索，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富有魅力。

傅惠钧教授非常擅长比较法的运用，在他多个领域的研究中，都有成功的实践。

《修辞学与语文教学》一书不但在修辞本体研究中将这一传统方法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还将这一方法拓展至修辞教学实践，在修辞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而通畅的桥梁。

一、对比较法在修辞研究与教学中价值的重新认识（一）比较法在修辞研究中的价值首先，从修辞的本质看。

傅教授意识到修辞学的学科本质决定了比较法在修辞研究中无可替代的价值。

傅教授基于大语言的修辞观认为：“修辞，就是言语主体借助修辞形式在语境作用下生成修辞意义以有效实现修辞旨意的言语活动”；修辞的规律存在于修辞旨意符号化的过程之中；“修辞活动其实就是一个‘由想而移为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言说者为了实现特定的修辞目的，要寻找合适的语言形式，适切地表达旨意”，“而选择是贯穿于修辞过程始终的言语行为”；因此“选择性，是修辞活动的一个本质特征”，“这种选择，主要是同义形式的选择”；“修辞形式作为动态符号的能指是以同义类聚的方式存在于语言体系之中的”，“这种类聚，可以是同义词语、同义句式或同义修辞方式等等”，“这种客观存在，成了修辞选择的基础。

当言说者有了明确的修辞旨意，就从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同义类聚系统中选择适当的形式来进行话语组合与话语呈现，以恰到好处地体现表达旨意”。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中，傅惠钧教授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要揭示修辞活动的本质规律，建立本版编辑／佩　兰研　修77２０１９．２ •初中科学的修辞分析系统，同义形式的比较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这也正是傅惠钧教授为何要强化比较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次，从研究的实际看。

传统修辞学中陈望道的两大分野说有较大的影响，但在实际研究中主要还是集中于积极修辞方面，而内容更为广泛的消极修辞却得不到有效研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有对象本身的因素——积极修辞在修辞结构、修辞形式方面特点显著，研究者容易把握；消极修辞这方面的特点不很突出，因而不易把握。

也有研究方法的因素——一般的方法对于形式特点显著的容易奏效，反之则不易。

运用比较法，关注点不在对修辞形式描述本身，而在两个或多个形式之间的差异。

传统修辞研究难以把握的对象，比较法却可以有所作为。

傅惠钧教授青睐比较法，与其洞察到比较法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不无关系。

（二）比较法在修辞教学中的价值关于比较法在修辞教学中的价值，傅惠钧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作出论述。

首先是“有利于拓展修辞教学的内容以有效提高学生的修辞能力”。

傅惠钧教授认为，长期以来语文教学界对于修辞的理解始终未能到位，在对象范围上将修辞等同于辞格，而且教学的着力点主要在于静态的陈述性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动态的程序性知识的教学。

这显然无法真正发挥修辞教学的作用，实现修辞教学应有的目标。

修辞教学出现这种现象，与教师的修辞观有关，跟教学方法的局限也不无关系。

傅惠钧教授认为，比较法运用的价值，首先就体现在能将教学内容由积极修辞扩展到消极修辞，将教学重点由静态转化为动态、由陈述性知识转变为程序性知识，而这对于突破传统修辞教学内容囿于辞格、偏于静态的藩篱，有效提高学生的修辞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够让学生“从成功的修辞作品中感知修辞过程，体悟其修辞艺术，并将其中所蕴含的修辞规律内化为学习主体的能力结构”。

这一点，傅惠钧教授通过《史记》的修辞商榷，以及王安石的改笔等精彩实例作了有效证明。

其实，全书绝大多数的修辞实例分析都可以说明这种独特价值的存在。

其次是“有利于培养学生辩证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思维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

傅惠钧教授认为，“课文的理解和分析中，运用同义词语、同义句式对比的办法，不仅可以提高语言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更能促进学生对比思维、联想思维等思维能力的发展，有效训练其思维的全面性、敏锐性和深刻性，从而学会辩证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傅惠钧教授也通过富有说服力的修辞实例作了充分可信的论证。

总之，傅惠钧教授对于比较法在修辞研究与教学中价值的这种认识，是对既有观念的重要突破，更是支持其将比较法全面应用于本书研究的动力。

二、对比较法作为方法论的探讨与创新比较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在不断应用和传承中发展完善的。

作者对这一方法的运用，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一）对比较法历史经验的总结比较法应用于修辞研究由来已久，是一笔重要的学术遗产。

傅惠钧教授曾以较大的篇幅对此作过较为系统的探讨。

本书他用简洁的文字为我们作了梳理。

他指出，早在秦汉之间解释经书的著作如《公羊传》《榖梁传》中，经师们就有意识地运用同义形式比较的方法揭示经书表达的“微言大义”；之后，历代都有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如宋代的任广、陈骙，近现代的杨树达、陈望道、张文治等，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王希杰、李维琦等的研究。

本书傅教授着重从两个方面归纳了前人研究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一是比较材料的发掘。

他指出《公羊传》《榖梁传》等阐释经书时就善于从同一部经书或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发现或变换出具有可比性的语言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并特别注意到《公羊传·庄公七年》首次运用了原文与改稿的材料，是为后世此类比较之滥觞。

他还指出两宋以来在比较材料发掘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搜罗经典著作中对同一内容不同记载的具有可比性的资料作研究，如《书叙指南》和《文则》都采用了这种做法，所不同的是前者仅是按主题排比材料供查阅，后者则进一步通过比较建立起修辞分析系统。

他还指出，现代修辞研究在比较材料发掘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作品原文与改稿的对比，这是继承基础上的重要拓展。

二是比较法的应用。

他指出《公羊传》《榖梁传》开创了异文比较和变换比较之先河，比较内容主要着力于词句，分析中既注意内部形式，也注意外部关系，如《公羊传·宣公八年》对虚词“而”与“乃”的比较，以及《定公二年》对“雉门及两观灾”的语序的比较等。

他还指出两宋时期比较法在方法论上具有了体系性，比较内容除了词句还涉及辞格与章法等，如《文则》在这方面的探索就极富价值。

他还研　修本版编辑／佩　兰78•初中 ２０１９．２ 指出现代的比较法更融入了现代修辞学的新观念，如陈望道在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分野中进行了多层面的系统比较，李维琦等对于广义借代用法的比较，王希杰在“零度——偏离”理论框架下的同义比较等，都富有开拓意义和现代价值。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同义形式研究的学术争鸣中，郑远汉、王希杰、林兴仁、陈光磊、傅惠钧等对同义形式比较在修辞学理论构建方面的贡献，促进了比较法应用的进一步科学化。

（二）对比较法的创新发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傅惠钧教授着力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开展汉语修辞研究与教学的比较方法论系统。

具体而言，他提出了四个结合：异文比较与变换比较相结合；内部比较与外部比较相结合；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相结合；共时比较与历史比较相结合。

这个比较系统既融汇了前人的经验，也体现了他的创造，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傅惠钧教授在他的古汉语修辞研究中对这一比较系统已有成功实践，本书除了继续在研究中应用外，还进一步拓展至修辞教学。

可以说，这是目前修辞研究与教学中最为完善且富有可操作性的比较研究系统。

这一趋于成熟的方法论体系，成了本书研究的重要基础。

对此，下文会作具体分析。

三、以比较法为基础全面建构汉语修辞分析系统正是基于对比较法在修辞研究与教学中价值的独特认识和对比较法的经验总结与探索创新，傅惠钧教授得以在写作中将比较法贯穿始终。

（一）比较材料的充分发掘运用比较法系统研究修辞规律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典型而系统的材料可供比较分析。

本书取材上最主要的做法是搜集修辞作品原文与改笔的原始材料进行比较研究。

现行中小学教材中的许多经典篇目，在收入教材时编者大都对其语言表达作过一些修改加工（教材先后版本有时还会一改再改）；而有的则是作者手稿中留下修改加工的痕迹，或在编辑文集时对原刊作品作了进一步修改。

本书傅惠钧教授对此作了全方位的搜集整理，获得了大量原稿与改笔的同义形式类聚材料。

这些异文材料成了本书最基本的比较材料，除了原文与改笔的材料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

比如 ，不同的书或文章中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的材料，如《史记》和《汉书》对鸿门宴情节的不同表述等；相同的书或文章中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的材料，如《醉翁亭记》中的“客”“宾”“宾客”的不同用法，《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向妻、妾、客三人所问相同问题的不同表述等；不同版本言语差异的材料，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以及原文与引文或仿句的不同材料等。

以上这些，都是异文材料。

另外，还有以增添、删减、位移、改换等变换方式获得的比较材料。

据不完全统计，本书所使用的修辞例子多达一千八百多例（而实际搜集到的材料更是数倍于此），除少数外都是对比材料，涉及引用书目多达二百余种。

如此扎实的材料搜集工作，为比较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比较框架的系统构拟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汉语修辞现象并不少见，但是以比较法全面构建一个富有特色的修辞学研究系统却不多见。

就修辞学本体研究而言，本书除了概说部分从理论上论述了修辞与修辞学的本质、修辞研究对象与范围以及修辞研究的创新思路等以外，主要创新都集中在第三、四两章上，即同义修辞上下篇上。

这两章在篇幅上有三百多页，占全书的一半以上。

傅惠钧教授认为，“修辞旨意符号化是修辞研究的核心内容”②，“修辞旨意符号化是借助修辞形式的选择来实现的”；“从修辞分析的角度来看，修辞形式是基本抓手，是修辞意义和修辞旨意的载体，是修辞主体所能调动的物质手段，是修辞效果得以生成的客观基础”；而所谓选择“主要是同义形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