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了长期的努力，经历了曲折、反复的实践过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铁的事实证明：任何成功，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结果；任何失败，又是违反这一原则所受到的必然惩罚。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历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防止重犯历史性的错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如何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去摸索解决。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有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准备和国情研究都不够的情况下，客观形势已经迫使党要在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工人运动的高潮，终于在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军阀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转入低潮。这就教育了全党：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单靠工人力量进行革命。因而，在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上，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实施，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发展了党的力量，推动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不少共产党人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了。

从此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更加紧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写了大量的文章。同时，又有不少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如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同志深入工农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以及革命的领导等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要把马列主义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探索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于是，不少共产党人提出了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保持党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指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封建军阀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初步结合的正确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所通过的历史文件中。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既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的后期占据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终于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也未能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尽管可以找出很多条，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大革命失败后，党很快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如火如荼的武装暴动中，创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方志敏、贺龙、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光有武装斗争而无根据地是不行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军井冈山，及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树起了第一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旗。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举行湘南起义，也有了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接着在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等广大地区，相继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且终于找到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又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毛泽东同志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党“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而，革命力量发展了，红军力量壮大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白区的党恢复并且发展了，星星之火即将发展为燎原之势。

但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使我们党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多次发生了左倾错误，其共同特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脱节。最突出的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生搬硬套马列著作中的字句，原封不动地照抄外国革命经验，形成了一条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艰苦环境中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白区的党损失94.6%，苏区的红军损失了90%。

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它教训了我们党：空喊马列主义口号，照搬别国经验是不行的，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于是，在党和红军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刻，全党觉悟了，撤销了王明一伙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同志等重新参加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从此，我们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

红军长征胜利，党中央到达陕北，我们党才有条件冷静下来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领导同志做了深刻的理论上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中，更对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作出了简单明确的科学概括：“我们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中心的问题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全党党员和干部要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现状的研究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给予马列主义的理论说明。

整风学习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了马列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们党自成立到延安整风的二十二年来，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

早在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党校第一次把马列主义